外放杭州
刘子正在中央党校期间，作为党委常委，一直兼任新疆班工作组长。他经常同赛福鼎副委员长等新疆自治区的领导成员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关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自己富有亲和力的作风体现党对民族干部团结、培养和教育的方针。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担任新疆班主任的是康生之妻曹轶欧。她作风不民主，引起新疆班学员的不满，不仅不自省反而向康生告状，谎称刘子正鼓动学员反对她。惯耍两面手法的康生，对刘子正一方面以“老乡相待”，每来党校必到刘子正处稍叙，还赠字画，送砚台，亲切有加。
另一方面，则处处予以压制、打击。在此情况下，刘子正继续在党校工作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面临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乌云笼罩之势，刘子正对多人流露离京之意。
康生也早有拆散党校一班人马的意图。他认为党校党委大都“与杨献珍一个鼻孔出气”，不能与他“同心同德”。校长王从吾上任后积极为杨献珍平反，被认为与党校“一帮”沆瀣一气，不到两年就被调走。党委老班底，相继被调离。作为一直被杨献珍信任的刘子正更当属调离之列。何处可去？彭真曾建议刘子正到新疆去工作，中组部则提出广东和浙江供其考虑。
刘子正认为浙江省的山东南下干部较多，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书记林呼加等在战争岁月就已相识相重，省委的多位领导都曾到党校学习过，也彼此了解。他们非常欢迎刘子正到浙江，商定安排刘子正到浙江大学任党委书记。时任省委副书记兼浙大党委书记的陈伟达，早在解放战争的支前工作中就已熟悉，他高兴地对刘子正说： “我现在兼任着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一职，省委、大学两头跑，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对工作不利。今后你来了就好了，把这方面的工作抓起来，省委是放心的”。
鉴于上述情况，考虑到自己曾任过教员，在中央党校工作过十五年，到学校工作不甚生疏，刘子正几经思考，觉得到浙江更便于开展工作。他决定离京南下，没有因远离中央而遗憾，反以离开是非之地而如释重负1963年初冬，刘子正到浙江省委报到。为了熟悉工作环境，他还到浙大与校党委主要成员见了面，听取了情况介绍，参观了校园和自己日后的办公室，并在校总务处为安家租借了家具。同年12月，全家的行李、书籍、生活用品打包发到杭州，刘子正随行李再次到杭州安排和确认工作事宜。
这期间，已任“康办”主任的曹轶欧也临时到了杭州，刘子正和时任杭州市委副书记的李元贞陪她游览一天。接触中，曹像是十分关心地问刘子正安排的什么工作？刘子正如实作答。她又问，这个大学在浙江排什么位置，李元贞介绍了大学的概况，说明这不仅是所省内的名校，电机系、光仪系和金属材料等专业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名的。曹又问刘子正： “住的情况安排的怎样呀？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好认个门儿。”刘子正婉拒道： “地方上比不上北京的条件，居住面积也就是同宿舍楼相当吧。现在行李堆得满屋，还没有打扫过，实在下不去脚啊。”曹轶欧幸好未再坚持。日后，刘子正不止一次说：我当时若让她来家一看，恐怕我这房子就住不成了。
1964年1月末，刘子正举家南迁。到达上海转车时，本拟住一两天即赴杭州，结果被安排在上海衡山饭店住了十多天。2月8日大年除夕8点才到杭州。下车后不见浙江大学的人员接站，刘子正顿生疑窦。未缓车马劳顿，刘子正就接到上级的通知，工作有变，先在家安心等候安排。一等仨月，刘子正已经感到此事与见到曹轶欧有关，定是康生从中作梗。对于这一突变，刘子正十分淡定，甚而是“处变不惊”。他只说了一句： “塞翁失马……”这半句语焉不详的话，在刘子正心理包含着多少层深意啊！正是康生自己通过他对刘子正的打击，公开了刘子正和康生在政治上、道德上、乡情上的界限，
1964年5月刘子正被分配到省人事局任局长、党组书记。他并未因工作安排的改变有所不悦，而是无条件地服从分配。他说： “工作是为党为人民干的，干啥都行。”
他一到位，就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干部路线。他认为管理、使用干部也是一门学问，只有对于部关心、爱护、培养和了解，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应该创造一种条件，要让老同志有充分运用经验、发挥水平能力的场所，也要使青年干部有脱颖而出的机遇。
人事干部人人应该做伯乐。对一个人的如何安排既包含对这个人的信任、培养，也包含对这个人能力水平的评估，以及对周围人的影响，必须公平合理地处之。此外，在干部的选用方面一定要以德见人，考察干部不仅要听他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要在长期的斗争环境中看到他是不是立党为公，一心为了党的事业发展。那种看上级脸色行事，处处揣摩某个领导个人心思，对那些借参加组织为名，行牟个人之利者要特别警惕。用人要坚持对“德”的考察。对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者的任用一定要慎之又慎。以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才能委以重任。
由于他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人事行政管理和业务建设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康逆迫害
康生被人称为“党内第一大奸”、 “迫害狂”。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康生打击陷害人的恶行“罄竹难书”。从延安的“抢救运动”、王实味之死，到解放战争时期打击黎玉、景晓村等一批渤海区党委的领导，深受其害的人不计其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迫害欲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接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最恶劣的典型案例，就是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当场下令逮捕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
康生大发淫威地发号施令： “凭我革命几十年的直觉，你赵健民是叛徒。给我抓起来！”当时的康生已经利令智昏，他认为谁是“叛徒”、 “反革命”，就凭他一句话。一向以“大理论家”自诩的康生，其主观唯心主义及横行暴虐令人咂舌。
康生整人，专挑熟人。历数山东的老干部，除几个在文革中受他指挥表演一番的人外，几乎无人能逃过他的毒手。在他主管的中央高级党校，主要的领导他都整遍。
康生主管党校后，起初竭尽笼络之能事，经常随和地造访几位常委，谈书法，论赏画，兴致来了还挥毫泼墨、尽显风雅。常委家中都有他的字画。刘子正经常赏评挂在自己室内的康生字画说： “其字画与人品刚好成反比。
康生对刘子正的打击迫害更加直接，主要是通过曹轶欧具体实施。按曹轶欧自己的说法： “刘子正是鲁中南的政委，我在那里做组织工作。”两人应属熟人。
1956年，康生重被启用时，其妻曹轶欧要求去中组部工作，终未如愿。康生便将其塞到中央党校。杨献珍看在老熟人的面上，与刘子正商量后安排她在党校短训班任主任，并增补为党委委员。开始她尚算律己，为人也算和善。康生主管党校后，她就常在党校尽显威风，常发脾气，逐渐露出那种颐使气指、趾高气扬的固态。这种表现引起了许多学员的微词和非议。甚至，一些人画漫画对她讽刺。她得知后暴跳如雷，一定要批斗这些学员，揪出幕后指使者。
一次，她无故不出席党委会议，会后党委秘书给她打电话说： “曹大姐，您以后有事告诉我一声，我好替您请个假。”不料，曹勃然大怒： “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来管我？”多次要求组织上处理这位秘书。还有一次，党校的老红军衡启先和几个人相约去看望曹轶欧。因正值午休，怕打扰曹的午睡，便在窗户外面翘脚看看曹是否还睡觉，不料被曹发现。自此，曹多次污蔑衡是特务，要求调查和批斗他（“文革”中衡在夜里突被叫走，不日离奇死亡）。所有这些事当时都由刘子正出面处理。在了解事情原委后，刘子正多次善意地对她劝疏、批评或顶住她的无礼要求，建议她与有关人交换意见，多做自我批评，消除误会以利团结。曹轶欧则认为刘子正庇护对方，心生嫉恨，但表面不露神色，常有示好。
曹轶欧对刘子正“亲切有余，真诚不足”。她经常找刘子正谈事、闲叙、商量问题，且推门而入，竭力显示她的亲和、随意、不见外。康生也与刘子正以山东老乡相论，几乎每到党校都到刘子正处小叙一番。当他对党校的情况逐渐熟悉后，一贯极左的面目大露。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康生夫妇一唱一和，不顾事实，责难“党校要放走右派”。在他们的压力和“指认”下，党校有三十九人被划为右派，连时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也被他定为“中右”。康生对刘子正在反右派运动、批杨献珍中的“消极”态度，颇不满意。他处心积虑地想予以整治而后快。刘子正离开党校，他也不放过。刘刚离北京，浙江省委就接到“康办”的电话：刘子正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能按原有级别安排工作。不能安排重要岗位，要限制使用。
“文革”中，康生跃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其害人的魔爪到处乱伸。刘子正在整个“文革”中受的迫害，大都是受康生、曹轶欧直接操控的。具体由曹轶欧指挥。现将审查刘子正的档案中部分材料，摘录于下（基于某种考虑，专案人员略去名字）：
1967年12月6日，曹轶欧对中央党校武某某、智某讲： “刘子正是鲁中南的政委……我在那儿做组织工作。将来把刘搞回来，让他交代。刘子正和侯维煜的关系不清楚。一切组织工作（问题）的根子在刘子正。刘是右的。”这把中央党校造反派的“火”引到刘子正身上。
1968年6月11日以后，曹轶欧对武某某讲： “要向刘子正调查赛（赛福鼎，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问题。”把烧刘子正的“火”引向新疆问题。
1968年7月12日，曹轶欧对智某说： “刘子正起码在干部问题上上是搞了不少坏事。”在新疆问题上没有挖到问题时，又把烧刘子正的“火”引向干部问题，实际是所谓“打击陷害曹轶欧”问题。
1969年11月18日，曹轶欧在浙江省专案组报送的刘子正的材料上批注： “刘子正是浙江的问题，也是中央党校的问题，很需要配合调查。这个材料提供了重要情况和重要线索。”调动浙江、党校的两股冲击力量，对刘子正南北夹击。
1968年11月30日，曹轶欧给郑某某的信中说： “关于刘子正里通外国材料，其中涉及刘重要问题。据党校专案组及葆华讲，其中材料党校久已掌握。我还有一点怀疑……”最后的“怀疑”不是指叛徒问题的可信度，而是让造反派把“叛徒”问题进一步查证落实，拿出“过硬罪证”。
1969年11月25日，陆某某给郑某某、武某某的信中说： “11月20日接到大姐（曹）来信，指示：浙江省刘子正专案组最近反映了刘子正在党校时与杨（献珍）、侯（维煜）、范（若愚）等人配合里通外国活动的情况，提出了重要线索和问题，要求党校配合和协助他们搞，大姐认为很有必要。大姐指示党校可先派一、二人去了解情况，听取他们对配合协助内容、方法等方面的要求，把情况带回来再研究。
随后，车某某便和浙江省专案组二办、刘子正专案组的人，两次找原新疆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谈话，并把诬陷杨献珍、侯维煜、范若愚的谈话记录，报送康生、曹轶欧。
1970年3月l2日，车某某给曹轶欧报送了“叛徒杨献珍利用新疆班进行里通外国的活动材料”。1970年8月19日，曹轶欧看了杨献珍新疆问题调查组提供的材料后，给车某某的信中说： “几份材料都看了，杨献珍果然在这个地区有文章。杨的上下关系人物，很值得注意。要慢慢深入了解，落实证明材料。……了解一下，刘子正、洛林、王中在新疆班的前后经过。”所谓新疆班问题，就是新疆学员对曹轶欧飞扬跋扈有意见。
1971年11月18日，遵照曹轶欧的旨意，车某某、辛某某和杨献珍、侯维煜、范若愚三个专案组组成联合小组，到浙江“提审”刘子正，用“车轮战”，连续审讯达一个月之久。1972年1月17日，车某某把“审讯刘子正情况报告”送给曹轶欧。报告说：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 “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迫使刘子正交代了“杨（献珍）、侯（维煜）、范（若愚）在党校打击陷害曹轶欧同志”，和“杨献珍勾结李维达、包尔汉打击赛福鼎妄图篡夺领导权的罪行。”得到曹轶欧的欢心。在上述材料所说的情况，刘子正只不过讲了些日常工作中的正常接触，经造反派加工“整理”，送曹轶欧交差。曹则如获至宝。可见曹欲整倒刘子正之心切。曹轶欧的话竭力隐蔽，但其陷害刘子正的歹毒之意，昭然若揭。
“文革”磨难
1964年5月刘子正担任浙江省人事局局长、党委书记。年内，作为省四清工作队副队长，深入到杭州市江干区开展四清运动。刚回机关不久，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刘子正到浙江时间不长，造反派几乎找不出可资冲击他的任何把柄。几次抄家，找出些康生和陈伯达这些文革风云人物的字画，硬说刘子正以此往自己脸上贴金，全部抄走。因实在无罪可定，便给他扣上个通用罪名“走资派”，停止工作。
开始，刘子正每天在机关写交代材料，晚上回家。后来为防止走资派秘密串联，造反派勒令他每晚8：30后方可离开机关。那时，公交不便，8点无车，刘子正夜行六七公里才回到家。这是变相体罚。他年少的儿子，只好骑自行车接送他。在路上，他常以革命乐观主义对孩子说，战争年代，为躲避敌人，或行军打仗，往往一夜行走几十里路。今天这点路算啥。他还就运动的看法，告诫孩子： “现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你们不要参与任何运动，事情总会有变”。他虽对文革的发展趋势难以预断，但对一些是非有其理性判断和清醒头脑。
这期间，浙江造反派到北京外调。刘子正在党校的“人气”不错，造反派斩获甚微。曹轶欧得知后，亲自会见、宴请外调人员，并面授机宜。这几人受宠若惊，对曹轶欧的话如获至宝，回浙江后，给刘子正罗织了“叛徒”、 “里通外国”、 “三反分子”、 “走资派”、 “杨献珍的黑爪牙”等一连串的罪名，并把他关入“牛棚”，隔离起来。说来荒唐，刘子正一生从未被捕、被俘，岂有叛变的可能。对此，刘子正后来说： “在浙江的莱芜人有600多名党员被打成叛徒，我这莱芜县委书记若不是叛徒，他们的叛徒罪名岂能成立？造反派需要我是叛徒。”荒谬绝伦的造反派逻辑。刘子正是“土八路”出身，不懂外语，除随贺龙到朝鲜慰问过志愿军，没有与外国人接触的条件，居然也可以“里通外国”。在那社会政治处于荒蛮状态的时候，没有常理可言。
随之，中央党校的造反派也秉承康生、曹轶欧旨意，杀气腾腾到杭州，对刘子正轮番批斗、反复逼问，妄图挖掘整杨献珍等人的材料。刘子正义正言辞地说： “我对党校的每位干部都很熟悉，他们的一言一行、脾气秉性也都知道。可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反党、反革命的言行。你们想否定党校的工作，我没有任何情况可以提供。你们也不要白费功夫了。”为此，刘子正受到无数次殴打和人格的侮辱，牙齿几乎全部脱落，胳膊被扭伤，几年不能自如活动。
为了打击刘子正的“气焰”，将其夫妇的工资全部冻结，每月按人头领最低生活费。此时，长女在北京病危住院，刘子正请求给点路费派孩子去探望，并给女儿点资助，造反派左批右报，拖延很久，只给了七十四元，连一个人的往返路费都不够。大女儿不治而亡，刘子正连得到信息的权利都被剥夺。他的侄子从北京打电话告知此信息，造反派纠缠十几分钟，最终没有让他接电话。事后刘子正凄然落泪： “没能帮上女儿一点儿忙。”造反派又以监督为名，让刘子正的全家挤在一起，腾出房间关押“牛鬼蛇神”。
1967年夏季，年逾花甲的刘子正和常年身患腿疾的夫人被送到嘉兴参加“双抢”，在高达38摄氏度的炎炎烈日下，每天除劳动还要受到无休止的训斥和批判。一起劳动的农民兄弟，对朴实和蔼、平易近人的刘子正颇为同情，彼此产生了深厚的友情。直到去世，刘子正一直保持着同这些朋友的友好往来。农民朋友看到他身上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感慨地表示：能与这样和蔼可亲的老革命相识，感到很荣幸。刘子正则以固有的革命乐观主义豁达地说： “或许应感谢‘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相识的机会。”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造反派忙于抢班夺权，一时放松了对刘子正的“专政”。他可以回家。但好景不长。 “九大”以后，刘子正再度被关押在乔司的五七干校隔离审查。综合刘子正几年被审问和责令交代的问题，多集中于他在中央党校负责新疆班工作期间，围绕维护民族团结及与分离主义势力作斗争的情况。更主要的是所谓“打击排斥康生、曹轶欧”。
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后， “文革”的形势一度缓和。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到杭州访问，了解到浙江尚有五名省部级干部仍被隔离在押。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一个月后刘子正被解除隔离。他是浙江被隔离关押时间最长的干部之一。在那人性被扭曲的时代，有多少怪事啊！刘子正本属副部级。到浙江后受康生干扰，降为厅局级使用。被隔离审查时却作为省部级干部，与几位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们关押到最后。
刘子正回家时，蓬头垢面，目光迟钝，肩搭两包，胸戴像章，举止使家人颇感生疏。全家高兴夹杂着苦涩。他知道外界的形势后说： “难怪报纸上一些文章的口气与去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该到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时候了。”他对文化大革命这种破坏党的民主与统一，践踏党的原则，目无法纪等做法，早已深恶痛绝，料定不会持久。刘子正不再隔离，还须去乔司五七干校“学习”。1974年被允回家，仍须每周到市政协参加“学习”
革命几十年，刘子正熟识的战友、同志、同事很多。就泰安地区而言，刘子正说，该地区出身的，在该地区战斗、工作过的，都彼此熟悉或相知。这使他在文革期间，应付外调、书写证明材料成了沉重负担，加之写交代材料，实属不胜负荷。刘子正对每一位被调查的老革命、老干部高度负责，竭尽保护之意，即便泰山压顶，也不写歪一个字。他还给办案人员讲革命传统、讲历史事实、讲时代背景，要用阶级属性和时代属性正确看待革命年月的人和事。对一些态度蛮横的外调、办案人员，刘子正以坚定的态度晓之以理： “我们党能够发展壮大到夺取全国胜利，就是靠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叫我说假话，诬陷一起浴血奋战过的同志，是办不到的。”刘子正这种极端负责的态度，保护了大批干部，招致了更大的压力。落实政策和拨乱反正时，不少同志登门、来函道谢。刘子正说： “否定历史事实，否定老干部们的革命功绩就是否定党。我只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要言谢。”
刘子正从1966年10月到1977年12月，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丧失了工作的权利，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受尽肉体和肉体和
精神的摧残。他获得人身自由后，因康生的问题没有正式揭露，迟迟没有作组织结论，也就是说，他仍未获得政治人格。直到康生的问题大白于天下，中共浙江省人事局党组才于1980年9月17日为刘子正正式作出结论。
关于刘子正同志的复查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四人帮”、康生、曹轶欧为了达到阴谋诬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党校设立所谓“杨献珍新疆问题调查组”，在浙江设立所谓“刘子正专案组”，莫须有地罗列所谓刘子正同志在党校和兼任新疆工作组长期间的问题和所谓“打击排挤康生、曹轶欧”等罪名，对刘子正同志实行隔离审查，把他打成“叛徒”、 “里通外国分子”、 “杨献珍黑帮”、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经复查，刘子正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他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兼任新疆班工作组长工作中没有路线错误。刘子正同志一案，纯属冤案。所谓“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黑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莫须有罪名，全系诬陷，应予彻底推倒。审查中的一切诬陷不实的材料应予销毁。由于刘子正同志长期被隔离审查给亲属子女造成的影响，应予消除。
中共浙江省人事局党组一九八O年九月十七日同年12月26日， 《结论》与刘子正见面，他本人郑重签下： “同意该结论”。长达十四年的政治磨难方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