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舜卿是我二哥。我从小就和他一起生活、劳动、上学读书，一起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随着阶级觉悟的日益提高，1933年6月我们又一起庄严宣誓，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艰苦的地下斗争、残酷的抗日战争和激烈的解放战争中，我俩多在一个地区、不同的岗位共同为完成党赋予的艰巨任务而奋斗。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兄弟天各一方，但仍往来不断，即便在十年浩劫的动乱年代里，他虽受到严重的迫害，也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我的安危。所以，我俩既是同胞兄弟，又是亲密战友，被家乡人民亲昵地称为：革命的“刘氏两兄弟”。
如今，舜卿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周年了，可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总是思绪万千，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那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我仍然记忆犹新，仿佛就在眼前。
追寻革命真理
刘舜卿，原名刘华英，1911年5月6日生于山东莱芜县刘封邱村一个“耕读济世”的家庭里。他从小聪明好学，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少年时代，他耳闻目染的全是农民的辛劳与贫困、官府的霸道和地主的盘剥。
平时，识文断字、思想开明的父亲，常给兄弟们讲起太平天国、义和团反抗满清和逐杀洋人的农民斗争故事，也讲起他1918年11月亲身参加过的“草靶子事件”。在当地，谁都知道这是一场贫苦农民为维护自己生存权利所发起的反抗地主剥削阶级的斗争。这场农民运动，验证了“人心齐，泰山移”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给孩子们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母亲也深明事理，常常教诲几个兄弟： “为人不做无理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受到了这些启蒙教育， “伸张正义、反抗压迫”的种子在小舜卿的心田里开始萌发了。他暗暗思量着：有朝一日，我们必须要改变“庄户头”，受欺侮、受压迫是那种所谓命中注定的旧观念；只要大家抱成团，目标一致，就有冲破旧世界的力量。
因此，他认为做人一辈子不能唯唯诺诺，不能走歪门邪道，要成为一个对社会、对百姓有用的人。
到了青年时代，他的目光逐渐投向更广阔的社会。
军阀连年混战，社会满目疮痍，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级官吏，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剥削阶级以各种手法残酷地压榨广大劳动人民。土匪四处蜂起。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横行霸道。
帝国主义列强也乘虚而入，他们对军阀“助纣为虐”，并争先恐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疯狂掠夺我国财富、资源。
目睹这些状况，舜卿认为政府当局政治严重腐败，他们置人民死活而不顾，维护的只是少数统治、剥削阶级的利益，以致使整个社会腐朽没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造。
茫茫黑夜，年少的舜卿只能企盼着东方天际快点亮起来。
此时，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2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震天价响。人们希望北阀军迅速北上。 “打倒各派军阀，驱除帝国列强，消灭剥削阶级，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呼声很高。
北伐顺应民意，全国各地翘首北伐，学潮涌动，舜卿也经常唱着以“两只老虎”的曲调新添辞的歌曲，活跃在学校、田间、街头，宣传北伐，唤起民众，积极参加改造旧社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变革之中。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奋斗、齐奋斗！
中学读书时，舜卿就参加了宣传妇女放足、剪男人发辫、抵制和烧毁日货，以及砸烂泥菩萨等进步运动。尽管这些行动还不能被广大群众全部理解和接受，甚至受到封建势力的种种反对和咒骂，但他依然义无反顾。此时的他，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和无神论者。旧军阀和反动政府当局，唯恐学生运动触及他们的统治地位，竞下令停办全县仅有的中学，使舜卿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时候百业凋零，走出校门就等于失业，青年们枉有一腔报国志，报国无门，因此他们越发对军阀统治产生了不满，盼望着能早日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为民办事的好政府。
当时的国民党，是一股新生的革命力量，曾一度给了人民不少的希望与憧憬。可是，欺世盗名的蒋介石自从篡夺了权力，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抛于脑后，去迎合大地主、大资本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公然背叛了革命。
1928年5月，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进入山东后，公开屠杀共产党人、镇压群众运动，令人发指。随后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新军阀韩复榘出任山东省主席，与旧军阀张宗昌政府相比，他只是“新桃换旧符”，即换了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权贵而已。
韩复榘对人民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更是花样翻新，变本加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掌控华北的势力范围，防止蒋介石的后台美帝国主义趁势而来，于1928年5月3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屠杀我爱国军民万余人。蒋介石对此居然无动于衷，反而下令镇压由该案所引起的各地反日爱国运动。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舜卿同志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是不会代表人民利益的，也绝不能依靠他来摆脱中国所处的厄运。
舜卿失学后，走投无路，苦闷至极，无奈之下他只好在谷家台子、下水河等村小学先后任教，伺机寻找革命道路。
任教期间，他借国民党反动派编写的教科书，从反面向学生讲述改造旧社会和反对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道理，灌输爱国、救国的思想，因而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他所教的学生当中自觉自愿地投身革命、参加抗战的人很多。
同时，他借教学的机会阅读了鲁迅、高尔基等左派进步作家的作品，又阅读了《唯物史观》、 《唯物论辩证法》、 《列宁主义问题》等进步理论书籍和报刊，并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还有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央苏区、实行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英勇善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
所有这些，都使舜卿精神为之一振，而且使他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舜卿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才能推翻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从此，他一心向往共产党，决心参加共产党，立志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933年6月舜卿同志入党后，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他常说，尽管前进的道路上有无数艰难险阻，咱也要闯过去，既不做懦夫，更不做挂名党员，而是脚踏实地勇敢做个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革命人。舜卿认为，有了党的领导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他决心要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舜卿的一生，正是实践了自己的铮铮诺言。踏上革命征途
舜卿同志是怎么想就怎么做的，党指到哪里他就做到那里。在县委尚处于极端隐秘的地下斗争期间，他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坚决贯彻党的隐蔽埋伏和积聚力量的方针，善于掌握和利用各种公开合法形式与党的秘密斗争方式相结合的策略，努力推动党的各项工作深入向前发展。
那时候，由于斗争需要，每一个刚入党的党员都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的两项任务：一是广泛宣传党的宗旨和使命，二是继续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舜卿同志负责在他教学所涉及的几个村镇开展建党工作。他以自己当教师的合法身份作掩护，避开地主豪绅、反动当局及其狗腿子的怀疑和监视，信心百倍地投入工作中。
首先他在下水河村发展了几位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紧接着利用亲朋的关系，在景家镇村建立了党支部和共青团小组；在蔡家镇建立了党小组；在片家镇发展了党员。并负责与他们保持单线联系、开展组织教育工作。在此基础上，他又以同学的关系和以家访为由，到毗邻村庄走家串门，并采取“咬耳朵”3的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是要推翻黑暗旧社会，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号召有志青年都应该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去。
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忘我工作，我党的基层组织就在这些地方生根、发芽，并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逐步成为日后我党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坚力量。
不仅如此，舜卿同志还是个思想坚定、组织性强的党员。
他在本村党支部中是支委之一，每当会上讨论重大问题时，他总是积极地提出一些政策性策略性较强、斗争艺术性较好的建议供大家研究。特别是当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时，他依然按组织原则坚决认真地执行支部的决议，并在执行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以利再战。
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有时也借喧闹的集市和繁杂的公共场所开碰头会。不论对上级还是下属，不论刮风下雨，也不管路程遥远，只要约定好了时间地点，舜卿同志都能按时到会。他一贯严格遵守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的保密规定，即便是家人或亲属都守口如瓶。
为了建立武装，党组织号召党员捐款买枪。
舜卿同志以身作则、积极响应，自觉地把当教员所得的工资收入大部捐出，自己却缩衣节食，捉襟见肘，生活非常清苦。
1935年10月，曾任代理县委书记、后叛变革命当了叛徒的刘伯戈，带领国民党省党部捕共队到莱芜县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疯狂地破坏党组织，致使县内部分党支部遭受巨大的损失。翌年7月，又连续两次大范围逮捕中共党员，形势危急。
为了避免进一步损失和保存力量，上级采取了应急措施，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转移隐蔽起来。党支部决定要我去外地隐蔽，舜卿同志留下来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后来，敌人指名道姓要追捕舜卿同志。
组织因此决定，让他以找工作为名外出去青岛隐蔽了一段时间。当局势稍有缓和时，他立即返回当地继续开展地下秘密活动，白天隐蔽在老乡防匪的夹墙中，天一黑他就摸到各村党支部、党员家中制定防范措施，以稳定党员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用暗语与我互通情况，还派刘木易同志借推小车运货的方式给我送文件和上级指示，并按时代我交纳党费。我曾三次从外地秘密潜回县内继续开展工作，却都因叛徒的存在而不得不再三转移。我每次回县，都是舜卿同志安排我安全进出，并介绍斗争的环境和敌我情况，使我随时能了解和掌握工作的进程。
1936年6月1日，为了尽快消除叛徒给党组织带来的威胁，重新开展党的工作，县委在云台山后和尚洞里召开的紧急会议，制定了具体的斗争策略。
舜卿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令人可笑的是，会后一个多月，叛徒李光荣带着捕共队直奔何家官庄小学而去，因为他们知道舜卿同志就在那里任教。所幸叛徒本人并不认识舜卿，就连“舜卿”这两个字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单凭着谐音就将一个叫刘顺庆4的人抓去报功。
可见当时的情形是多么的危险。
即便是这样，舜卿同志依然不动摇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为恢复党组织和联系失散党员而工作。
同年秋冬之际，省委联络员鹿省三同志到何家官庄小学找到了舜卿同志，并以该小学作为掩护建立莱芜县西半部地区党组织的南北联络点，由舜卿同志任联络员。随后，省委书记黎玉派秦化龙5同志与舜卿同志取得联系，着手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该联络点对莱芜县的党建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疯狂进犯，我接到上级组织的指示，立即返回县里秘密发动和组织抗日游击队。
当舜卿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情况后，我们便共同开始联系外出避险和在当地隐蔽的同志，着手整顿和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发展新党员和筹备组织我党抗日武装的一系列工作，并想方设法动员积极要求抗战的人带枪参加游击队。
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准备，我俩将这些人员及枪支带到徂徕山，参加了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的武装起义。这就是1938年1月举行的、载入山东抗战史册著名的“徂徕山起义”，由此建立起莱芜县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并被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简称“四支队”）。
舜卿同志是这次起义当之无愧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
投身抗日斗争
在“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顺应历史潮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使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达成共同抗战的协定。由于形势变化，山东“土皇帝”韩复榘不得不在表面上收敛了他顽固的反共立场，我党组织因此取得了半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舜卿同志对工作的激情也更加焕发了。
八路军四支队建立后，支队长立即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日寇，并且连战连捷。舜卿同志为我县委有了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备受鼓舞，包括人员及枪支，他日夜奔忙，发动各村群众给部队筹粮款、供给养、输送后援力量，为发展和壮大这支抗日武装竭尽全力。
日寇的疯狂进攻与国民党的不抵抗，使社会上的“亡国论”四处泛滥。大敌当前，人各显态。有的人利用各种“门子”南逃国民党统治区，溜之大吉；有的人则心存侥幸等着瞧吧。另有些人不仅不看好抗战前景，还诬蔑四支队不是正统军，而是“杂牌散兵游勇”、 “大褂子队”，甚至指望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军来救中国。
针对这些悲观论调和情绪，县委号召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舜卿同志走村串户，或发表演讲，或召开会议，大声呼吁“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 “誓死不当亡国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敌寇来犯，岂能坐以待毙。迎头抗战的是英雄，不战而逃的是懦夫”。
工农兵学商，不分性别、不分老少，也不分民族和阶层，党、政军、各界人士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枪出枪，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人民群众从无数事实中逐步认清了：共产党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才是中国的希望；共产党的军队才是老百姓的依靠。于是，他们纷纷动员起来，成为八路军四支队坚持抗战的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四支队转战到张店至博山铁路打击日寇时，号称国民党“正统派”的秦启荣部趁机抢占莱城，下马伊始，便网罗那些在日寇进逼时作鸟兽散的原国民党地方官绅们，重新拼凑各级政权，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重新控制和霸占莱芜全县。
为了挤压我抗日政权和武装，进而达到控制莱芜西半部地区的目的，秦启荣先指使其所属何进步的队伍进攻鲁西村，妄图消灭我八路军驻莱办事处和留守的二十八名武装队员。
远水解决不了近渴。
我们急中生智，动员愿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并以“保家护院”为宗旨的硬拳道头子亓象德，带领他所属的封建迷信组织“红枪会”进行反击，把这股敌人打得丢盔弃甲，四散而逃。
但是，秦启荣贼心不死，又指使其李兴唐部从莱城出发，进驻到沈家岭村后挖战壕、修工事，并扬言一举消灭我们，气焰极为嚣张。
红枪会因前次战斗已有伤亡，又见来者不善，便畏敌不战。
无奈之下，刘舜卿、刘木易两同志星夜兼程，一路小跑近百里地，到“四支队”驻地淄川县马棚村请兵班师以挽救危局。四支队接报后马不停蹄连夜赶回鲁西村附近，并于次日清晨发起了反击。
李兴唐部哪知八路军“神兵天降”，顿时乱作一团，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我军乘势占领莱城北面鹿鸣山，直接威胁顽固派龟缩的老巢莱城，彻底粉碎了秦启荣的企图。
这次胜利与舜卿同志不辞劳苦、飞搬救兵是分不开的。
为了驱赶只反共不抗日的秦启荣，我们县委联合了一度打着抗日招牌的国民党第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6进驻本县。他同意双方共同组织各级抗日政府和抗日组织，并委派民主人士梁竹航7任县长，县委则派刘舜卿等同志到县政府任职，掌握并控制该政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经过艰苦努力，舜卿同志使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取得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全县实行合理负担给养、统筹分配物资的政策之后，他不仅调动了广大群众支援抗战的积极性，而且彻底杜绝了石友三对群众一贯采取横征暴敛的搜刮手法，受到党内外一致好评。
不久，莱城第二次被日寇占领。
曾标榜自己拥兵四十万的石友三却望风披糜，县政府也随之垮台。莱芜县委便把刘舜卿同志调到县青年救国团，负责编辑出版团刊《抗日青年》，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出版发行，牢牢地控制住了这块宣传我党抗日方针、启发广大青年爱国觉悟的舆论阵地。
1939年1月，为了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莲花山8成立泰山特委9领导抗日斗争，舜卿同志被调任特委秘书长一职。秘书长主持着特委所有的日常工作。他恪尽职守，面面俱到，力求使工作尽善尽美。在敌人疯狂扫荡和清剿面前，他总是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在指挥机关转移时，他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
同年冬，敌人分兵数路突然合围特委驻地李条庄。
舜卿同志发现敌情后，立即带领一部分干部从山峪向东突围，到石庙子时一道悬崖陡壁挡住了去路，唯一的出路就是迅速翻过这道山崖，可敌人在后紧迫不舍。他想他如果在攀爬中中弹牺牲，背包里的重要文件必然会落在敌人手中。
在这关键时刻，他一面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一面不顾个人安危迅速将文件埋在沟底沙石下面，后在经历了几度生死艰险，才逃出敌人的火力圈。当敌人刚刚撤去时，他立即返回原地取回文件，确保了党的机密安然无恙。
1939年8月，我党在莱芜县建立了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抗日民主政府，上级党组织派非党员谭克平任县长。翌年1月，为保证党的方针、改策的贯彻落实，县委调派舜卿同志任县府秘书。县府秘书是他的公开身份，而秘密身份则为县府党组书记。
走马上任后，舜卿同志认真贯彻党在政府和民意机关成员中实行“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积极支持广大群众开展向地主和资产阶级借粮、减租减息、缓期还债等正义行动，这样不仅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并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确保了我抗日武装的后勤供应。
同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在全县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既促进了军民关系，也壮大了我军力量，更重要的是使莱芜县很快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在泰山区七个县当中形成了根据地中心。
1940年冬天，日寇为了破坏抗日根据地开始向莱芜展开疯狂的扫荡和清剿。日、伪、顽相互呼应。他们时而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时而分散成若干小股偷袭我基础组织，削弱抗日力量，妄图一举消灭我地、县领导机关。
敌人的这种疯狂进剿，连续长达四十天之久。
为了争取反扫荡、反清剿的胜利，县委采取精兵简政，把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减到最小，利用昼伏夜行不断转移，与敌人周旋。
一天黎明，敌人根据汉奸的情报采取分兵合击策略，突然从两个方向包围县机关所住的黄崖头和大陡沟村，抢占了周围的制高点，机枪、步枪向村中横扫过来…．
情况万分危急。
舜卿同志冷静地判断了敌我态势，率领县政府机关，灵活迅速地从敌人结合部的夹缝里顺利突围。他的衣裤都被敌人的枪弹打穿出几个窟窿，县委机关却安然无恙。
日寇见围歼行动屡屡失败，又采取分割手段包围我根据地，企图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对付日益活跃的抗日军民。他们抢占公路要口、修建据点及遮断墙、挖掘防共沟，将全县分割为三块，一时给县委、县大队的活动和联络造成很大困难。
敌变我变，为了坚持斗争，上级随即决定把原来的一个县分为三个县：莱北、莱东和新甫，加以应对，并派舜卿同志任莱东县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和县大队政委。
舜卿同志紧密依靠群众，群策群力，采取诸如“拔钉子”、 “枪打出头鸟”、 “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多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阻滞了敌伪顽军对我的蚕食和伪化，扩大和稳固了根据地，使莱东的主动权重新回到了我们手中。
敌人为了站稳脚跟，防止我向其占领的中心区域延伸，便开始集中兵力破坏我莱芜（即莱北）地区。他们先进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接着就逐一对每个村、每个镇进行蚕食、鲸吞，并大肆开公路、建据点、修碉堡，实行伪政权化和怀柔政策，企图彻底清除我抗日力量，夺取我山区根据地。
日寇的疯狂举动，加上蒋敌伪相互勾结，他们反复围剿清乡，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一时造成了我们白天不能活动、晚上工作也困难的局面，使我抗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叛徒刘伯戈也趁火打劫，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形势极端恶化。
在这紧急关头，舜卿同志临危受命回到莱芜任县长。在县委的领导下，他首先强调干部必须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克服右倾悲观情绪。并指出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就如同黎明前的黑暗，只要坚持斗争就一定会冲破黑暗，迎接胜利的曙光。
他以在莱东取得的战果为例，号召大家振作精神，不怕牺牲，团结一心，打开局面。他的到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干部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士气。
根据上级的指示，要以“与敌人换防”的气概开辟和建立隐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舜卿同志积极地贯彻这一指示精神，把机关干部分散深入到敌后坚持斗争，把部队按班组的建制化整为零，并与公安干部紧密配合，专门狠狠地打击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恶霸。同时，还要配合敌工部门大力开展对伪军的争取、改造伪政权，以及分化和瓦解敌伪力量的工作。
这些举措很快就取得了成效。
由于敌人在扫荡中的疯狂掠夺，蒋、敌、伪的轮番破坏，人民群众面临着严重的大饥荒。舜卿同志在对敌斗争最艰苦的时刻仍念念不忘群众的疾苦。他努力开展救灾和生产自救运动，在上级党组织的统一调配下，很快地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
面对着扑面而来的种种困难，舜卿同志从来都是迎难而上。解决困难的方法绝不靠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而是从放手发动群众人手，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群策群力地去克服困难。他不仅与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更是身先士卒冲在工作最前面，以个人榜样的力量带动全体同志投入工作中去。
那个时候，他几乎夜夜都穿梭于敌占区之间，有时露宿荒野，有时一夜需转移几个地方。可一住下便开始办公，没有桌凳，就坐在地上顶着膝盖上写字，缺衣少食都在所不顾。
正是由于这样忘我地工作，他很快就扭转了莱芜极为残酷、困难的局面，使我抗日力量和根据地随着形势好转而不断得到发展，最终迎来了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那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舜卿同志经历了无数次艰难险阻，甚至生命威胁，为抗战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莱芜也因此被评为“山东省抗日模范县”，刘舜卿的名声广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