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同志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战友。在我们相处的十五个年头里，他的件件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1948年，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战略大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这大好形势下，党中央为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决定开办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并下达了招生的通知。
当时，我感到全国解放已近在眼前，随着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我们党将引领我们迈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崭新阶段。由于多年忙于战争和工作，自己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过政治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恐难胜任工作，于是我便向党组织递交了希望能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报告。
组织上很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经过十多天的行程，我于1948年11月20日，抵达党中央所在地附近的河北省建屏县（后划归为平山县）李家口村，成为马列主义学院开班后的第一期学员。
第一期学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同志，大家也都熟悉艾思奇同志的名字，听说他要来学校任教，每个学员都很高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鲁中泰南地委工作时就听说艾思奇同志是哲学家了。
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指示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一点哲学，可在当时敌后艰苦战争环境中，哲学方面的书很难找到。后来我好不容易借到了一本传阅已久、表面已经破烂不堪的石印本《大众哲学》。我背包里面原来只装着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现在又有了这本《大众哲学》，只要工作稍有空隙我常读这本书。它伴随我经历过一段战斗历程后，才将这本书物归原主。
在未读《大众哲学》之前，我也听其他同志讲过一些关于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抽象的名词概念，原本总觉得这是一门十分高深的学问。读过此书后，我才逐渐打消了关于学习哲学的顾虑，开始认识到哲学并不是那么难学、难懂，它与我们的工作，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从实际社会活动中高度总结出来的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掌握了这一理论知识，我们就会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事物面前，通过现象去分析问题的实质，抓住要点并找出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认识到了这些，我对学习哲学的信心随之增强，兴趣也日益浓厚起来。
可以这么说吧，正是读了艾思奇同志写的这本《大众哲学》，才成了我向组织提出去马列学院学习的主要原因。
在两年多的学习生活中，艾思奇同志经常给我们讲哲学课。
那时，凡给我们讲过课的同志都被称为教员。从此， “艾教员”这个称呼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直至多年后我和他在杭州最后一次见面时，仍称呼他“艾教员”感到很顺口、很亲切。
艾思奇同志讲课总是循序渐进地启发大家的思路，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在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时，讲“从猿到人”、讲“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和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革等等，学员们都饶有兴趣，学习效果十分显著。
通过这些基础理论的学习，绝大多数学员都提高了理论水平，开阔了眼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启发，起到了转变世界观的作用。我也进一步真正领悟：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不仅仅是要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中国，而且肩负着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必须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建设一个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进而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艾思奇同志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教育和帮助了我把过去对党的事业那种朴素、直观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使我更加自觉地牢固树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人生观。
由于工作需要，入院学习刚刚两年的我就被调出学员班从事院内组织部门工作。从此，我就与艾思奇同志成为了“同事”、我们同开会，同学习，朝夕与共，交往多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也日益加深。
艾思奇同志是我党著名的哲学家，不仅学术造诣高、学问大，办事也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他学习刻苦，工作勤奋，写讲稿和作文章都是亲力亲为，自己动手。疲劳了他就到凉台、湖边散散步，接下去又是奋笔疾书。一动笔，往往就是到深夜或彻夜不眠。
平时他虽然沉默寡言，看似十分严肃，但待人接物淳朴热情，对同志诚恳，平易近人。我们两家是邻里，办公室就在隔壁，平时无事很少看他串门闲聊。有时他外出散步或路过我的宿舍门口就会进来转转。交谈一下工作，聊一聊身体和生活的情况，言谈轻松愉快，完全没有什么“权威”的架子。
艾思奇同志十分重视教学实践工作。他要求教学干部多多走出校门，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实践中去，并将在群众中汲取的营养或经验运用到理论教学中来，使学员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理论在指导工作中的实际作用。同时，通过教师们的深入基层，也可以提高教员的认识水平，避免产生教条主义。
所以，在酝酿教学人员下放锻炼时，他就反复向我提出“要到农村去”。因考虑到他身体不太好，我劝他不必去，他却态度十分坚决：“还是要到农村去，艰苦些好。”后来，校党委会上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又主动报名参加下放运动。
在他的多次主动要求下，1958年下半年党校派出了以他为首、罗扬实同志为副的十六位教学干部，到河南登封县下放锻炼。其间，艾思奇同志还担任了登封县委副书记。像他这样身体不好、年事又高的学科带头人，还要积极争取到农村去。
他的这种以革命工作为重的精神，对党校其他干部参加下放锻炼起到了示范和鞭策的作用。
同年春节前，我随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等地去看望和慰问下放干部，在经过河南登封县时我们见到了艾思奇同志，我真诚地提请他提前回校，好好休息，他执意不肯：一定“要与其他同志同来同去”。就这样，艾思奇同志一直坚持到次年七月，才和大家一起回校。
回校后，向我介绍下放干部表现时，他兴奋地说，他们通过深入到公社、大队与群众“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大有收获，不枉此行。也谈了许多自己在农村的真实感受。他总结说，和群众“三同”的好处是易于联系群众，能向群众学习，增强了群众观念。由于亲身参加了实践，他学到了许多生动而实际的知识，这对于提高自己业务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深有体会地谈到：从事教学和理论工作的干部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必须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必须抽出一定时间到实践中去吸收一些新鲜的、直接的感性知识，而单靠长年累月坐在学校里读书研究是不可能搞好工作的。
下放运动结束后，他还把自己在农村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下放锻炼的收获和体会作了较为全面总结。其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仍然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1958年11月，艾思奇同志撰写的《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文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4期。文章针对当时工作中所出现的“浮夸风”、 “共产风”、 “高指标的不正之风”提出了批评，明确指出：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又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制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过高指标的做法是错误的。
当时，在许多同志头脑很热的情况下，他却能依照哲学理论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批评，说明他是恪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现实工作中所出现的偏差进行了有力的分析和批评。
这篇文章给了我许多新的启示，也成为我对认识当时所盛行的不正之风和错误倾向的主要依据之一。
艾思奇同志讲课和写文章喜欢独立思考。
记得五十年代初，党校曾请一些苏联专家来讲课。教研室有的同志片面地认为： “他们是正统马列主义者，可以直接采用他们的讲稿教学。”艾思奇同志明确地拒绝了这种做法，说“不要照搬外国的东西”，并积极编写自己的讲稿。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他还向校党委提议，要尽快培养我们自己的教员来替代苏联专家。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很有胆魄的建议。不久，中央党校加大了人才的选配，迅速发展和壮大了党校的师资和理论研究队伍，肩负起了全校理论教育的任务。
六十年代初，党校开办第4期新疆民族干部班，校长委托当时已任副校长的艾思奇同志分工负责。我在该班负责日常工作。有些重要的事宜，我经常需要向他汇报和请示，他都耐心地听取和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时常叮嘱一定要把这个班办好。
艾思奇同志还专门给该班讲过学习哲学的引言报告，为学员们拟定学习的方向和思路。课余时间，他经常和一些学员促膝谈心，解答疑难，与他们建立起较深的友情。
他语重心长地对学员们说，要搞好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是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所以，汉族也好，少数民族也好，都应当不分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互谦互让，团结一致，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
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说民族团结的话题，吕振羽同志是苗族，翦伯赞同志是维吾尔族，他家的祖先原来是蒙古族，却长期留住在了云南边境。共产党人从来不以民族的不同来划分界限，也从不人为地制造隔阂，对任何民族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他的这些话，对促进各民族团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艾思奇同志对党交给的工作从不推托，总是积极努力地去完成。对党的会议，只要他没有校外的任务就一定按时出席。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支援国家，他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一万元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对此，他还格外嘱咐我不要对外宣传。
1964年，我在被调往浙江工作之前，特意去艾思奇同志处辞行。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在一起相处这么多年就这样要分开了，送你点什么东西作纪念呢？”我说： “你过去送我的一幅齐白石山茶花画，可以作为纪念，不要再送什么了。”话别中，我看到他办公室墙上挂着他书写的一张《实事求是》条幅，玻璃板下压着他临写的一幅《龟虽寿》横幅，于是两人的话题自然就谈起了这两幅字的寓意来。
艾思奇同志告诉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倡导的工作作风。早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就一直学习和贯彻这个根本原则。无论从事教学还是做其他实际工作，我们都必须认真地坚持和贯彻它。”
我问，听说毛主席曾称赞《龟虽寿》这首诗，但我对其中一些句子的深刻含义还不是完全理解。他解释说，曹操这首诗抒发了他个人的抱负，这当中也有封建主义糟粕。但是，如果从共产党人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其中也包含了健康、有意义的内容。
核心是其中的四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意思是告诉人们，有雄心壮志的人，到了晚年仍不肯停息。艾思奇同志呷了口茶继续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封建时代的曹操，到了晚年尚且如此，我们是共产党人，更应该精神抖擞、壮志凌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不止。
最后，我就请他写了“实事求是”和“龟虽寿”这两幅字作为临别纪念。这两幅纪念品，至今我一直珍藏着。
在“文革”时期，这两幅字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查抄去，并借此编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批判我，所幸没有被毁掉。数年后当它重新回到手中时，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就像见到久别的同志一样非常高兴。
最后一次见到艾思奇同志是1965年春他来杭州时我去看望他。分别一年有余，两人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只见他双眼炯炯有神，精神焕发，看起来身体十分健康。我知道他有冬滑冰、夏游泳的习惯，很注意身体锻炼，谁料他那时已病魔伏身。
回京后不久，由于工作和思想上的压力他竞一病不起，三个月后不幸与世长辞。当看到《人民日报》上发布这个不幸消息时，我感到无比的惋惜和悲痛。
近年来，我总想写些东西，聊以表达对艾思奇同志的怀念之情。这篇小文，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