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反党、反八路军的李鲁瞻投机钻营混入了我党，又先后窃据了莱芜县委宣传委员和书记要职。当时，凡是对他的入党和任职有意见、有疑问的同志，都进行过坚决的抵制，从而避免了党的工作遭受到更大的损失。
关于这段历史，我曾在1961年编写的《中共莱芜的党组织是怎样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一文中有所披露，但不尽详细。现将进一步回忆和其他同志所提供的资料，详述如下。
（一）
李鲁瞻，原名李观亭，山东省莱芜县方下镇李家义村人，抗日战争前其家庭是地主，本人是学生，1926年他曾与我在方下高小同班读书。当时，国内各派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互相争夺地盘，连年混战，致使豺狼当道，民不聊生，学校不得不停办。绝大多数贫困学生都辍学务农，而家中条件较好的李鲁瞻学习成绩虽很差，却步入了曲阜第二师范继续就学。
1930年形势稍微平稳后学校开始复课。
然而，当我和原来一些同学回校读书时，李鲁瞻却以教员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原本曾为同窗，彼此应该坦诚相待，可他自以为“学识高深”，与大家毫无同学之情，说起话来装腔作势，趾高气扬，为此同学们对他十分反感。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同学们开始相互关注起各自的政治态度来了。有人说，李鲁瞻在曲阜二师就读期间曾被国民党逮捕过，是个共产党员，也有人说他是个托派，以后又有人证实他在曲阜二师读书期间，的确参加过托派的外围组织“读书会”。
后经查证，当年曲阜二师的党组织由于出现了叛徒，并出卖了校内八名党员，被国民党逮捕了二十四人，李鲁瞻确在其中。但因无人指证，加之李在审讯中矢口否认自己参加过什么党派，当局以证据不足为由令其家人保释，只是在其出狱判决书上写的是涉案“共产党”之罪。而叛徒究竟是何人一直无从知晓。在这段历史中，他的真实面貌一直是含糊不清的。
李鲁瞻脑子活络，能说会道，是个眼睛朝上，善于察言观色，精于阿谀奉承，喜欢吹牛拍马的人，尤其善于见风使舵和投机钻营，初次见面或者对他还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被他的这些假象所迷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北京燕京大学获得奖学金的流亡学生、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亓象岑同志回到莱芜，他四处奔走，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李鲁瞻见抗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觉得这是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快就与亓象岑同志取得了联系，并表示“愿意参加抗战，投身革命”。
亓象岑同志并不清楚李鲁瞻的历史背景，更不了解他的一贯表现，听他信誓旦旦的言辞，就先介绍他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然而，李对此并不满足，又与当时县委负责人秦化龙1同志取得联系，进而结识了北京的流亡大学生、中共山东省委特派员刘居英同志。
刘居英同志不是当地人，对李鲁瞻的历史和为人更不了解，只根据他一时的虚假表现就信任了他。
1937年11月，在秦化龙同志家中，刘居英、秦化龙两同志介绍李鲁瞻参加了党，从此他钻入了共产党内。不久，为了加强全县党组织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新的莱芜县委，由秦云川同志任书记，李鲁瞻任宣传委员。这就使他混入了党的县委领导机关。
（二）
“七七”事变后，日寇沿津浦线迅速南侵，吓坏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三军司令的韩复榘，他一面坚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立场，一面收拾起多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准备逃跑。
同年12月23日，侵华日军集中兵力渡过黄河占领济南后迅速向泰安、莱芜扑来，韩复榘惊恐万分，不战而撤，望风而逃。
在山东人民沦于日寇铁蹄下的危难关头，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决定立即在省内各地组织和开展抗日游击战来抗击日寇。1938年元旦，我们组织和发动了以泰安、莱芜、新泰等县为中心的徂徕山起义，建立了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并命名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简称八路军“四支队”）。
为了巩固这支新兴的抗日武装，省委决定抽调一些地方党的老同志充实到这支队伍中去。同时，为了开辟根据地，加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又决定建立新的莱芜县委领导机构。省委特派员刘居英和秦化龙两同志商定：新县委由李鲁瞻任书记，刘子正任组织委员，刘木易任宣传委员，刘宗汉同志为委员。
但是，这个商定结果当时尚未在党内宣布，我并不知情。
由于起义部队集结的大寺距泰安城和津浦线较近，一是不利于驻扎，二是也想扩大党和武装队伍的政治影响，向群众宣传“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的抗日救国道理，部队便分两路开展活动。其中一路，则从徂徕山转移到莲花山西边的省庄驻扎并整训。
我接到上级通知后，就立即赶往那里准备参加部队。一到驻地附近，哨兵告诉我到三中队队部去集合。这三中队，是由程绪润同志任队长，刘居英同志任政治委员，秦化龙同志任支部书记。刘居英同志见到我十分高兴，叫我先去一班休息一下，并说有时间找我布置新的任务。
一走进这支部队，我就遇到了很多熟悉的同志，才分开数日，大家就如同阔别已久的战友重逢一样，喜出望外。这个说到他这个班里来，那个又拉我去他那个班吧。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如何狠狠打击日本鬼子，扩大革命队伍，抗日热情溢于言表，十分高涨。
过了两天，刘居英同志找我面谈。
他告诉我，莱芜的老同志中大部分都参军了，这是巩固和加强部队的需要，但是地方开辟根据地更需要老同志继续坚持工作。他认为我入党多年了，熟悉当地情况，留在地方上作用会更大，要我就甭参军了。还说省委已决定成立新的莱芜县委会，负责发展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起李鲁瞻的一些“优点”，并当即宣布他和秦化龙决定由李鲁瞻任县委书记一事。由于事先我不知道李鲁瞻已由刘居英、秦化龙两同志介绍入党，并已进入县委班子担任宣传委员职务，我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讶，随即提出反对意见，明确表示： “不同意李鲁瞻任县委书记”。
理由是李的历史问题不清，我继续申述自己的意见：这些年他从未与地方党组织有任何联系。至于对他过去的一些传言，虽然证据还不充分，但从他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看，根本就不像个共产党员。如果此时让他任县委书记，同志们很难与他合作。
刘居英同志当时听不进这些意见。
所以，他的态度很坚决： “我对李鲁瞻是了解的，你们尽管放心。省委已决定了，个人要服从组织嘛……”
那时候，我虽是个年轻的党员，心中的疙瘩也还解不开，但组织观念很强，听罢我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我也明确地表示态度：“作为党员，我服从组织安排，但组织上也应该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考察一个干部不仅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时间会验证我们对他的判断的！”
刘居英同志只是沉默不语。
随后，他对今后的工作作了些布置，明确新县委要以八路军驻莱办事处（简称“办事处”）为掩护开展工作的方针。就这样，我带着对李鲁瞻任职的不解和刘居英同志布置的任务回到了莱芜。
一到家，我即向刘木易同志传达了刘居英关于成立新县委的决定。他对这个决定同样感到震惊，不赞成上级这样的安排，提出要再去找上级反映个人意见。我告诉他下级服从上级是党的纪律，该说的我都当面说了，你再去找他反映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是待进一步掌握了李鲁瞻的材料后，再用事实去说服他吧。
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些办法，以防患于未然。
第一，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党组织和发展的新党员情况，对李鲁瞻要严守秘密。
第二，对李鲁瞻所了解的党组织和党员情况，如果他自己说我们就听，不说就不去打听。
第三，对其他党的工作，已经公开了的可与他商量，尚未公开的就不能事先告诉他；见面或开会可谈些抗战形势和群众对抗战的思想动向。第四，约定好开会时间、地点后不能贸然前往，先隐蔽在会议地点远处观察，如果李鲁瞻有三个人同来就立即回避，若按约定一个人或两个人（李负责联系刘宗汉同志）同来就与他见面、开会。
此后，我们和李鲁瞻共开过两次会，但他每次都姗姗来迟。
第一次会是在铁牛岭村西面一片墓地里开的。我和刘木易同志如约到达预定地点附近等他，一直等到晚上10点以后他才出现。李鲁瞻则辩称：迟到的原因，是他到寨里村找巩裕斋联络共同抗战的事回来晚了。巩裕斋是当地有名的铁杆反共分子，抗战开始后曾多次公开宣称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李鲁瞻也完全知道这一情况。在未经组织研究的情况下，他就独断专行急于与巩裕斋建立联系，实在令人感到意外，这立即引起我们的警觉。
会上，李鲁瞻以“联合抗战”为由，极力主张与巩裕斋联合。我们则按照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的原则，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和坚决的抵制，会议无果而终。当约定下次会议时间、地点时，我们要求李鲁瞻一定要通知同为县委委员的刘宗汉同志一起到会。
第二次开会，李鲁瞻又很晚才到，且又未通知刘宗汉同志出席。
追问其原委，他却辩称未见到刘宗汉同志。开会晚到的原因是去亓家官庄找亓干晨商谈抗战事宜。我和刘木易两人听后都感到十分气愤和不解。
我当即向李鲁瞻指出这个问题，说去年就在他所在的张雨村家中与亓干晨谈过，可他是个顽固反共产党、反八路军的铁杆分子，不仅对我党的建议和主张拒不理睬，还到处散布“八路军不是正统军队，是浮萍草”，污蔑我们是“无知青年，瞎胡闹”等反动言论。此外，他还压制其他人（指张旭光、张维孟、刘作霖等）参加抗战。这种人能真心参加抗战吗？
李鲁瞻无言以对，会议又无果而终，也未确定下次再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根据这两次开会的经历，我与刘木易同志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李鲁瞻满脑子想的都是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根本就不是同道中人。
我们必须与他分道扬镳。
（三）
自从李鲁瞻钻入党内又窃取了县委领导职务后，他丝毫不顾刚刚形成的抗战大好局面，整天整日妄图把手中掌握的权力变成自己卖身投靠国民党的资本，实现自己出入头地的野心。然而，由于我们对他早有警惕并及早采取了防范措施，也就使他这个县委书记有名无实，并多次挫败了他破坏党组织的阴谋。
终于，他撕下革命的伪装，暗地里投靠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秦启荣，干起了破坏我党坚持抗战的反革命勾当。
1938年，党开始把工作重点集中在继续秘密发动、组织抗日游击队上，我就动员李雪峰参加八路军抗战。李雪峰虽与李鲁瞻为同族兄弟，但在政治上与他却格格不入，思想较进步，抗战前就被列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另外，我俩还是同学，他毕业后又到我家所在的刘封邱村小学任教两年，相互关系很好，对我也很信任。
当时，他所在村的几个财主家中都有枪支、弹药。
八路军“四支队”成立后，我建议他去村里发动群众，设法从财主手中取得武器参加“四支队”。他很赞同我的想法。为防止李鲁瞻出面阻扰，他暗中动员了李范亭、李德群等携带四五支步枪和子弹，趁着夜色到村西深沟汇合，准备一起去南山参加八路军。
不料，他们的行动被李鲁瞻察觉，于是李赶到了集结地点，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止。
李雪峰几个人虽同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终未成行。
第二天，李雪峰同志满怀怨气地找我谈及此事，并从我这里证实了李鲁瞻为阻扰他们成行的种种理由，结果完全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谎言。
八路军驻莱办事处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
在莱芜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前， “办事处”代行县政府的职权领导全县工作。办事处主任一职，一直由“四支队”所派的孙启明同志担任。李鲁瞻对支援抗日武装毫无兴趣，但对这个职位却觊觎已久，因此他在成立全县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时，需要对“办事处”的领导进行调整和充实。
李鲁瞻借此机会四处活动。
他想方设法要篡夺“办事处”的领导权，甚至不择手段，在该处工作的同志中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为自己夺权大造舆论。他散布说孙启明今后专职做统战工作为宜，无暇负责办事处的事务。
亓象岑同志对此也有所察觉，多次找我谈了对李鲁瞻的看法，其他人也很快识破了李的真实目的。大家交换了各自的意见，一致认为亓象岑是全县仅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较多，对发动、组织徂徕山起义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中也有威望，应该由他来担任办事处的领导工作。
办事处从“苍峡雷鸣”旁塔子小学转移到鲁西村后，在全体会议上，大家一致选举亓象岑同志担任副主任。李鲁瞻的篡权阴谋成为“一枕黄粱”．
徂徕山起义后，“四支队”接连与日寇打了三四仗，名扬四方。但是，此时的李鲁瞻不为我党的抗日武装办实事，反而走东串西，鬼鬼祟祟，行踪可疑。为此，亓象岑同志也开始对他失去了信任，便通过李冠民5了解到李鲁瞻在此期间积极参与反共、反八路军的各种行径，并立即报告给了我。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为了实现挤走共产党重新霸占莱芜的目的，指使莱芜县国民党反动组织“复兴社”头子巩裕斋，在仪封、寨里等村秘密召开全县十个旧区政府的区长会议，试图东山再起。这其中有寨里区的卢逢江，鲁西村的王鼎三，雪野区的邢铭三，口镇区的魏佑宏等人参加。
在会上，巩裕斋还以蒋介石的名义（其实是秦启荣）给各个区长颁发了委任状，要求他们挖出各区埋藏的枪支，恢复原区公所和各区的武装，发展“复兴社”组织，阻挠共产党、八路军发展。会后，各区遗老们开始按照他们主子的旨意，拼凑反动武装，压制群众的抗日运动，截夺群众给“四支队”的给养，逮捕我工作人员，破坏全县蓬勃发展的抗日运动。
此时，身为共产党县委书记的李鲁瞻，不仅直接参与了巩裕斋的这一反共、破坏抗日大好局面的阴谋策划活动，还与鲁西区高小校长田鹤亭6、莱城第二高小校长张秉法等“复兴社”分子沆瀣一气，筹建教育界的反动组织，向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邀功请赏。不言而喻，李鲁瞻卖身投靠的狐狸尾巴更加暴露无遗。
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为了寻找机会打击张店至博山铁路上日伪的有生力量，八路军“四支队”秘密转移到淄博马棚一带。八路军办事处在鲁西村仅有二十八人的武装留守。此时，龟缩在莱城的秦启荣得到了这个消息，唆使其所属的地方反动武装公开制造摩擦，乘虚而入，占领鲁西村附近的堂子庙和鲁西的北岭，妄图把我“办事处”挤走或消灭掉。
而在此紧急关头，李鲁瞻却不知去向。
我急中生智，立即动员“红枪会”前去救援。当头领亓象德带领众员将这股敌人赶跑后，李鲁瞻这才从鲁西村北岭出现，行迹十分诡异，连亓象德也认为李的这一举动有通敌的嫌疑，骂他是个汉奸。
秦启荣见一计不成，又命令驻扎新泰县羊留村一带的反共老手何进步率部北进，杀气腾腾地扑向鲁西村，妄图一举消灭我留守武装。
我们仍动员“红枪会”亓象德率九区、十区的“红枪会”迎战敌军。战斗尚未打响，李鲁瞻时而叫嚷着要血战到底，时而又散布悲观情绪，表现十分异常。
见大家不为所动，转眼他又不知去向。
当这股敌人占领了毛埠村一带眼看就要逼近鲁西村时，亓象德带领的“红枪会”趁何进步轻敌冒进之际突然发起反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夺路而逃。秦启荣策划的阴谋再次以惨败告终。何进步的这股武装也因此大伤了元气，从此在当地再没有听说这股敌人的下落。
盘踞在莱城的秦启荣得此消息后恼羞成怒，贼心不死，再次调集手下人马进攻鲁西村。这一次，他是命其“精锐”部队杨锡九部为前锋，沿泰莱公路西进，一路杀来。
而杨部则依仗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先是冲散了刘家庙村的“红枪会”，烧掉了该会的神堂，报了“红枪会”的一箭之仇，然后又趁势西进到沈家岭村安营扎寨，他们挖战壕，修工事，扬言要与“红枪会”决一死战。
由于“红枪会”与何进步作战时已有伤亡，加之杨锡九部烧了刘家庙的神堂，亓象德已无心恋战。 “办事处”遂陷入孤军奋战、寡不敌众的危险境地，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分析了敌我态势，立即派刘舜卿、刘木易两同志日夜兼程，奔赴淄博马棚村搬兵回师，以解鲁西村之危。
正在这关键时刻，有人向我报告：李鲁瞻伙同亓干晨等人已在沈家岭、刘家庙为准备“迎接胜利”，四处张贴反动标语：
“国民党的军队是正统派。欢迎秦启荣治理莱芜。
欢迎英勇善战的杨锡九打前锋。打倒共产党。
八路军为非作歹，屠杀人民。…’’
我向办事处通报了李鲁瞻的这一罪恶行径，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八路军四支队主力闻鲁西村告急，立即秘密赶到鲁西村周围，稍作休息后，他们于次日凌晨主动向驻扎在沈家岭的杨锡九部发起突然攻击。
由于事先未发现我军回师行动，战斗打响后杨锡九方知面对的是英勇善战的“四支队”，这时他惊慌失措，遂率部狼狈向莱城逃窜。
“四支队”乘胜追击，敌人一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我军趁势一举占领莱城北面的制高点一一鹿鸣山（也叫矿山子）。“四支队”司令部也从鲁西村移至更靠近莱芜城的方下村，摆出了一副随时可以攻城的架势，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饭也顾不上吃，部队已极度疲惫。
当天下午2点左右，我去司令部了解部队给养情况，负责后勤的同志告诉我，部队只有一天的干粮，急需尽快得到补充。我骑车快速往鲁西村赶去，准备布置办事处的同志到各村筹集粮食。
当我刚出时家方下村西门外时，迎面正好碰上骑车而来的李鲁瞻，我问他干什么去了？李称他亲眼看见兰沟崖村方向有一股敌人正向“四支队”司令部包围过来，要去司令部报告。
说完他就匆匆离去。
忽地我脑子里“格登”了一下，想当时联络站并没有接到敌情通报，况且在这个方向不可能出现敌人，但我又急着要去安排部队给养，因而无暇顾及他。
听了李鲁瞻的报告后，司令部立即派出一部分队伍去蓝沟崖一带搜索，结果根本没发现有敌人活动。但这行动无疑使“四支队”分散了兵力。几乎与此同时，从莱城方向来的一伙敌人打着“万”字旗，由鹿鸣山东侧向山后迂回，明显有包围鹿鸣山的企图。司令部审时度势，即命令部队撤出鹿鸣山返回鲁西村。
不幸的是，部队在撤退过程中被敌人紧迫不舍，为掩护部队安全撤离，班长张学孔等十多个同志英勇作战，壮烈牺牲。
后经查明，李鲁瞻谎报的“敌情”，是当天上午我军在攻占鹿鸣山时蓝沟崖村外一些眺望战斗的群众。事已至此，无论“敌情”是真是假，无论与同时出现包抄我军的敌人是不谋而合，还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分兵之计，李鲁瞻都脱不了破坏我军战斗行动、造成部队被迫后撤并蒙受伤亡的干系。
对此，李鲁瞻难辞其咎。
李鲁瞻心里也明白：县委、 “四支队”和广大群众决不会饶恕他所干的罪恶勾当。事后，他对其堂兄弟李华舫7谎称自己要去鲁南的一个干校学习，便逃之天天。
实际上，李鲁瞻是秘密跑到位于沂鲁山区东里店的国民党反动派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那里去受训。他一心想得到沈鸿烈的信任和重用，好捞个一官半职。但事与愿违，沈鸿烈只分配他去国民党办的“四联中”任了个教员。
这使李鲁瞻大失所望，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可为了避避风头，他才委曲求全地暂干段时间，等到莱芜广大群众对他的唾骂、要求制裁的风声平静后，再溜回家中蛰居起来。
从李鲁瞻一系列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是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也是一个公开反党、反八路军、反人民的干将。他必定逃脱不了人民对他的惩罚。
（四）
从开始接触李鲁瞻到最后法办他，我和刘木易及其他一些同志本着对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多次向上级组织和有关领导反映他的问题。
第一次反映，正是八路军“四支队”首次进驻鲁西村之时，队部就设在一个姓亓的农民家中。
在他的院子里，我和刘木易同志围坐在磨盘前，向刘居英同志汇报了李鲁瞻的问题，包括开始对他所采取的防范措施、暗中联系巩裕斋、阻挠破坏李雪峰带人带枪参军等情况，明确提出： “李不可靠，不能继续任用”的意见。
但是，由于先人为主，刘居英同志对此根本就听不进去，反而批评我们对李的做法不对，并坚持认为李不会不抗战，是可以信赖的。
第二次反映还是在鲁西村。
我和刘木易再次向刘居英同志汇报李鲁瞻拉的问题，一是他拉拢亓干晨，妄图对“办事处”篡权，二是伙同田鹤亭、张秉法等人破坏抗战，三是参与和帮助巩裕斋召开全县十区旧区长会议，与我抗日政权分庭抗礼，等等。并明确提出为了避免损失，我们不能再和他一起工作了（实际上早已分道扬镳），请组织另派书记。
刘居英同志在事实面前表示： “你们可以慢慢地脱离李鲁瞻”，而对另派书记一事始终没有表态。
第三次反映，正是刘木易、刘舜卿两同志到淄博马棚请兵回击秦启荣之时，我们又向刘居英同志汇报了李鲁瞻在对“红枪会”打堂子庙与抗击何进步的进攻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第四次反映是“四支队”从淄博回到鲁西村的时候。
我向刘居英同志汇报了李鲁瞻伙同亓干晨等人在沈家岭村一带张贴拥护秦启荣、反共反八路军标语的投敌行为。当“四支队”从时家方下村撤回鲁西村，这时我又向刘居英同志报告了李鲁瞻向四支队送的是假情报，以造成了我军的失利。
最后一次，我向刘居英同志汇报了李鲁瞻逃跑的情况，即逃到国民党沈鸿烈那里受训和回家蛰居。同时，我又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莱芜县委书记刘莱夫同志。
正是由于这样不断、反复地反映和汇报，才使领导开始对李鲁瞻其人其事的本质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最终决定要伺机除掉这个钻入党内的异己分子。
1938年底，在我们查清其行踪和落脚之地后，八路军四支队保卫部派人对他实施抓捕，在去李家义村的途中，他们在陶家陈村山坡上迎面碰到他，当即将其捉拿归案。
在审问过程中，李鲁瞻供认不讳：自从1937年混入党内，他还参加了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复兴社”。并承认与“复兴社”头子巩裕斋、三青团头子亓干晨8等人联系密切，为卖身投靠和邀功请赏而鼎力合作。在无数事实面前，李鲁瞻深知自己罪不容赦，也不作任何申辩。
最后，他被宣判死刑，这个混入我党内部的阶级异己和敌特分子终于铲除了。
（1983年3月16日完稿于金华）
ocr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