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木易同志，原姓名杨景和，1906年出生在山东莱芜县方下镇刘家封邱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未进过学校门坎。1933年农历五月，他由刘夏峰、刘舜卿两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党组织无论分配他什么工作，客观环境无论怎样艰苦，他从不说二话，无条件地接受，并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认真负责地完成任务。
在“十年浩劫”中，他被莫须有地强加上“叛徒”的罪名，甚至不顾其患有严重的黄胆肝炎症，横加折磨摧残，病情日益加重，不幸于1968年12月23日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我和刘木易同志是同村，又是隔壁邻居，他虽然比我大八岁，但我们从小就玩在一起。懂事后他对旧社会深恶痛绝。我俩很有共同语言，又同在一起宣誓入党，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前夕，我北上到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他南下到浙江工作，虽相隔千里但我们之间从未断过联系。1964年我奉调从北京来到浙江，和他同在省级机关工作。 “文革”中，我们又同台挨过批斗、同被关在一个“牛棚”……
所以，我和他在一起时的件件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有时连做梦也梦见和他在一起谈天、探讨革命道理，回忆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商-讨着如何抵制帮派体系的对策，等等。本文就以刘木易同志怎样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共产党员，在艰苦岁月中，他又如何坚持对敌斗争方面作些回忆，以表深切的怀念。
（一）
青年时期，刘木易决心要走革命的道路。
他是本村独姓、独户，又是独子，至少他上两代人都没读过书。有权有势的财主子弟，常常奚落他是“桩户头”、 “榆木疙瘩”，久而久之，一种封建宗族观念无形中就成了他心中的一个压力。
生活上，他们家只靠种一点岭坡薄地，聊以为生。
但是，旧政府的苛捐杂税、土豪劣绅的种种摊派，却致使他们家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窘迫困境中。1930年5月，他不得已跑到枣庄煤矿，经其姐夫亓立诚的具保，当了一名煤矿的井下工人。
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每天挖不到一定数量的煤，或有病请假，都要受到工头和狗腿子的斥责、辱骂和克扣工资。因此，他每个月挣下来的微薄工资，省吃俭用也不能养家糊口。无奈之下，他在同年12月返回家中。
然而，他又能往哪里去呢？
眼前他所见到的是社会的一片漆黑，土匪蜂起、到处抢劫，民不聊生。旧军阀张宗昌虽被打倒，新军阀韩复榘登上了山东省主席的宝座，好比是赶走了老虎引来了狼，抑或“新瓶里装旧酒”、 “换汤未换药”，使政治上更加腐朽不堪，苛捐重税，疯狂搜刮民脂民膏。
木易因此想不通，心里存有很多疑问：
人为什么有富贵之分？人为什么穷了不能富，富了不能贫？土匪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才能被消灭？黑暗社会是如何造成的？如何能够改造它？……
于是，木易隐隐约约地感到，旧社会的腐朽是造成人民生活疾苦的根源。这就使他产生了要走革命道路的思想萌芽。经过入党介绍人对他进行的启发和教育，他的心豁然开朗。
从此，他开始懂得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人民才能当家做主人。
心里有了这些基本知识，也就有了方向和目标。
因而，他决心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先锋队组织，为实现穷苦人的理想而奋力斗争；他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很快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后，木易同志自感无尚光荣！他说过： “像我这样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够参加共产党，这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同时，他也感到自己没有文化，理解和宣传党的宗旨和使命像是“茶壶里面煮饺子”，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于是，他开始为革命事业而勤奋学习。
他找到了当时“洋学堂”初小的课本和《百家姓》，从看图识字着手，下决心读书、写字，学文化，并利用劳动之余和阴雨天气在家苦读，不懂就问，从不苟且。对认识的字和懂了的词句，还用树枝和铅笔在地上、纸上“照着葫芦画瓢”，以帮助记忆和练习写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两年多的勤学苦练，他能够书写信件、阅读报刊上的文章和报道了，碰着不明白的地方他就找人替他搬掉了“绊脚石”。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也逐渐能看些浅显的理性文章，并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的农民秋收起义，带领工农红军在井岗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辅助工农的各种善改，还有英勇善战的红军，多次粉碎蒋军围剿……
看到了这些消息，刘木易就像一只井底的青蛙跳出了水井，惊叹天竟是那么的大！这使他赤胆忠心跟定了共产党，坚定了革命意志和立场，增强了推翻旧社会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树立起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人生观。
（二）
自从加入党组织以来，木易同志就脚踏实地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党组织的发展而尽心竭力。为了迅速扩大党的队伍，不论新、老党员都有两项基本任务：
一是采取各种形式和方法，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我们工农红军作战的胜利消息；一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按党员条件“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我和木易所在村的党支部，从建立时起就明确了党员的分工，要求每个党员周围必须团结两三个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发展党员的工作确是件不容易的事，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且循序渐进启发和帮助发展对象提高觉悟。
当然，关键是要通过社会关系选准发展对象。
为了保密，党员必须在不暴露自己政治面貌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对象的思想状况，先摸底排查，再深入地进行阶级觉悟教育，直到对方自己有表示要参加党组织的意愿，然后经过一段考察，待被确认革命意志坚定时，才能正式接收对方入党。
木易同志很快就把一些穷苦青年团结起来。
从木易同志入党到1935年阴历九月底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本村发展了刘冠义、吴白子（小名）、吴长水等六名党员，还有数名共青团员。除在本村发展党员外，他还注意把工作开展到其他村里。
在李家镇村，木易同志发展了李登友、李俊峰等六人入党；在高家洼村，发展王广泽、王庆泽等十人为党员，并把这项工作延伸到了崔家台子村。
更重要的是，木易同志发展党员特别注重质量。在这些村建立党小组和支部时，他每次都叫我去参加，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验收”。凡他经手建立的党组织，一般质量都过硬，经过进一步学习和党的纪律教育，能发挥应有的堡垒作用。
在这一时期，我在夜间外出活动走远路时，一般都约他同去。这是因为他为人朴实，穿着简朴，人又很机智、灵活，如遇特殊情况，我不便出面应付时，他就可以从容应对。
有一次，我约他到景家镇去开会，在任家洼村西有两个区里的团丁（武装）不知喝醉了还是在睡觉，在一个岔路口躺着。我们并未发觉，待快走到他们身边时，对方突然站起来喝道：
“谁？干什么的？”
“我们俩是走亲戚的，回来晚了。”木易同志迅速走到我前面答道。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木易同志反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么晚了还在这儿？”他们见我们理直气壮，也没再多说什么，催促我们马上离开，使这场遭遇变得有惊无险。
扩大党的影响、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上级的领导下，县委为了震慑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在乡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布置各级支部有计划地动员群众对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对于斗争的准备，木易同志每次都力求全面充分，把每个细节考虑得很周全，使这些斗争取得了预期的胜利，既打击了那些坏蛋、教育了群众，又锻炼和考验了同志们的意志，敢于向旧社会、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在党组织处在危难时期，木易同志始终坚持工作。
1935年，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刘伯戈、周灿林叛党后，于同年10月下旬（农历十月初）带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捕共队，从济南来到莱芜县疯狂地逮捕共产党员，妄图将我党组织一网打尽。
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三）黄昏，我们得到吴道源同志送来的情报，村里四个党员立即紧急进行秘密磋商。
由于叛徒出事前担任过县委书记，对区里的主要领导和党员都十分熟悉，而木易同志一直在基层工作，又是个农民，叛徒还不知他的真实身份，当即决定让他留在当地坚持工作，刘夏峰和我当夜离村暂蔽，刘舜卿同志视情况再定。
在此期间，木易同志就肩负起了解叛徒逮捕党员的情况，并与外出避险的同志秘密联系，稳定本地尚未暴露的党、团员情绪。
叛徒疯狂的破坏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掩敌人耳目，木易同志就和本村部分党、团员及群众组织了一个“拳社”，以练武强身为名来掩护党的活动。还经常以打猎为掩护，背着土枪或粪筐伪装打鸟和拾粪，到处打探敌人活动的消息和联系各村的党、团员。
当我转移到新泰县北石店村隐蔽时，木易同志除一直与我保持通信联系外，还以给别人“推脚”1为名给我传递情报、书刊，并商量研究如何继续开展工作等事宜。
到了农历年关，他来信告诉我，叛徒和捕共队走了，可回当地工作了。我即于春节前的一天夜里回到家中。他十分兴奋、迫不及待地向我介绍了在当地的和外出的部分党员情况，也帮助我恢复了与一些党员的联系。
1936年上半年，我们一起参加了县委书记刘仲莹同志召开的为恢复整理党、团组织的四次会议和接头。
同年6月，叛徒刘伯戈的小舅子李光荣和叛徒方春荣，又替代刘、周两人回到县内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因猝不及防，本村党员刘夏峰、刘省三和另外几个同志先后被捕入狱，形势日趋严峻。
组织上决定要我立即外出避险。
当我正要考虑在何处可以立脚时，木易同志提出，枣庄的地下党组织已被敌人破坏得很严重，敌人的控制可能有所放松，建议我到那里去隐蔽。又怕我人生地不熟暴露身份，他坚持送我前往。
我们化装成做买卖的小商贩，连夜动身，一鼓作气步行了100多里路，天亮时赶到泰安的汇河西岸。正巧旁边有个卖锅饼稀粥的摊子，我们就坐下来先填饱肚子再说。木易同志很警惕，他提醒我，说时间还早不如在这里多呆会，早到车站也无处可去，再说车站是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时间长了会引起别人注意或碰着坏人。
他就是这么个人，凡事总替别人想，考虑得很仔细很周全。
约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直奔泰安火车站，这时路上的行人也慢慢多了起来。他又提醒说，走在路上要注意行迹可疑的人，如果遇到东张西望的人就要格外警惕。
到车站后，先安顿我在背角处等待，他便独自一人去买车票，并一直细心观察站内情况。看到火车来了，又护送我上车找好位子，且再三叮嘱我到薛城（原叫“临城”）转车再到枣庄站下车，以及到亓立诚家该注意的事，直到火车快发车了他才下车与我摆手告别。
在火车上，我回想起我们两人在路上谈起的一些问题，有的至今仍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刘伯戈、周灿林这次叛党，我们是有教训的。
凭着几只匣子枪，捕共队就敢来抓我们，还不是欺负我们没有武装？要是把准备已久的武装小组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把叛徒除掉。叛徒不除，遂成党的一大祸害。
所以，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没有枪杆子总叫人家追着跑，这不是长远之计。还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曲折，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谈到一些党员因刘伯戈和周灿林的叛党变得十分消极、拒不见面时，木易同志说，个人可以找出千条万条的理由，可根本的一条就是革命立场不坚定。他们胆小不敢干了，我们还是要大胆地干，一直干到革命成功。
从组织上说，我们的党组织还年轻，没有经过大的锻炼；对一些党员来说，也有教育不够的问题。不经常接受教育和帮助的党员，就容易和党走不到一块来。
也谈到县委与省委长期失联，特别是县委工作刚刚恢复起来却又被叛党分子搅乱了的问题，他认为，一时间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同志看不到光明。人各有志。我们仍继续干，一旦找到上级，再详细报告不就成了吗。
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坚信党的方针、政策，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以为，他的这些见解和看法是十分正确的。
正因为有了这些独到的见解，才使木易同志坚定不移地坚持斗争。在经历了这次血的洗礼后，我们刘家封邱村仍保留下十名党员、四名团员，成为全县党团员最多的一个村，也成为后来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的核心力量…．
送走了我他回到村里，县委的鹿省三同志突然来找他，提出要在他家隐蔽几天。这是木易同志一次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被敌人追捕的县委领导。
鹿省三同志是个知识分子，以他的衣着和作派出没村中很不相称，唯恐被人怀疑生变，可情况凶险又不能撒手不管。
木易二话没说，就把鹿省三同志隐蔽在家中栏棚的顶上，每天他背着家人偷偷地给鹿省三送水送饭。第三天拂晓，又亲自把他送到村外去淄博隐蔽起来。
1936年秋，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为避免原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被叛徒逮捕，即派刘仲莹到鲁西北特委任职，另派原在济南的秦化龙同志来我县帮助恢复党组织工作。
秦化龙先与在九区汶河北何家官庄小学任教的刘舜卿同志接上头，作为县委的一个联系点。刘舜卿同志回到村里，又让木易同志作为另一个联系点，并委托他联系周围村庄的党组织，待取得一定成效后再向口镇一带扩展。
从此，遭受严重破坏的莱芜党组织，就在县的西部基层党组织建起了一条南北联络线，并在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使得全县的党组织犹如枯木逢春般恢复和发展起来，重显勃勃生机。
木易同志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功不可没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即给木易同志带信询问情况。他简单地回信： “行情有所好转，可回县一起干。”于是我迅速返回县内。但此时国民党各级政府和统治机关仍丝毫没变，被关押的“政治犯”也还没有释放。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提出“枪口一致对外，组织全民抗日救亡”的主张，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但是，大敌当前，人心浮动，也有少数权贵和家境殷实的人家准备南逃。部分青壮年虽不愿当亡国奴，对挺身抗战却有所顾虑；绝大部分青壮年愿意参加抗战，但又苦于报国无门。
整个社会呈现既群情激昂，又踌躇徘徊、束手无策的复杂局面。
在这国难当头、群龙无首的危难关头，究竟是谁来高举抗日救亡大旗，团结全国人民救民族于危难时刻呢？这正是我党领导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大好时机。
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木易同志通过他所负责的党组织和社会关系，发动并组织高家洼的十几人、李家镇的四五个人和本村及其他村的热血青年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在徂徕山大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省第一支抗日武装。由木易同志组织的这些青壮年，先后参加了部队和地方工作，壮大了抗日游击队的力量并开展创建根据地工作。（三）
木易同志对混入党内并一度窃据县委书记的李鲁瞻也进行了坚决斗争。徂徕山起义建立起来的八路军四支队，其中一部分部队转移至莲花山区活动，除继续进行扩展人员枪支壮大队伍外，山东省委决定留一些同志在地方继续工作。
代表省委来我县工作的负责同志，因不了解李鲁瞻的政治历史情况和李的真实意图，在没有征求地方党组织意见的情况下，单凭着李鲁瞻几天的花言巧语，便指定他为县委书记，并由我、刘木易、刘宗汉同志共同组成莱芜县委会。
我再三向省委代表说明李鲁瞻的政治面目不清，不适合担任该职务，省委代表却说： “省委是了解李鲁瞻的，并已作了决定，个人要服从组织么。”根据组织原则，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也表示保留个人意见。
回到县里，我与木易同志传达了此事，他同样表示坚决反对，并提出再去找省委代表。我说这事已谈得很僵，再去反映也没用。我们只有静观其变，待掌握了具体材料后，用事实去说服领导吧。
于是，一场党内的攻防斗争悄然而起。
很快我们就发现，李鲁瞻身为县委书记，却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秦启荣勾结在一起，趁我军后方空虚进攻我八路军办事处，给我们鹿鸣山反顽战斗递送假情报，导致我军打了胜仗又遭偷袭。
在经过了这些事件后，我们又查明李鲁瞻在1937年下半年混进党内的同时，还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和“三青团”。当他的狐狸尾巴露出后，他又逃到山东国民党省主席沈洪烈处受训。
我们反复向省委代表汇报李鲁瞻的罪行，终于让上级认清了李的真实面目，并在1938年底被我山东纵队保卫部和军分区保卫科派人将他捉拿归案处决。
这场斗争虽时间不长，面不广，但耗费县委同志的精力却很多。特别是木易同志在斗争中出主意、想办法，跑了许多腿，做了许多艰苦工作，调查核实了许多事实。
1938年五六月间，省委派刘莱夫任县委书记，县委进一步得以健全，木易同志任十区（鲁西）区委书记。
同年底，日寇第二次占领了莱城。
为了控制莱芜这个战略要地，敌人每天强迫并驱赶沿公路两侧的村民修路护桥，拚命打通泰（安）莱（城）公路，还把十区从中间分成两段，大大增加了我党开展工作的困难。
县委当即作出决定，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破袭泰莱公路，打断敌人的补给线。木易同志和区干部一起肩负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毁。为了把敌人每天修的公路全部捣毁掉，木易同志还提出按每村的劳力把公路分段包干，白天在家睡觉、修理好工具，黄昏由村干部带领直奔指定的路段去破坏。
日本鬼子非常恼火，便在公路两边加强了警戒。
后来，我们也变换了几种斗争形式：一种是当敌人驱赶群众来修公路时，我们就派人在公路旁不远的隐蔽处放几枪或点燃几个爆竹，并高声呼喊“八路军来了”，群众趁机一轰而散；敌人也吓得趴在地上，根本无法制止。另一种是发动群众“磨洋工”，敌人来巡视了就干，走了即歇工。这些都给敌人修复公路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随着破袭斗争的深入开展，木易同志又增设了割电线、捉汉奸、反资敌、盘查行人等任务。他以这些为斗争重点，又照顾到汶河南北两块面上的工作，使党的各项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
新甫县原决定由泰山地委划归泰南地委所辖，但关系尚未接收过来，敌人的大扫荡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木易同志仍信心百倍地坚持以莲花山为中心的对敌斗争。
1942年1月17日（农历十二月初一），敌人继蚕食徂徕山之后拼凑了万余兵力（号称三万）来围剿莲花山根据地。天还未亮，他们从四面八方“铁壁合围”式地包抄过来，强占了各个山头、制高点和重要村庄，站住脚后敌人就开始安据点、筑碉堡，其密度用步枪射击火力可以相互交叉。
敌人的口号是“挖地三尺，消灭共产党、八路军。”
日伪的主力部队还分别开进山沟，并且挨家逐户、轮番搜捕我地下党和地方武装，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他们实行软硬兼施的自首政策，以致我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此外，敌人还制造种种谣言，说什么新甫县的共党、游击队已全部被歼等等，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从而使我党的工作开展十分困难。
至此，我县党政机关及各级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坚持秘密斗争。
为了迅速恢复上下级组织关系，1943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夜里，我带领着几个干部和配备短枪的武工队员，潜到与李条庄敌据点只有一河之隔的蔺家庄。
在伪区长蔺增健家中，我向县委几个同志传达了地委关于“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多接触群众就是成绩”等指示。
同时，县委还共同研究了如何开展对敌斗争的问题。比如联系失散的干部和武装人员，恢复各级党组织和武装，建立更多的活动点，以及创建老敌区内隐蔽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会上，县委决定木易同志和我一起活动。
大家谈得兴致正高时，外面传来了李条庄据点里敌人唱歌的声音，木易同志饶有风趣地说：这是敌人在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安心开会了。
会后为避免暴露目标，同志们在黎明前分头回到各自的村庄。白色恐怖犹如浓重的雾霾笼罩着山东大地。
有一天，木易同志向我谈了县委贯彻鲁中区党委关于保卫根据地、开展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情况。他说，敌人来势凶猛，各路汉奸队长多是些地头蛇和被捕后的叛党分子，有些地主、反共分子当了伪乡长、伪村长，趁机为非作歹。
特别是一个曾在省青年救国团、又在新甫县检察工作过的人，叫崔曼，他对各乡村的党组织有一定的了解。叛变后，当上了特务头子，他不仅给敌人出谋献策，还亲自带领敌特到各个乡村、指名道姓抓捕党员和干部，使各级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第二天，我就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斗争环境的残酷性。
我们一行在该县帮助工作期间，活动非常困难。白天敌人外出清剿，村里根本不能呆人，我们只好与群众一起隐藏在山沟，晚上摸黑住进农民家，可敌人一发现那里有灯光，就会立即派兵来搜查。有时我们连吃、住都成问题。
为此，我们县委几个领导干部秘密到莱新公路以东的基山区开了个会，一致同意坚决打开莲花山的黑暗局面，建设一个隐蔽在敌占区的抗日根据地。会后，县委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我们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主要做了六件大事：
一是坚决开展武装斗争。
党、政、军、民、公安、县大队干部组织了几支短小精干的武工队，由各领导干部带头，潜入敌占区内部，有重点地镇压那些对党和群众危害最大的汉奸、特务和死心塌地的汉奸“地头蛇”。
这一行动击中了汉奸的要害，他们特别害怕的是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为非作歹的话随时都有被镇压的可能。钢刀出鞘，我们逐渐刹住了敌特的猖狂气焰，不仅粉碎了敌人的造谣惑众，而且保护了群众、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情绪。同时，也使县公安和县大队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不断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
二是打击与攻心相配合，开展对敌伪军的瓦解工作。
我们动员和利用伪军家属和亲朋规劝伪军不做坏事，要给自己留后路，与我们建立联系。同时，也向敌伪军展开政治攻势，对敌据点、碉堡进行喊话：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抗日必胜”、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教育。
还利用各种形式散发传单、标语，给他们记红、黑点（做好事记红点，做坏事记黑点），并向他们公布。有条件的，我们打入敌人内部做争取瓦解工作。也采取不论官还是兵，抓住后都对他们进行教育，布置他们为我们工作。
随着对敌斗争的开展和环境好转，伪军对我们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多有利条件，比如主动送情报、主动与我们联系。
三是教育和争取伪政权人员为我党工作。
我们认真地对各级伪政权进行了分析，并将它们划为三种：一种是忠于敌人，坚决反对我们并乘机报复；一种是出于迫不得已，对敌我双方都应付。还有一种是心向着我们，表面则应付敌人。
这三种情形，两头是少数，中间是多数。
因此，我们的政策是依靠心向着我们的，同时教育、争取中间，孤立打击顽固不化者。
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政策，我们把争取过来的几个伪区长，如蔺增健等，让他们再去做伪乡村长的工作；条件成熟了的，还能派人打入敌伪内部开展工作。这样，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绝大多数乡村伪政权争取过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四是开展老敌占区工作。
所谓“老敌占区”，是指汶河沿岸和泰莱公路以南一带、被“硬拳道”首亓象德长期所控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广大群众和中上层人士并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和主张。
根据上级有关创造隐蔽根据地的指示，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中、上层人士和群众进行宣传，鼓励他们与进步群众和党员取得联系，这样我们就很快在这些地区建立起一些秘密联系点，使秘密工作在敌人眼皮底下自如开展，也使我们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
在敌人疯狂扫荡时，我和木易同志就曾经多次穿梭于距鲁西敌据点很近的店子村。党员李献身就住在这村里，我们经常在他家活动，当时被同志们戏称为： “我们与敌人换防”。
五是针锋相对，伺机灭敌。
叛徒刘伯戈一伙像猫儿追腥一样，无时不刻地在与我党争夺地盘。他们也分成若干股武装对付我们，并依靠敌伪势力到处活动，发展国民党员，建立他们的伪政权，捕杀我党员和干部。还妄图向我山区伸展，使我们的对敌斗争更具艰巨性、复杂性和残酷性。
为此，县委则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
与叛徒刘伯戈一伙相比，现在我们的武装力量已旗鼓相当，对于地盘争夺我们不仅寸土不让，还派亓章森等同志打入他们内部长期埋伏，牢牢掌握这股敌人的行踪，伺机消灭他们。
六是整顿恢复党组织。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县委为了对组织和党员负责，规定了整顿恢复党组织的原则：
对一时与组织失掉联系、其家属亲朋替他自首而又一贯表现好的党员，组织上即给其接上关系，分配工作；对躺倒不干的党员，暂缓接上党的关系，视其今后表现再定，但教育他不能做不利于党的事；对因叛徒出卖敌人指认自首的党员，则给其一般的工作进行考察，再考虑是否解决党籍问题；对向敌人自首当了伪军或干了伪政权工作的，主要是教育他们不干坏事，也争取他们在伪军中做内线工作，或在我们建立的“两面政权”中工作；对甘心投敌的变节分子，则作敌我矛盾处理。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很快就重新建立了党的点、线联系，党小组和支部也相继得以恢复。据1944年统计，新甫县农村党员整顿和新发展的党员达到了200名左右。各分区委提拔、调配，充实了一些干部，重新确立了上下级的领导关系。
新甫县委领导同志紧紧依靠群众，做了上述六件大事，使全县成了一个摧不毁、打不烂的隐蔽于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这些工作概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是千辛万苦，得来不易。
就干部坚持阵地、绝不退缩而言，木易同志与其他同志一样，在这段时间里遭遇了多少次危险，吃尽了被敌人围追堵截、忍饥受寒的苦头，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仅举一例：
有一次，当敌人疯狂地对新甫县进行蚕食时，那天晚上，村子里不能住，木易和汶南区委书记李瑞华等同志就住在汶南区上亓家峪村东山坡的一个山洞里。该洞是开山取石打出来的石窟，群众筑墙形成房子作躲避土匪之用。次日早晨，南汶据点伪军得知后，便把住洞口妄图消灭他们，但敌人不敢进洞，大声喊叫“缴枪不杀”！
木易同志把躲在洞里的群众安排到最安全的地方后，便对几个同志进行了分工，并布置把守洞口。敌人喊话无效，就驱赶汉奸队钻进洞来，木易抬手一枪，送他见了阎王，还缴获了一支枪和子弹数发。
其余汉奸见状哪里还敢再进呢。
日寇又驱使汉奸队到附近村庄搜来辣椒串、高梁杆和谷草，塞到洞口往里烧，企图呛死他们。
敌人放火后，洞后不透风，烟火一味地涌出洞口，反呛得敌人一把鼻涕一把泪。洞中的同志们却安然无恙。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敌人就驱使汉奸队到洞后面挖个通气孔，好形成空气对流。因洞后挖孔时土石塌落，木易立即察觉敌人的企图，举枪静候。当汉奸队费尽气力挖开一个小孔时，一个伪军站在上面哈哈大笑得意忘形，木易同志在洞中一枪将他击毙。
此时，谷乾、董维两同志分别带领县大队和区中队迅速赶来，加上天色已晚，敌人不敢恋战灰溜溜地撤回去了。群众对木易同志十分敬佩，这事在当地至今仍被传为“八路勇斗敌寇”的美谈。
（四）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好转，根据地不断扩大，新汶铁路沿线的煤矿工作急需加强。1944年10月，泰南地委调刘木易同志任新汶煤矿党的工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这又是一个艰苦复杂的工作。
木易同志对煤矿工人的性格、脾气十分了解。
工人一般是讲感情、重义气，喜交朋友的。在他们中宣传抗战大好形势，首先要进入矿区才行。但是，日寇为了掠夺资源、维持战事和防止我党的渗透，却不准产业工人走出矿区。
怎样才能把我们要对工人说的话带进去呢？
“抗日很快就会胜利”， “工人们积极行动起来，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出力”……这项工作，只有通过临时工和家属进矿做工，才能带给他们。这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一个个地分头去做。
木易同志把他所带的武工队分为几个小组，由干部带队深入矿区附近，一面了解工人情况，开展宣传工作；一面调查、争取和发现新的发展对象。
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日趋失败的消息，无疑给宣传工作提供了最有力的说服力，也为进一步做好矿工工作奠定了基础。木易同志对工人们提出：苏联打败希特勒后，他们就会转过头来对付日本强盗，中国的抗日胜利已指日可待；煤矿是人民的财产，工人爱矿、护矿，人人有责。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后，我们还要靠这些资源建设我们自己的新国家，工人就是国家的主人。
这些话，言语朴实、句句在理，大大提高了工人护矿的责任感。当日军撤出张庄矿和大协矿后，第二天我就去了这两个矿。
在张庄矿，我走了一圈，井上井下没见到有很大的破坏，我捉摸着只要整顿一下设备资源就可以恢复生产的。眼下这里虽已停产，但工人们秩序井然，情绪高昂。
我还见到以前熟悉的人，他们都很高兴： “我们等你来，已经一天一夜了。”
整个矿区犹如枯木逢春，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看完了张庄矿，木易同志弄了一辆敌人丢弃的小吉普，叫上司机，沿新汶宽阔的公路送我到大协煤矿去检查工作。这是我俩大姑娘坐轿——有生以来头一回坐小车，也算是抖了抖我们抗战胜利的威风吧。途中我俩又说又笑，从最初投身革命、入党，到八年山沟艰苦的抗战。木易说，现在我们抗战终于胜利，将来国内战争打不打，那就看蒋家王朝的态度了……
说着说着，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大协矿。
这里也是生机盎然。下井机器还在运转，工人们高兴地邀我们到井下看看。我好奇地到了井下，只见生产一切照常。
工人们说，敌人只是保命、保搜括来的财产，来不及破坏矿上的设施，所以他们稍加整修就照常生产了。
敌人掠夺我国宝贵资源的两座煤矿，今天所以能得以完整无损的保全，这是木易同志所领导的矿工委全体同志，以及全矿工人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五）
因政治形势、任务和工作发展的需要，木易同志被调往沂蒙山区沂中县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他到任后，满怀信心地开展了反奸、反霸，解放生产力和大力发展生产的工作，并努力医治日寇摧残而遗留的创伤，改善人民苦不堪言的贫困生活。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公开撕毁了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调兵遣将，分两路大举进攻我们的解放区，妄图抢夺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我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策略，立即奋起应战。
为了战胜强大敌人的进攻，沂中县委在开展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保卫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因而支援前线等艰巨任务也就成了地方党组织的当务之急。
沂中县地处沂蒙山区的中心，各种工作和任务更加繁重。木易同志组织全县干部力量，根据战争环境的不断变化，有计划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这一时期，他们先后动员了几万群众支援了莱芜战役、孟良岗、南麻、鲁村的战役，后又支援了攻克费县城和沂水城等一系列战役，为人民解放军从防御到全面反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敌人在最初的进攻中，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和拉网战术，并从破坏我解放区根据地，派出了“地头蛇”武装还乡团，疯狂地摧残和破坏我各级党、政组织，大肆残杀我工作人员。
由于积极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沂中县委不仅巩固了根据地，还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有力地保证了我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不仅粉碎了蒋军妄图把我军消灭在沂蒙山区的企图，也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反掘坟墓将自己埋葬在这里。
沂中县与全省人民一起，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木易同志所做的大量工作，有目共睹。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华东解放军在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特别是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天险之后，更加势如破竹，风卷残云，解放了江南大片大片的土地，一座座城市被解放，一个个村庄被解放……
新中国建设，百废待举。城市工作急需大量的干部。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到这些新解放的地区开展工作。因而，木易同志被抽调到鲁中南下干部大队任组织副科长工作。不久来到浙江，他先任嘉兴地委委员、组织部长。由于工作出色，不久被当选为浙江省委委员、调到省组织部任副部长、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六）
刘木易同志继承、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但他也有个被人容易误解的个性，认为他性格孤僻、不苟言笑，不好接触。
其实不然，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是对陌生人和在陌生场合中从不多说话，更不抢先评头论足，乱发议论。
平时他沉默寡言，主要是他在耐心地倾听和认真地思考，一旦了解了情况，就会毫不迟疑地作出果断的决定。遇到熟悉的人和场合时，他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很善于用农民流行的一些笑话和故事活跃气氛。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一艰苦朴素，埋头苦干。
在工作上，不论组织上分配他什么任务，客观条件如何困难，他都毫不犹豫地接受，并把这看成是党对他的信任。他说，工作是靠人干出来的，困难是靠人去解决的，只有这样，革命事业才能前进。
所以，工作中他从不叫苦、不抱怨；有成绩不自满，有失误总结教训，也常以共产党员“要善于总结，不能吃第二次亏”来自勉。
在生活上，他从不追求奢华，处处勤俭节约，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实行供给制时，他把节约下来的肥皂、毛巾送给别人，有时还不愿去领取。平常衣服鞋袜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身棉衣要穿好几个冬天。按规定该享受的待遇他才享受，不该享受的一律拒绝，从不患得患失。
一一作风正派，平易近人。
对上级尊重，但不奉迎、不巴结，按党的指示工作；对同志一视同仁，不搞任人唯亲、拉拉扯扯那一套，没有远近亲疏之分，遇事按原则办，不循私情，不做交易；对下级不压制，也不斥责。
当同志向他汇报工作和思想时，有成绩的他就表扬，有缺点错误就及时指出和批评，决不姑息；如同志有一时想不通的问题时，他就耐心教育和等待。他从不自以为是，主观武断，常常不耻下问，认真听取同志们的意见。
所以，了解和熟悉他的同志，更感到他和蔼可亲，有什么心里话都愿和他倾诉，因而他和上下左右的干部都团结很好。
—一群众观念，时刻为重。
在地下党工作时期，他就养成了办事走群众路线的作风，群众观念强。对重大问题他从不独断乾坤，遇事都是先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交流，或提到会上讨论，待意见取得统一后再执行。
也没有干部架子。他接触农民群众时总是先从“拉庄稼话”开始，再谈革命道理，群众愿意听，也就愿意接近他。接触多了，青壮年中有许多人不是称呼他的职务，而是亲昵地喊他“大爷”、 “大哥”。
正因为他重视把党的工作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无论在艰苦的地下斗争岁月，还是在残酷激烈的战争年代，他的工作都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绩。
一实事求是，原则唯上。
木易同志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待各项工作。他不弄虚作假，不虚报、不浮夸，对缺点和失误不隐瞒，如实上报和公诸于众。他做组织工作，客观公正，一碗水端平，不搞小圈子，不搞小动作。依据每个干部执行政策的水平，客观地处理发生在干部身上问题。
他十分重视查清事实和找到可靠的证据，事实不清的就要再三查证。他在省监察委工作的岁月中，当时虽长期处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但并未发现他经手的案件中存在有“冤、假、错”案。
在“文革”初期，造反派们诬陷他与“托派”分子李鲁瞻同在莱芜县委工作过，企图以“近墨者黑”的主观臆断来置之他于死地。木易同志的回答斩钉截铁：
“当时，我们是坚决抵制李鲁瞻任县委书记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把他反对掉，以后我们发现了他的罪行又及时上报，最后是被我们镇压的，这是事实。’
可造反派还是不相信他。殊不知，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都称他为坚持对敌斗争的“楷模”。
在逆境中，他还找机会对我说：无论造反派“对我怎么批判和处理，将来就是要饭了，也要找到原省委代表澄清此事。”可见“文革”时期的木易同志对此事感到有多“冤”啊。
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他在新甫县执行县委决定：对敌人实行反蚕食斗争、对被遭破坏的党组织进行恢复和重整所作的大量工作，诬陷为投降主义和有意布置党员向敌人自首的变节行为，因而给他戴上了“叛徒”帽子，长期关押批斗。
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强迫他揭发这是按照我（时任泰南地委组织部长）的部署干的。对于这样无中生有、不顾事实的卑劣行径，木易同志双手一摊，感到荒唐可笑：
“那时敌人进行扫荡和蚕食时，新甫县的隶属关系还没有转到泰南地委，你们还是多看看历史再说吧。”
他的一句话，就为我撇清了干系，又让造反派无地自容。他们十分恼火，又给他加了个“包庇”的罪名进行无休止的批斗，直到木易同志逝世为止。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1968年我们被造反派遣送到嘉兴南湖公社参加双抢后押回杭州之际，在城站的广场上，只见身患重病的他在其爱人搀扶下步履维艰，大汗淋漓。我趁着看押我的人忙着去找自己东西的机会，靠近他问： “老伙计，身体怎么样？”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 “不要紧，你放心！”
一这两句话，至今仍留在我的脑子里，念念不忘。他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好干部，他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人民。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刘木易同志问心无愧！
（1985年2月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