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解放战争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舜卿同志奉调赴泰山地区先后任副专员和专员。当时的任务是扩大根据地、大力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和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
随后的工作重点，是在“双减”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和动员群众参军、参战。
舜卿同志为完成这些任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46年7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达成的《双十协定》，调兵遣将，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我党不得不奋起应战。时任泰山区支前司令的舜卿同志，首先接受的一项任务是从渤海区为部队运送一大批粮食。
大批车辆、牲畜过胶济路，沿章、莱公路南下，沿途设驿站负责接待人（畜）食宿、粮食的转运和保存，事无巨细，需要件件落到实处，舜卿同志都是亲临现场指挥和检查。
由于敌机的轰炸，沿途运输被迫改在夜间，故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更多了。舜卿同志日日夜夜往来于章莱公路上，废寝忘食，积极组织落实，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事关全局的运粮任务，为我军战胜蒋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7年2月，著名的莱芜战役拉开了帷幕。
舜卿同志立即召开县委会作出部署，并亲自带领干部进行全民支前总动员，提出“保卫人民，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土地改革成果”的响亮口号，号召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坚壁清野，破坏公路，拆毁桥梁，以最大的障碍阻滞蒋敌的机械化部队行动。
同时，发动和组织大量民夫为部队送给养，抬担架，办后勤。
各村男女老少各有分工，有的给军队带路、洗衣、烙煎饼，有的收敛柴草喂马、铺炕，有的接待、看护伤员。民兵负责站岗、放哨，对敌封锁消息，抓捕特务、密探，各司其责。
当时，莱芜投入支前的总计有十几万人，群众都说“砸锅卖铁也要支前打老蒋”，为莱芜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莱芜战役于当月23日下午结束了战斗，消灭敌人近六万，李仙洲等蒋军将领悉数活捉。
在以后的孟良崮、南麻、鲁村、兖州、泰安、济南，以及淮海战役中，舜卿同志都带头动员、组织了大批人力和物力， “车轮滚滚”源源不断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直至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几百万军队。为了使人民真正地翻身做主人，按照中央的部署，舜卿同志在“减租减息”基础上大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他认真贯彻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逐步消灭剥削制度”的方针，在老根据地实行“填平补齐”的原则，而在新解放区则实行按人口分地主的土地和合理分配房产的政策，然后由政府颁发房产地契，确定了农民分得土地的所有权。
从此，终于结束了封建地主剥削阶级延续了几百年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历史，使人民群众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
经过土改后，广大农民取得了土地和房产，反蒋热情极为高涨，在“保卫土改成果”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响应参军、参战号召，到处呈现欢送青年入伍的热烈场面。有些村庄甚至出现成排、成连的人参军，补充和壮大了我人民解放军部队。
莱芜县因此被誉为“山东参军之冠”。
在贯彻土改的同时，县政府也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作风、查思想）“三整”（整组织、整思想、整作风）运动。舜卿同志要求各级政府干部从立场和观念上与旧政府彻底决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经过查整，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增强，并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军队对解放区进行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广大农民的牲畜、农具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因而他们的生活和生产也就到了极为困难的地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反攻后，各级政权一面大力支援前线，一面在毛主席号召下坚持“生产自救”的方针，开展广泛的大生产运动。
1948年秋到全国解放时，舜卿同志指导广大农民秋收秋种、保种保收，提倡冬季积肥，开展了农民自愿组织协作生产的有益探索，当年就取得了秋季的好收成，年终过了个多年未有过的富足春节。
翌年，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 “今后的日子可算有了奔头！”
坚定的革命者
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舜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1935年冬，叛徒刘伯戈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时，全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有些人平时信誓旦旦，高谈阔论，吹得比谁都革命，可到了危机关头却立即消沉下去，甚至销声匿迹，不敢露面。
舜卿同志对这些人极为蔑视：靠嘴皮子甩功夫的不在少数，那些人平时就喜欢吹吹牛皮，说说空话，追名夺利，只能做“和平宰相”，不能代表他们是矢志不渝、坚定的革命者。
刘伯戈叛变后，为了满足私欲，借机疯狂敛财，到处敲诈勒索。他威胁一些党员家属，说什么“参加了共产党不要紧，只要其亲朋好友拿出些钱来担保，就可以不抓他们”。
个别受他欺骗的党员亲朋这样做了。
一些人也间接地“劝告”舜卿同志花钱免灾，但他严词拒绝，并揭露刘伯戈这种做法是一种阴谋，是破坏党组织的一种卑劣手段。他告诉这些党员家属： “我们革命无罪，有群众的支持，他就抓不到。咱可不能给他送上门去。”
果然不出所料，凡党员亲戚向刘伯戈送了钱的，到头来，也还是都被他抓了去报功请赏。
抗日战争后，随着舜卿同志对地区抗战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敌伪的注目，多次企图逼迫他妥协、投降。到了1939年冬，敌伪采取敲山震虎的做法，先后数次到他家打砸抢，不仅把所有财物抢劫一空，还砸了磨盘、毁了碾子、填了水井、拆了灶台，妄图妄图逼迫舜卿就范。
为了不给儿子增添负担，年迈的父母不得不带着全家老小逃到山区里躲避，平时就靠给别人打短工维持家人生计，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缺衣少食，甚至靠要饭渡日的流浪生活，前后达十年之久。长期躲避逃荒在外的父亲，因饥寒交迫、担惊受怕，忧郁成疾，终于在一天夜里，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不幸跌落山涧，死于非命。敌人连他的邻居也不肯放过，或逮捕拷打，或逼他们供出舜卿同志的去向和下落。
然而，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舜卿的革命意志，反而更激起了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舜卿同志识大体，顾大局，工作中绝不感情用事。
1940年冬，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泰山地区继微山湖西（鲁西南）的“肃托”错案后，也发生了保卫工作违背组织原则，搞特殊化、神密化和逼供信、不重证据的错误，以致出现严重的“肃托”扩大化问题，使一部分表现好的青年同志被无故怀疑和被捕，甚至被杀。
舜卿同志的内弟吕桂亭就是一个典型错案。
吕桂亭是1934年参加共青团的，年仅十五岁，后来在革命斗争中入了党，是个敢于坚持原则的好干部。因对肃托运动表示质疑，为受冤被捕的同志鸣不平，他竞被怀疑、被逮捕，最后被错杀，引起了其亲属、社会上和党内的很多人不满。
这种错秦毕竟令亲者痛、仇者快。
舜卿同志强忍着心中的悲愤，动之以情地向死者亲属和同志做思想工作，劝导他们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错误是某领导机关、某些同志缺乏经验犯的，不能归咎于党，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永远不能怀疑。
在他的耐心解释和抚慰下，人心终于逐渐安定下来。舜卿同志爱憎分明，审案中绝不循私情。
1942年，已经摇身一变的刘伯戈，依靠敌、伪、顽的势力趁机向我根据地进犯。每进犯一地，他就利用当地一些社会渣滓和地痞流氓建立国民党特务政权。在封邱乡，他委任了舜卿同族的一个哥哥、当地青红帮的头子当了乡长。
此人一上任，就依仗刘伯戈的势力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对融党开展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民愤极大。为了打击这种助纣为孽、欺压百姓的恶棍，舜卿同志安排了县委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
他的家属则托门路、找关系，多次到舜卿同志这里说情，恳请给他留条活命。舜卿同志却铁面无私地说，作孽时只顾自己，就没有想想“欠账要还”？
县政府按罪量刑，坚决予以镇压。
为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坚持根据地的泱心，狠狠地打击了刘伯戈向我区侵犯的嚣张气焰。
李兰玉是舜卿同志发展的一个党员，也是他的连襟。
有人诬告李兰玉为霸占一个女人而将该女人的丈夫害死。
该女人也向我政府告状，哭哭啼啼地一口咬定人是李兰玉杀的。李兰玉却坚决否认，并说此案可能是另有其人干了再栽赃给他的，可他又一时找不到那个已经畏罪潜逃的人。
当时，是战争年代，县政府立即判处李兰玉死刑，并上报专员公署审批。
时任专员的舜卿，仔细地查阅了案卷，觉得此案有漏洞，且证据不足，未予批准。之后，县政府即改判李兰玉劳动改造，直到从东北把真正的罪犯抓回以后，才彻底查清这是个诬告的假案。
所幸舜卿同志办事严谨，讲事实、重证据，挽救了一条人命。
然而，舜卿办案也铁面无私。到了解放初期，当政府查清了李兰玉曾多次资敌后，他也就毫不犹豫地判了他十年徒刑。
1942年冬，刘伯戈见自己的地盘又有所扩大，便得意忘形，疯狂地为敌伪势力“建功立业”。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他妄图对舜卿同志进行策反。
刘伯戈收买了一个地痞流氓，给舜卿同志送去了一封劝降信。
舜卿怒不可遏，立即将此事向组织做了汇报：我们是“多年的老冤家，他欠下的血债尚未偿还，竟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并表示不跟他斗争到底，决不罢休！说罢把信撕得粉碎。
刘伯戈的诡计未能得逞，即唆使汉奸头子张文正部，把舜卿同志逃往山区的家属和孩子抓来做人质，并逼其家属供出舜卿的住处和行踪，遭到坚决抵制。
舜卿闻讯后，立即亲笔书信警告敌人：不要作恶多端，免遭秋后算账。敌人做贼心虚，无计可施，只得将其亲属放掉。
舜卿同志对革命赤胆忠心，对敌斗争顽强，对群众一视同仁，处处按原则办事，因而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无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他的高尚品德为广大群众所钦佩。
一心一意为党工作
建国后，百废待举，舜卿同志并没有停歇脚步，他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中。
1950年5月，上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以泰安县为中心，把泰东的莱芜、新泰、章丘、历城和泰西的肥城、宁阳、长、清、东阿、平阴等县合并成为泰安地区，泰山地委改为泰安地委，舜卿同志由专员先后易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他一如既往，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团结同志们一起工作。对干部的使用任人唯贤，无亲疏远近之分，强调互相信任和有事大家商量，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凡重大问题都提到党委会上讨论，充分发扬民主，集中集体的智慧做出决定，并分工贯彻执行，因而干部之间相互融合，心情舒畅，同心协力，使各项工作都得以顺利发展。
在这期间，地方党组织面对着一些重大任务：宣传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稳固新生政权、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以农业为主恢复发展生产、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改革币制、干部实行工资制、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
作为泰安地委的主要领导，舜卿同志对此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例：
一是大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对过往军队的接待与迎送，就如同当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一样，深入发动群众，准备了大量的鞋袜、干菜、饼干和其他物资。从迎送到衣食住行，细致入微，受到指战员的称赞。
组织医疗队赴朝照顾伤病员，组织各界人士携带大量慰问袋和书信加入国家赴朝慰问团，奔赴前线慰问志愿军将士。同时号召各界人士为抗美援朝而捐款损物，仅捐款一项就达二十万元以上。
二是医治战争创伤和改善人民生活。
着重抓了农业生产，不仅仅是积肥、选种、水利灌溉和防治病虫害，还抓了消灭荒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倡建立互助组、变工队，以解决劳力和畜力不足。在泰东邱家店村、泰西道朗区组织了农业合作社试点。提倡封山育林，大量栽培果树，求得尽快收到经济效益。
这些举措，使地方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基本上根治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创伤，国民经济逐渐走向了正常的发展道路，激起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在统购统销中，当感到一些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时，舜卿为了维护国家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敢于说话，不惜“抗上”，甚至直接上书中央，结果立即受到高度重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以上是舜卿同志1950至1953年在泰安工作的简况。
1954年，党中央为了重点发展东北三省的工业，决定从各省市调一批干部前去支援，舜卿同志被调到辽宁省鞍山市工作。
1955至1960年间，舜卿同志任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对处理一些犯了错的党员干部都采取认真负责态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执行党的政策，从不感情用事或从主观愿望出发，对案件查得不彻底，或证据不足就坚持继续再查和认真取证。
有的案件往往反复多次，他从不草率贸然处理。特别是当案件的看法不能取得一致时，强调要反复研究讨论，使每个办案同志都能充分发表见解，待意见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时再作定论。
舜卿同志虽任市委书记，但他一贯坚持集体领导的方针，从不自作主张，重大问题都交由集体研究决定。
对犯错误人员的处理，严格按照党章和党的纪律办事，在定性和处分时，强调以事实为依据，避免处理得过轻或过重。执行党的纪律，主要是为了教育他本人和党员群众，绝不是为了单纯的惩罚而惩罚。在做组织处理决定前，还要做到错误事实与本人见面，听取被处理人的意见。而对事实不清和材料不足的，他都要亲自过问安排复查。
有一位地质公司的老干部，拟定他犯有利用职权强奸妇女罪。经再三复核，又向本人和旁证人调查取证，最后定其为“经不住诱惑与人保持不正当关系”的错误，给予党纪处分，使群众、领导和其本人三方都认为处理得当。
另有一个公安干部，因说了不利领导的话，被别人做了夸大的汇报，结果送去劳动教养。其本人不服，上诉至东北局纪检委员会后转给了舜卿同志，他对事实进行了认真的复查，最终撤销了原处理决定，消除了上诉人想跳长城自杀的念头，他的家属感激不尽。
正是舜卿同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凡经他处理的案件都经得起历史考验，从未发生过冤假错案，充分体现了他对处理人的慎重态度和秉公办案的政治素质。
舜卿同志主管农业工作时，一心扑在农业发展上。
记得他刚刚接手工作时，鞍山市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是1960年，太子河上游连降暴雨，使河水猛涨直泻而下，严重威胁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次日，市委会上他决定亲自去海城任抢险总指挥。
会后，他只带一把雨伞，就和当地县委书记直奔城南河岸。仔细地察看了水位上涨的速度和堤岸坚固的情况后，他立即组织人力、物力，日夜进行抢险加固。这时，他虽然已两个昼夜未能合眼，但是，当他一听到小姐庙一带灾情告急时，就立即和另一书记赵敏趟着没膝的洪水，跋涉了八华里前去察看。
为了进一步了解沿途村庄的受灾情况，他还乘船顺水而下，到下坎子一带的大坝上，深入灾民当中。当时四周汪洋一片，他与灾民一样没吃没住。几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立即摆在眼前。沉着、机智的他，一面组织大家将老幼病弱群众安置到安全地带，一面组织青壮年巡坝护堤，并想方设法解决灾民的吃住问题。
经过他和全体抗洪救灾的干部、军民半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特大洪水，保证了堤堰两岸广大群众的安全，使当地群众至今仍念念不忘。
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是舜卿同志一贯的思想作风。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
为了了解下情，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辞劳苦，经常深入农村第一线。短短的几年时间，他跑遍了郊区、公社和一些生产队，爬山越岭察看一些山峪，丘岭和荒滩。
他和干部、社员共同研究生产，并且因地制宜，坚持以粮为主，发展多种经营。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加以推广。
对于不增产和吃返销粮的社队，他认为关键不在于群众，而是要配备好领导班子。
通过认真调查研究，舜卿同志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对比较好的社队就给予大力表扬；而对领导不力者，则加强教育或进行调整；对属于生产条件不足的，便帮助干部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加以改进。就这样，几经调整和整顿，使这一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1965年秋，为了改变东部山村社员贫困落后的状况，舜卿同志到开源、辽阳市各县和海城了解实际情况，后又到了隆昌公社蹲点调查。他发现，这些地区农业生产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缺水，于是他立即与当地干部群众研究，决定从兴修水利人手来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决定修建堤田和拦河坝的方案后，他亲自召集社、队干部开会进行动员，强调修拦河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的是使群众真正能够从中得到收益。并反复告诫干部：这不仅不能半途而废，而且必须把它修好，做好收尾工作，只要蓄上水就能解决土地灌溉问题。
随后，舜卿同志日夜为这些工程操劳。
在农村工作，他不仅没有星期天，而且工作起来也没个钟点，他曾几度病倒在第一线。有一次，经市立医院检查，确诊他已患了心脏病、动脉硬化和高血压。
医生建议他立即住院治疗，并给市委开出了病情报告。舜卿同志说他就是市委书记，就交给他吧。结果他把这份病情报告揣进了口袋，又回第一线坚持工作。
正是因为舜卿同志对农业倾注了心血，这个贫困山区终于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全区农业增产幅度逐年上升。特别是盘锦地区，因地制宜转以种稻为主，林、牧、副、渔各业共同发展，走上丰衣足食的富裕道路。
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社员的收益已经高于鞍山工人。如果让社员进鞍山当工人他们还不愿意呢，而一些在鞍山当工人的却愿意回乡当农民，真可谓是提前“缩小了本地区的城乡差别”。
任何情况下，舜卿同志都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党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砸烂“黑市委”时，他被诬为“叛徒”、 “走资派”，家庭被查抄，门窗玻璃被砸了个稀巴烂，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所谓“黑书”、 “黑材料”被抢劫一空，舜卿也多次被揪斗。
但是，他坚信：这些不正常的行为是暂时的，因此他毫不气馁。
在那混乱年代，一些造反派组织和个人多次逼迫他签字认可“罢某某干部的官”、 “开除某某人的党籍”和要钱要物等，他都严词拒绝；他宁愿自己的皮肉受苦，也要坚持党的原则。
正因为遭受了这番折磨，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每况愈下。
舜卿同志不论在哪个革命时期、完成哪项艰巨任务，心中唯没有“我”字，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重托，他不惜奉献自己一切，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被老百姓们誉为革命的“老黄牛”。
党性高于一切
舜卿同志为人正直，平易近人。
他充分肯定每个同志的成绩和优点，有缺点、错误他就直率地提出批评。无论干部、炊事员或普通群众，在他面前他们均无拘无束；思想有疙瘩、家庭有琐事，向他倾诉之后总能获得他的耐心疏导、安慰和帮助。同志们都感到，和他一块工作，心情舒畅。
舜卿同志对在一起工作的干部，都是本着团结协助的原则，有事主动和大家商量，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也从不自以为是，单凭主观臆想个人说了算。若遇重大问题即使来不及开会讨论，自己处理了以后，也会向党委一班人汇报，按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
他待人处事，向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工作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他都主动承担领导责任；但若取得了成绩，总是要表扬具体负责和实际操作的同志。工作认识方面有了分歧，他就耐心地听取不同意见。如果对他有意见或提出批评，也总是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认真加以考虑。
别人有缺点和错误时，他提出批评后，只要认真改正就不再纠缠。如遇相互间有不团结的苗头，他就先作自我批评，并以工作大局为重，求大同存小异。所以，多年来他经过多次工作岗位的变化，和许多不同性格的同志共过事，从未听说过他有与人闹不团结的情况发生。
舜卿同志对上级党组织和领导个人都很尊重。
凡上级的指示他都认真传达贯彻，但从不盲从。对于一些与实际情况脱节的错误指示，他则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当取得第一手材料后再向上级反映。他向上级汇报工作，都是如实地反映实际发生的情况，从不弄虚作假，哗众取宠，以致于一些领导都称赞他是个做老实事的人，备加信任。
对领导同志他从不“抬轿子”、 “吹喇叭”，更讨厌别人对他这样做。他曾多次跟我说起，靠在领导面前花言巧语， “献浅子”向上爬的人是卑鄙的；坐了别人抬的“轿子”、听了别人的吹捧和替别人办了丧失原则的事，是最没有政治水平的干部。
1954年舜卿同志调鞍山支援工业建设时，本来已经超过规定的年龄，但他仍主动去申请。兄弟阔别多年，我告诉他经天津时可顺路到北京（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见见面，他说他怕耽误工作，直接北上去报到。
初抵鞍山，组织上分配他到鞍钢土建公司任党委书记，虽然工作并不适合，但他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工作中。
有些同志对他初到鞍山分配的工作有点想法，认为是被降级使用的，传到他耳朵里，他只是说： “我过去不懂工业，现在就是个学习的机会，只要能把眼前工作做好了就不错了。”
这和他在战争年代一个信念：党的需要高于一切。
舜卿同志原在泰山特委任秘书长，后来县改时易任县政府秘书，这对他来说，职务未升反降，可他没有一丝怨言。也许组织上就是看重他这点，后又因工作需要被调任泰安地委书记。可见，舜卿同志从不计较个人的升迁和待遇，一切以工作为重，服从组织分配。
没多久，舜卿同志奉调鞍山市委任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调任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市委候补书记、市委第一书记。无论到哪个岗位，他都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全身心地为党工作。
革命战斗一生
从少年时代起，舜卿同志就满怀着远大的志向。无论在小学和中学，他都是认真读书、刻苦学习，而且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好学，有前途”。
当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后，他就千方百计寻找进步书籍来阅读。在白色恐怖下，看进步小说都属于“犯法”，更甭说是“红皮书”了。
他把这些书夹在旧书中偷偷地看。由于他的博学和善于思考，他对共产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心领神会，才促使自己走上了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开始后，舜卿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著作。
当“速胜论”和“亡国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我记得舜卿对我说过：日寇猖狂大兵压境，敌强我弱，但抗日是正义的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是非正义战争。敌寡助，我多助，抗日战争终究会取得胜利。不过，当前是敌人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军事装备劣于日本，所以战争必然是持久的。
这是他学习《论持久战》之后，才认清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坚持地下斗争中，他对眼前艰险曲折的道路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他对抗战抱着必胜的信心，并且有计划、有步骤、从容不迫地开展各项抗日斗争，顺利渡过最残酷最艰难的相持阶段，进入了反攻和取得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
对于《新民主主义论》，舜卿同志学后更清楚地认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如同书中所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因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它不可能革命彻底，更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所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最后没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因此革命必将是彻底的，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10。因为这场革命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正因如此，舜卿同志才始终、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的革命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起了根本变化，工作的重心也从农村转入到了城市。但是，不管怎样改变，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始终没有改变。
舜卿同志无论到哪里工作都与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守旧，不固步自封，不吃老本，是他一贯的工作原则。他积极地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和政策，在新的形势下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而且在学中用，在用中学，边学边用。特别是组织上决定他去负责本就生疏的工业，更是如此。如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 “人无生而知之，都是学而知之。”
由于舜卿同志一贯勤奋好学，才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始终与党保持一致，他在工作中从未因离开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而犯过错误。
舜卿同志在工作上是一贯勤奋的。从参加革命起，他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他常说： “一天能做完的工作，尽可能不要拖到明天。久拖不决工作，越积累越多就会误事。”
他始终保持着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战争年代是这样，解放后也是如此。有时为了处理完一件事情，他一直干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节假日、星期天也很少休息。
单凭文字工作来说，他的特点就是格外认真负责，大多是亲自动手。有时别人起了草，他也要字字句句斟酌修改。他说过：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稍有不准确，下面的工作就会出偏差”，所以一个文件往往要修改多遍才能签发。
他还经常自己动手写大会发言稿或报纸《社论》。
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他就把指导思想和主要提纲先交代好请秘书起草，然后一有空隙便认真地进行修改。他说过： “吃别人的馍不香。由别人代劳起草的稿子，不一定能完全反映自己的意图，不经修改，表达起来也不顺当。”
因而，有时为了一个稿子他往往要反复进行多次阅读和修改，有时也搞得头脑发涨，血压上升，但他用凉水洗洗头或稍休息一下接着再干，直到满意为止。他这种认真踏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影响了身边许多干部。
舜卿同志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时，他拒绝接受任何规定以外的东西，即便是规定配给而个人用不到的东西，也绝不领用。对缴获敌伪的物资，他强调严格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
在物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时连配给的衣服鞋袜也不能按时发放，他都是衣服补了又补，鞋子钉了又钉，还把节省下来的衣物用品送给其他更需要的同志。他严守群众纪律，房东送给他东西吃他都婉言谢绝，相反，却经常把自己节约下来的口粮和东西送给群众。
每到驻地，管理员一般都把较好的房子安排给他，而他总是让年纪大的同志先住。机关转移时，他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I临行前都要亲自对办公地方认真检查后才离开，生怕给群众留下一丝不满和不便。
1943年，由于天灾和敌人大肆抢劫掠夺造成了大粮荒，他以身作则，带头缩衣节食，从本来就很少的口粮中每天再节约二两，与同志们共渡饥荒。他常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不守纪律就难张口说别人。在他榜样力量的作用下，机关全体干部战士也都严格要求自己，并成为安民敬业的一面旗帜。
全国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舜卿同志艰苦朴素一如既往，仍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种作风。在泰安地委时，群众对他朴实勤俭的工作还编过顺口溜广为流传，成为颂扬党的领导干部的佳话。
1957年我在北京见到他时，时隔多年他依然穿着解放初期公家配发的、且已穿得破旧不堪的呢制衣服，面色显得有些苍老。我对他说，年龄大了，应注意生活和身体健康。他却毫不介意地说，现在生活已好多了，只要吃饱穿暖就很好了么。
尽管舜卿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对在革命年代腥风血雨、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十分怀念。1959年党号召写地方史时，他立即积极响应，借用晚上和假期一段一段地写就了《莱芜人民抗日对敌斗争的伟大胜利》-文初稿，后经莱芜党史办公室整理后出版成书。
舜卿同志对公务会议和接待十分简朴，从不铺张浪费，也不讲阔气排场，更不借机大吃大喝。
在鞍山时，有个省厅长同他一起到齐家蹲点，因工作之需常回沈阳开会。舜卿同志同他一起回鞍山时，从不安排到宾馆住宿，住在审干委员会的宿舍，吃在职工食堂，饭后如数付费。
他常说，有些机关那种铺张浪费的做法是一种不正之风，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关键还是领导干部不能放任，一切都按规定办事。不然此风就会泛滥起来，会严重影响党的威信。
按规定舜卿同志配有专车，但他上下班一直步行。
为了节约汽油，他外出工作时只要距离不远，大多是坚持骑自行车往来。1963年春他骑车到远郊区检查工作时，由于路上泥泞难行，不慎从车上摔倒碰在石头上致使左臂脱臼，后来他虽经治疗，也留下了后遗症。但他一直坚持“不是必需，就绝不动用小汽车”。
直至1969年12月19日，市委决定由舜卿同志带队去沈阳开会，他一声不吭立即前往，但他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倒在会场，后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
至今，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每谈起此事都感到十分惋惜。即便在“文革”年代我被隔离审查期间，截止1972年3月我接到各地同志对他的逝世表示怀念、哀悼的信函，就多达五十封以上。
舜卿同志笃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的一生始终保持着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情操，他不愧为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在给孩子最后的一封信上，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给孩子们的遗嘱，也是他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在他的悼词上写着：舜卿同志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党对他这样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它可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舜卿同志，更激励着子女们以他为榜样，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在新时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刘舜卿，我的好兄长、好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1982年七一前夕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