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刘少奇同志大冤案进行彻底的平反昭雪，恢复了少奇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我表示衷心的拥护！
我是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第一期学员。
1948年夏，我一入校就聆听了少奇同志在开学式上所作的重要报告。他用朴实的语言和坚定的信念，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并为建设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再立新功。
他的报告对于全班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后来，这篇报告整理成文，成为全国各级党校开展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文献。今天我们重温他的教诲，仍感到十分亲切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使我们更加深切怀念少奇同志。
后半年，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国共力量对比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加上决定国共两党胜负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全国范围相继展开，并取得节节胜利，以致使国民党精锐部队土崩瓦解，北平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陆续回到人民的怀抱，从而使蒋家王朝将走向彻底覆灭。
同年底，正当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我国民主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候，党的工作重点也将由农村转向城市。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但有不少同志对我们党今后工作的认识并不清楚，甚至出现“打了天下坐天下”、 “革命即将成功，从此放马南山”的盲目乐观情绪。
针对理论学习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偏差，少奇同志专门抽时间给学员们作报告。他从党的今后任务出发，结合党员干部所反映出的思想实际，提出了几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马列主义？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不学行不行？少学行不行？
少奇同志指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运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所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反之，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对理论的实践发展壮大起来的。
党在发展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错误的教训。
只有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少奇同志深情地对我们说：等到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推翻了旧政权以后，我们就要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重任，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搞得不好，别人也能为此而来推翻我们。
他甚至举例说，唐太宗与魏征争论过一个问题，即创业难还是守业难？中国历史上历朝皇帝都存在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能守住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我们党所面临的问题与“唐魏之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守业，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和维持其封建统治地位；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着眼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还要通过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
这就需要我们几代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奋斗啊！少奇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今后的工作仍然是继往开来，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为民族彻底解放继续创业，而不是局限于单纯的“守业”。
党的使命依然是任重道远。
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不成。少奇同志最后谆谆教导我们说：以前我们在山头上，遇到的事情比较单纯。现在下了山，进城了，所遇到的问题就会比原来复杂得多。我们要管理和建设全中国的工作势必会更加艰巨。这就需要我们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知识，用于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分析和解决各种新的问题。从而使党的事业能少走弯路、健康蓬勃地向前发展。
少奇同志的报告在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通过讨论学习，大家的思路和视野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学员们一致认识到：我们的党即将进入全面执政的崭新阶段，新的时期将带来很多革命战争年代所未曾遇到过的新挑战。
实际上，少奇同志是站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高度，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提出了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努力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理论水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长期民主革命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全党重要的宝贵财富。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单纯的经验已不能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所要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由于长期战争和在艰苦环境中从事根据地或土地改革的实际工作，很少有时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缺乏理论修养和执行政策的水平。单凭一股革命热情，是难以胜任连年征战和繁杂工作的，甚至失误或犯些错误。
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错误，许多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早就总结过的。所以，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会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至少可以少走弯路。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才能做到心中有目标、眼中有全局，才能明确肩负的历史使命，更加自觉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遵照少奇同志的这些教诲，我们全班学员学习热情十分高涨，许多同志经常挑灯夜读，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了更好更快地吸取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学员们克服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采取“以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独立思考，循序渐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当时，学员中有一句口号： “学习、学习、再学习”，就充分反映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热情和决心。
1949年初，中央马列主义学院随党中央进入了刚刚解放的北平，秋天搬进了颐和园东侧一个旧时叫“自得园”的大院中，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也被抽调充实到党校的工作岗位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条战线的干部急需培养和提高，党校的培训任务十分繁重。可是当前百废待举，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和医治战争创伤阶段，接踵而来的抗美援朝又耗资巨大，国家财政十分拮据。
因此，时下党校校舍极其有限，不能容纳更多的干部来学习。
为了迅速适应培训干部的需要，少奇同志提出，要继续发扬延安时代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因陋就简，修建些简易平房，这样总比延安的窑洞要好些。根据少奇同志指示精神，学院很快修建了一片能容纳300多人的平房，并迅速接纳了大批前来培训、深造的干部。
我深深地感到，这种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工作作风，在党校各个时期贯彻始终，并指导着我们党最高学府的建设和发展。
少奇同志十分关心党校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具备一支健全的师资队伍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1956年，少奇同志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指示： “中央党校的师资队伍可以增至800-1000人的规模。教师既要教书，也要读书，开展理论研究，还要经常走出校门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师资力量如果不够就轮不过来。
他还特意嘱咐我们： “人多了，要有计划地派一些同志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锻炼，以避免固步自封和教条主义的发生。”
为了打消一些同志的疑虑，少奇同志明确指出： “教学工作就是创造性的工作，不能死搬书本，还要开展一些理论研究工作，编制大一点好。但是，学校的行政编制要控制，不要大了。”
按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精神，中央党校安排了多位国内著名专家和学者来校讲课，并每年从各个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一部分人充实到讲师队伍中做辅助工作，逐渐使各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健全起来。
从1958年开始，党校就分期分批组织一部分讲师以上的同志，分别到河南、湖南、山西、上海等地下放锻炼，担任县委、公社、工厂的党委副书记，有的还到车间担任支部副书记。经过这样的实地调查和挂职锻炼，教师们普遍反映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做法成效显著，都说我们“眼界开阔了，讲课内容丰富了，文章也好写多了”。
有些青年教师被分期下放到山西太古、湖北邵阳地区参加劳动锻炼，不仅强健了体魄、结识了工人农民朋友、密切了群众关系，还懂得不少生产和科学知识，受益匪浅。这样连续进行了三年的走基层活动，充分证明少奇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它对于我党理论研究和教书育人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了进一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巩固教师队伍，党校准备按照国务院刚刚颁布的有关规定在校内推行学衔制度。当我们就这个问题请示少奇同志时，他十分明确地表示：实行学衔制度很有必要，既能让讲师们安心工作，又能促进党校向正规化发展。
当然，他又说你们在具体实行中要从实际出发，以教学水平为主要依据，循序渐进地展开。
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将学衔标准公布于众。
先是经过教研室提名，群众评议，最后由校党委综合平衡，分别授予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的学衔。
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大大激励了教职员的工作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党校教学队伍向更高层次发展。
1951年初，为了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根据党中央和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党校在全校教职员工中进行一次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
在整党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十几名党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中多数过去虽已作了组织结论，保留了党籍，但在小组、支部直至校党委讨论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时，仍出现许多不同意见。有的主张重新处理，开除党籍，有的则主张维持原有的结论，一时间各种意见纷呈、争论不休，难以定夺。
校党委一致认为，应该请示少奇同志。
同年11月，杨献珍同志带我和作整党工作的同志到少奇办公室去请示。少奇同志非常平易近人，态度和蔼，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为了便于听取指示，我们原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向他汇报，没想到少奇同志却十分敏锐，说你们先讲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咱们共同研究解决吧。
他耐心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当即明确表示：
我们党制定的政策是统一的，有连续性的。处理问题的原则也应当前后一致。对于历史问题，经过内查外调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就应当维持原来所作出的组织结论。如果发现以前结论的事实依据有误，可以重新下结论。如果处理问题的事实依据没有错，就不需要再重新进行处理。
至于处理的轻重问题，要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本人的一贯表现考虑进去，有的可能轻了一点，有的可能重了一点，不必再去追究。如果查出本人还有其他对组织有隐瞒的问题，就要看问题的性质与本人的态度，并按政策给予恰如其分的结论。少奇同志的一席话使我们顿开茅塞。
最后，他还认真地征求大家的意见，问这样处理你们看行不行。行！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
就这样，一个原本看来十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结果只花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就全部得到了解决。少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民主作风，以及他抓住要点、举一反三的领导艺术，使我们每个人深受教育。
后来，我们在工作中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1955年党校在进行“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中，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又对一些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内查外调。按照少奇同志所作过的指示精神和基本原则，我们处理得很顺利，过程也很快，真正达到既弄清了问题又团结了同志目的。实践证明：少奇同志的指示对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完全正确的。
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1958年以前的中央党校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以至于许多干部至今回想起来，仍难以忘怀。
然而，自从那个身居高位的“理论家”插手党校工作以来，一阵又一阵掀起狂风恶浪。他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疯狂迫害杨献珍等党校主要领导和师资骨干。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林彪、 “四人帮”及他们那个“理论权威”肆意妄为、横行霸道，对党校的教师和干部妄加罪名，残酷批斗、无情打击，把十几年培育起来的教师和干部调动得七零八落，甚至连党校的校舍都拱手让给了其他单位。
少奇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学经验和光荣传统，也被全盘否定，并妄图以此来否定少奇同志的历史功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少奇同志对中央党校所作出的贡献，中央党校在干部教育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他们是抹杀不了的。粉碎“四人帮”后，那些优良传统和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激发出新的活力，使我党的理论教育事业得到新的发展，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少奇同志。
我深切怀念少奇同志和在他指导下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岁月。（198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