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拂晓出发,沿着一条东流的河水走在狭窄曲折的北岸上,河的南岸是绵亘纵横的崇山峻岭,密林丛生,遮天蔽日,我们一路纵队,像条弯弯曲曲的长龙,一直走到日落黄昏,也没有见到一个村庄和半个人影,看来今晚又要露营了。
大家刚想休息,上级来了指示:继续行进五十里,于是,我们人不卸甲马不停蹄,拔腿又走了,大家都知道,为了飞渡险关腊子口,为了北上抗日,追加些里程不算什么,从路线图上看前边是有村庄的,而且据说还是比较富足的藏民区,有牛羊和粮食……
大家很高兴,一边走一边扯些乱谈,歌声也轻轻地飘荡起来,驱散了困和累,有人听见鸡打鸣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声音啊,村庄一定离这里不远了,我加紧步伐三步并作两步走,果然,眼前出现了一片茫茫的荞麦田,笼罩村头的树木,以及轮廓模糊的房合,可是架在河上的桥梁为何折断了,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鸡鸣一声比一声高了,狗叫一声比一声近了,已经临近了村庄了,整整走了一天一宿,这才算有了人烟,大家都在欢喜,说笑声更大了,谁都忘记了肃静忽略了警惕,突然哒哒哒……
一阵枪声大作,还夹杂着隆隆的大炮声,我们出乎意料地被埋伏在南岸的藏民袭击了。他们一边打着一边还喊叫着,不知说些什么,我们知道这是由于他们对我们还不了解,把红军和白匪一样看待,为了避免冲突,我们没有开枪,快步向前奔跑着,长龙队形打乱了,不知成了多少路,我在帮助参谋许德超同志赶驮骡,正在拿棍子打着驮骡的屁股,冷不丁觉得肚子一热,不好,我知道自己中弹挂彩了,我对许参谋说:“不好,我负伤了!”许参谋拽着驮骡回头对我说:“坚持一下吧,到前边再说,快走!”我咬牙跑出两里路,实在挪不动腿了,就倒在了路口,许参谋叫来了卫生员,卫生员急忙在我伤口处敷了药布,可是没有绷带,没办法,我只好解下自己的绑腿缠在肚子上,为了赶上队伍,许参谋把驮骡留给我了,我骑上它,走了十多里才到了宿营地——一块大的山坡。
这时已是午夜两点多钟了,团部在荒郊抓了几条野牛杀吃了,大家叫我吃,可我伤口剧痛,怎能吃下去呢,在疼痛和饥饿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部队又出发了,我的伤口在恶化着,不能随队一同前进,团首长研究了我的问题,杨勇政委说,阮参谋的伤很重,用担架抬着走吧,伍参谋长说:“还是让他骑我的骡子走吧。”首长们同意了,伍参谋长就把骡子牵到我的跟前,关切地对我说:“阮参谋,这个地方没有人家,找不到老百姓,不能丢下你,骑我的骡子走吧!”我哪能骑呢,再三地推辞着,
可是伍参谋长已把缰绳和鞭子塞到我的手里了,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一声不响地骑上他的骡子,这样走了两天,没被队伍拉下,可是伍参谋长自己却掉在团部的后边了,每天都被拉下三十余里,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脚气严重感染,走路时两脚迈不动步,我心里难过极了,从骡子上下来,惭愧地对他说:“参谋长,我骑了你的骡子,你就掉队了,你的工作那么重要,又生着脚气,还是你骑骡子吧!”“没什么,”他却这样对我说,“你的伤比我重,你只管骑好了。”我还是过意不去,就向杨政委汇报了这爪J隋况,杨政委对伍参谋长说:“还是用担架抬阮参谋吧。”他同意了,我这才交出了骡子,上了担架。一个担架班不到十个人轮流着抬我,没过两天,他们是病的病,倒的倒,掉队了四五个,我想这也不是办法呀!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也不要管我了,再抬两天,连你们都掉光了,我还是自己走吧!”我下了担架,只留下一个勤务员扶着我,和一个夫子挑行李,叫其他同志都回去了。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慢慢地向前移动着,这时我的伤口虽然很痛苦,可是心情却好多了,我不能看着同志们为我而牺牲。路上的尸体太多了,都是遇难的战友,是被藏民杀死的零散伤病员,我们除了表示哀悼之外,是无可奈何的,只有痛心而已,经过风吹日晒,尸体腐烂了,浓烈的恶气充塞空中,闻之刺鼻欲呕,这对我们的精神威胁很大,我们也在担心遭遇同样的命运,得想办法才成啊,我指着尸体对他们说:“看见没有?单独行走太危险了,我们要把路上零散掉队的病号都收拢在一起,人多了,就有力量了。”
他们听了我的话不断地宣传着,不久就集合起三四十个人来,其中还有背枪的,结队同行走的速度也陕了,顺着路标往前走,终于在一天下午我们赶到了宿营地,三草滩的不小的镇子,病号散了伙,各找各的部队去了,我在卫生队的人,他们告诉我:十团就驻在前边的村子里,我们又就到了另一个回汉杂居的大村子,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了团部,安置在一家回民家里,老乡很亲热,乐乐呵呵地把我们让进东也们老两口领着两个姑娘,挤在西屋里,问寒问暖,这时我们了,不愁吃的了,不愁听不懂话了,没有被杀害的危险了,当查完我的伤口说,明天开刀,真太好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别再成为别人的累赘。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就把我领到卫生队去了。卫生队离这四百米,在一个大房合里,一切条件都是简陋的,我倒在门板上,打了麻药针,手术就开始了。没觉得怎么疼,剪子咔吱咔吱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不久子弹就被取出来了,医生对我说:真险啊,还差一点点,肚子就给穿透了,可是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从门板上起来,觉得浑身清爽多了,带些药品就直接走回了自己住的屋子。这天下午,本该是我最喻快的时刻,手术也做完了,子弹也取出来了,可是听参谋们有意无意地对我说:“老阮,部队明天又要出发了。”我刚开了刀,怎么办?我的确着了慌,心里盘算着,部队不会把我丢下吧?我不敢多想了,就说:“尽量撵呗。”政治处的同志说:“那怎么行呢?掉队是危险的呀,若叫敌人抓去了怎么办?我们已经和老张讲好了,他们愿意。”老张是我住的这家房东,我已猜着了他们的意思,是要把我留下来,我的心里乱极了,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我说:“我不同意留下来,我不能半途而废,我要跟队伍一起走,留下,就当老百姓了。”他们可能把我的思想向首长汇报了,所以晚上杨政委就亲自找我谈话,在暗淡的灯光下,他耐心对我说:“阮邦和同志,冷静些吧,你想想你的肚子刚开刀,现在身体很虚弱,是走不动路的,而且目前又没有牲口骑,前卫部队每天都要打仗,你怎么跟得上吃得消呢,若是掉了队,你也知道,那是很危险的,马回子的骑兵在这一带还挺疯狂呢,你考虑一下,还是留下吧,等伤养好了再找队伍去。”首长这么诚恳劝我,我不能再固执了。我沉思了一下,提出一个要求,把勤务员和夫子留给我,一起当老百姓。
首长回去后,不一会儿管理员来了,他在西屋和老乡说了半天话,给这家留下不少的大洋,然后又过东屋来,给我们三个人也留下了二十多块大洋,我坐在炕上胡思乱想起来,参加革命几年来的经历就像一本连环画似的,一页一页地从我的脑袋里翻过去,我合不得首长和同志们,合不得离开自己的队伍,我的主意打定了,心里就像个明灯一样的亮堂。第二天,老早部队就摸黑出发了,临行时,杨政委、伍参谋长和同志们还来看过我,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着安慰和鼓励的话,大家的脸和目光,都流露着温暖的情感,我用乐观的情绪送别了他们。
天亮时,卫生队也走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呼呼地沉睡着,一直睡到快开早饭的时候,才醒过来,勤务员和夫子一边打着行李一边偷哭着,老乡看见了奇怪地问:“同志,你们打行李做什么?”“不做什么,习惯了!”吃过早饭太阳高了,大约有九点钟吧,我对勤务员和夫子使个眼神,那意思是差不多了,咱们也走吧,夫子背起我的行李,勤务员架起我的胳臂,我们就迈出了门坎,老乡更奇怪了,拦住我们问道:“同志,你们去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要去撵队伍。”“那怎么成,”老乡异常认真地说,“你的伤还没有长好,在路上是不方便的,还是在我这里吧,我这里有吃有用,姑娘们还可以给你缝缝洗洗,再说你们上级已经把你们留在我这里了。”可无论老乡再说什么,也打动不了我们的心,我们是坚决要走的了。
这一天,我们越过了哈达铺,一共走了一百三十里,在半路口,遇见了部队,他们惊奇地问我:“阮参谋,你不是留下当老百姓了吗?怎么又赶来了?”我说你们看见首长的时候,先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走了,我们尾随着。两天后,下午三点多钟,在一个村头的路上,又遇见了部队两个同志,他们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阮参谋你们可来了,你们看……”他们把一头毛驴子牵到我跟前,说:“这是杨勇政委和伍参谋长特意叫我们送你的,团首长知道你们赶到了,很高兴地说:‘好嘛,能够跟来当然更好了!’正好昨天部队打了一个大土豪,搞了一匹马、一头骡子三头毛驴,杨政委和伍参谋长叫我亲自把它交给你,叫你骑着它赶队伍。”
我的心里又是感激又是高兴,首长的关怀,阶级弟兄的手足之情,使我胸怀温暖,信心倍增,我骑上了这头毛驴子,第三天就赶上了队伍,从此由甘肃一直骑到陕北的吴起镇,结束了伟大的万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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