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省三同志，原名鹿效曾，1905年1月26日生于山东莱芜县牛泉乡西牛王泉村。家庭系中农，个人是学生，是莱芜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1938年初被反革命惨杀，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小省三三岁开始进私塾读书，可他对孔孟的《四书》、 《五经》毫无兴趣，少年时他反复要求能到“洋学堂”念书，守旧的父亲无奈，只好把他转入本村小学。由于他天资聪明，学习勤奋，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良，考试名列前茅，很受教师们的赞赏。
1927年以前，中国各派军阀，群雄逐鹿，连年混战。
和全国各地一样，山东也是长年兵祸，匪灾为患，社会黑暗，加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行霸道，残酷地剥削压榨人民，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不久，学校因兵荒马乱而停办，鹿省三不得不辍学回家，因而在他年少的心里也就产生了对旧社会的极大不满。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北伐军打到了济南，推翻了旧军阀山东省督军张宗昌，着手建立了各级政权，这似乎给人民带来了一丝希望。
秋天，莱城开办了小学教员训练班。
鹿省三读书心切，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该班学习。其间，除了努力学习功课，他还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们的反封建斗争，比如宣传妇女放足、掀掉神像、破除封建迷信等活动，从此开始了对革命的探索与追寻。
1929年初，鹿省三在训练班结业后暂在本村小学任教员，但他始终不甘心这个工作，总想继续读书。于是，他不顾家庭的阻挠和反对，于同年暑假考入济南教会办的正谊中学。
初到省城，他耳闻目睹的现实是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他深深地感到，国民党所建立的各级政府与旧政府相比，就好比是“新瓶装旧酒”或“换汤不换药”，而对于剿灭共产党，政府倒是竭尽全力，煞费苦心。
尽管山东省及济南城的党组织屡遭破坏，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但是，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且吸引愈来愈多的青年人去了解和追寻共产党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当了解到了共产党的这些主张以后，鹿省三便对中国工农红军开创的苏区，对共产党倡导并要建设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美好社会，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于是，他就开始从国民党报纸、杂志的字里行间不断了解共产党的信息。了解得越多，对革命的要求就越迫切，他甚至白天黑夜地想，自己什么时候能见到共产党？什么时候能参加共产党？
后经一些人推荐，鹿省三又读了不少高尔基、鲁迅的小说，还读了《唯物论辩证法》、 《唯物史观》、 《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对这些书，他越读越爱读，公开不敢读就暗地偷着读。
革命理论书刊越读越多，懂得的革命道理就越多，思想和阶级觉悟提高了，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认识到，国民党所实行的纲领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他们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和官僚的利益，根本不会救中国百姓于水火。
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砸烂了这个旧制度，才能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共产党是代表劳苦大众最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由此，他坚定了参加共产党决心，要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尽自己一份力量。
党组织根据鹿省三的表现，特别是对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后，认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好青年。1931年，经他同学张子健同志介绍，省三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战斗的征途。
入党以后，省三同志更加努力学习，积极为党工作。
他在校内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腐败及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揭露某些教会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反动本质，反对学校当局施行的奴化教育，从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思想觉悟。
由于省三方法灵活、语言生动、易于接受，使得不学校里不少同学开始倾向革命、向往共产党。
同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粉饰“民主”、表示“民权”，允许学校成立学生组织，于是他和一些进步同学趁机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组织作掩护，积极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使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党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在省三同志的积极活动下，靠近他的同学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同时，他也因此引起了校内外反动派的注意。一些人在他背后说他是“赤化分子”、 “危险人物”。
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就叫他暂时退学。
后来，他更名为孟哲，到济南一家医院当起了临时卫生员，以掩护身份。但不久又引起了医院对他的怀疑。院方唯恐他惹事生非，便把他辞退了。
回到家中，省三同志一刻不停地坚持为党工作。
有两件事，使他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很高的威信：一件是他先在本村发动雇工，雇工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动员他们利用怠工和破坏农具等方式，对封建地主、富农的残酷盘剥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另一件是，本村大地主鹿德舆为了防匪防盗、保护自家生命财产，他在庭院周围修起高高的围墙，这倒无可非议，问题是他依仗权势占用了一家穷苦近邻的房舍。
省三同志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鼓动这户人家奋力抵制、反抗并说理，使大地主鹿德舆在乡亲面前理屈词穷，最后只得答应用几亩耕地和另一处房子进行交换。
这两件事，不仅赢得了广大群众对他的信任，也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同时，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通过他的努力，在群众当中扎下了根。省三就是这样一位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的同志。
几个月下来了，他见自己原在济南所引起的风波已趋平静，就重返济南，并设法回校复读。
在学校里，他又很快在投入学运工作之中。
当时，国民党为了抢占学校这块教书育人的阵地，就规定了许多政治教育的内容。该校的训育主任、训育员，都是国民党员，他们强迫学生死读硬背“三民主义”纲领。总务主任杨浩，又在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内任职。
这三个学校当权者，个个道貌岸然，道德败坏，依仗权势，为所欲为，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不满。
鹿省三、傅尊王等同志看准时机，决定以此为导火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正谊中学学潮1。他们率领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地到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去请愿，强烈要求撤换这三个当权者，弄得教育厅和学校当局狼狈不堪。
与此同时，省三同志以搞学生运动作掩护，贴标语、撒传单，宣传革命，也引起了学校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一个寒冷的夜晚，他悄悄地去贴标语，当他从校门口贴到教室时，忽然被特务发现，四五支手电筒朝他直射过来。在这紧急关头，他机智地从后门溜出去，可到了旁边的大明湖，却无处隐蔽。
这时湖水已结上了一层薄冰，他顾不上寒冷，便迅速潜入冰水中，藏在蒲苇里面。特务跟踪追到这里，反复搜索却一无所获： “真奇怪，明明看见有个人影过去，该不会是上天了吧。”
敌人走后，他从冰水中爬了上来。
可是被寒风一吹，省三同志全身颤抖。当他挣扎着走到一个同学家时，那同学见状很吃惊，只见他上下身衣服上都结了冰。有没有冻坏？他却满不在乎： “还好，差点没冻成冰棍！”
换了衣服，两人捧腹……
次日晚上，他又把剩余的标语全贴了出去，弄得敌人惊慌失措却又无可奈何。
“九一八”事变后，一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不战而退，使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广大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之中。
在这民族危亡之际，全国爱国志士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敦促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起来抗战，全国各地学校、学生团体纷纷准备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
济南也一样，省三等同志在各学校及学生团体中发动爱国学生组织请愿团。正谊中学反动校长徐伯璞惊恐万分，横加阻挠和压制。鹿省三等人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后在各界人士一致拥护和支持之下，各路学生汇集一起，组成了“山东请愿团”。
省三同志是山东请愿团的领导人之一。
他和傅尊王、承铭漠、王洪儒等同志都被推举为请愿团主席团成员。出发那天，省三不顾个人安危，带领请愿团一路游行到火车站。车站根据南京政府的命令，不许学生登车。
省三当机立断，率同学们卧轨，阻断了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使济南火车站顿时陷入瘫痪，并持续三天时间。
这时，北京、天津的请愿团自己开着一列火车到达济南，两股学生在济南会师，使得两地的学生们都受到了很大鼓舞，经过共同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允许请愿团开赴南京。
1931年12月5日，山东学生请愿队伍终于乘车南下。国民党政府妄图阻止请愿队伍进入南京，假仁假义地派人到安徽蚌埠车站去“欢迎”。实际上，这是他们准备对请愿团进行收买、欺骗和瓦解。
这些阴谋，都被请愿团一一识破、揭穿。
为了稳定请愿队伍，省三同志除紧密团结本校学生以外，还到育英中学的学生队伍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阴谋，终于使国民党阻止请愿团到南京的图谋未能得逞。
山东学生队伍抵达南京。
当他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一贯害怕群众的蒋介石，不敢亲自出面，便派邵力子出来答复学生的要求。学生们群情激愤地把邵力子轰下台，提出一定要见蒋介石。
蒋被逼无奈，不得不出来与学生见面。
但是，他心里却打着如意算盘，他要打击的是上海、北京的学生，对山东和其他省的学生则采取拉拢手段。这是他的阴谋。所以，他就假心假意、慢条斯理地跟学生们说： “你们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不要耽误功课，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谈吗。”
“如今大敌当前，国土沦丧，你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出兵？”学生代表说。
“同学们”，蒋介石冠冕堂皇地说： “你们不要心急，要遵守秩序，政府正在准备抗战……”
听了这一套空话，学生们知道是欺骗，怒不可遏，不约而同地高呼： “政府必须顺应民意，我们应该立即出兵抗战！……”
民意？出兵？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不可能答应的事。
其实，蒋介石早有防备，那些事先早被安排的警察和特务，见学生的话有损于总裁“尊严”，即将学生队伍驱回。
请愿团见蒋介石如此傲慢无理，遂将各地请愿团改为“示威团”，并加入全国学生联合会。省三同志被推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团成员。他立即率领济南同学，不顾警察、特务的恐吓和阻挠，参加了全国学联领导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12月15日，当学生队伍浩浩荡荡沿大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教育部示威时，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派出军警沿街戒备，恫吓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另一方面派特务对意志不坚定的学生进行分化、瓦解。
省三同志竭尽全力保护着这支示威队伍。
由于国民党《中央日报》对请愿团的正义行动进行大肆污蔑，12月17日，在全国学联领导下，愤怒的学生捣毁了《中央日报》馆。之后，省三同志就带领学生返回暂住处中央大学。
但是，刚刚回到校园时，省三同志就听到从远方传来的消息，说是参加捣毁《中央日报》馆的北京、上海学生，与国民党重兵和特务发生了械斗。于是，他二话不说，立即率领学生队伍赶赴救援。
在秦淮河桥头，他们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其中有许多学生受伤、牺牲，还有的学生因躲闪不及坠河而亡，造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当晚，南京城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军警、特务们还逮捕了一批爱国学生，并包围了中央大学，对学生进行恐吓和弹压。
此时，奉南京政府之命，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带领包括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在内的济南各校校长，赶到南京。他们假惺惺地以慰问学生为名，对学生展开了威胁和利诱，以期实现分化和瓦解。
学生们当然不会上他当、受他骗。
当来到中央大学的正谊中学学生住处时，徐伯璞在一部分已被拉拢的学生簇拥下，无理指责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胡闹”，引起了爱国同学们极大的愤慨。他被同学们围得水泄不通。有同学提议将他扭送到全国学联进行交涉，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鉴于到南京请愿已在全国造成了巨大影响，为了保存实力，省三等同志就向徐伯璞提出了撤回济南的三项条件：第一，由校方开支学生的来往路费。第二，不准压制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第三，不准迫害学生和开除学生的校籍。
老奸巨滑的徐伯璞，为了“不吃眼前亏”，满口答应，急忙脱身。翌晨，国民党军警强行押解学生离开南京，到浦口坐车返济。
这次学生请愿和示威，是三十年代第一次规模巨大的爱国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顽固反共和拒不抗日的阴谋，对迫使蒋介石在形式上下野、抬出傀儡林森出任国民党中央改府主席起了很大作用。
山东新军阀韩复榘，生怕学生回来再继续“闹事”，在赴南京请愿的学生返济前，即下令学校全部提前放假，并一律不许学生假期住校。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学生因无法解决食宿而离开了请愿队伍。
这时候，校长徐伯璞不仅不兑现自己在南京的承诺，还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趁学生力量分散之际，对发生动摇的学生予以控制和掌握，对有共产党嫌疑者则进行迫害。
省三他们对此十分气愤，等待时机，准备开展新的斗争。
1932年春季各校开学不久，省三等同志又组织和发动了一次学潮，目的就是为了敦促学校当局履行当初许下的诺言。在学校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的大会上，省三同志当面指着校长徐伯璞的鼻子，痛斥他背信弃义，不履行诺言，只顾自己贪污腐化，升官发财。
徐伯璞当即起身狡辩，省三同志便带头上前痛打了他一顿，一时间会场秩序大乱，有些同学四散奔逃，结果斗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使反动当局产生怀疑校内有共产党。
此时，在校学生张春桥2叛变投敌，出卖了鹿省三同志。国民党反动当局四处通缉鹿省三，校方也趁机开除了他的学籍。对此，省三同志不屑一顾，认为自己“并没有损失，得到的却是革命斗争的经验，坚强的革命斗志。”
不过，他对是谁出卖了自己一直耿耿于怀。
他生前多次说过，如果他当时知道谁是叛徒，就一定会把他推到黄河里淹死。事已至此，省三同志不得不终结了学生生活，开始专心致志为党和人民工作。
离开学校后，他先在济南住了一个时期，白天隐蔽，晚上外出活动。后来，作为省委情报交通员，他还到黄台以东地区去开展工作，并经常往返于省城与莱芜之间。
有一次，上级派他给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同志传达口头指示，因情况紧急，从泰安站下火车后，他冒着大雨一路奔跑，当赶到渐汶河畔时，正值河水陡然暴涨，挡住了去路。
群众劝告他，洪水很急，渡河的危险性很大。
但是，由于任务急、时间紧，他还是坚持冒险涉水渡河，结果人未走到河中央，却被滚滚而来的洪水冲得身不由已，顺水而下。他极力与洪水博斗，挣扎着游到岸边拽住一棵柳树，才幸免于难。
群众关切地问他呛水了没有？
他诙谐地说，这不就省了茶水钱了吗。
省三同志就是这样以革命大无畏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不久，济南已不利于他继续开展工作了。于是他就回到本县，与刘仲莹同志共同开展工作，成为莱芜党组织中的一名领导骨干。
为了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和影响，莱芜县委决定，每个党员都肩负着两条基本任务：一是大力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英勇作战、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事迹，二是利用社会关系，在本村和外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省三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决执行县委的决定。
在发展党员过程中，他根据不同的发展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以劳动人民贫困生活、剥削阶级骄奢淫逸的典型事例来启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争取他们倾向或自愿参加革命。
这一时期，他亲手发展了十多名党员，并建立了党组织。
省三同志的家庭比较封建、保守，父亲总是百般刁难地限制他的行动，但他对来自家庭的干扰始终置之不理。他认为，对旧的家庭也要革命，不然我们就会被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多半是在夜间活动，所以往往因为开会或与同志们接头，都要来回跑几十里路，饥饿和劳累交加。家里人对他吃饭、穿衣等生活不仅不过问，反而冷眼相待。特别是那些不知他底细的人，骂他“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是“鹿疯子”。
兄弟也经常讽刺挖苦他。
对于这些冷言碎语，省三同志毫不在意，仍不辞劳苦、积极地为革命到处奔波。
1933年春，莱芜的党组织巳在全县范围内由点到线、从线到面地发展起来，并建立了四个分区党的领导机构。有一次，县委在县农民协会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发展党员和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开展各种斗争的问题。
此时，由于省三同志巳担任山东省委巡视员职务，他一面执行省委给他的任务，一面兼任县委委员。在县里，他虽未被分派什么具体工作，只要人在本县，他仍不遗余力地执行县委的各项决议。
有许多时候，只要看到本村或附近各村穷苦农民被地主剥削得吃不上饭、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就发动农民组织借粮小组，开展向地主借粮吃饭的斗争。他还到鲁西镇的短工市上组织和领导出卖短工的农民，为增加工资进行罢市斗争。
农民是最讲求实际利益的。这些斗争，不仅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也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觉悟。
作为省委巡视员，省三同志还经常到博兴、淄川、博山、益都、寿光、昌潍等县检查指导工作。
博兴县起义失败后，是他去帮助作善后处理并负责恢复整顿组织工作的。值得一提的是，由他在博山县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后来成为这个地区组建人民武装、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基础和核心力量。
潍县的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破坏，也是他去帮助恢复的。
当淄川、博山两地工矿党组织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后，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往那里。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他就与工人们一起下矿井挖煤，在劳动中接近群众，从开展工人运动中发展党员，并于1936年重建了党组织。
在各地的巡视和开展工作中，省三同志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为了使革命事业顺利发展、工作少走弯路，他经常把这些经验和教训与同志们交流。
谈到发动武装斗争时，他多次讲起了博兴起义的产生、发展和打土豪分粮食的情况，以及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还把博兴起义和沂水、蒙阴、龙须崮等县的暴动进行了比较。这对于莱芜地区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党组织处在地下时期，活动经费极其困难，除了党员所交纳的有限党费，没有任何其他来源。对此，不仅敌人无法理解，连那些梦想入党就能升官发财的利己分子也心存疑惑。
这些人，常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们总认为，共产党员干得这么起劲，一定是上面每月发了不少钱。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组成的”，这些小人，哪里会理解共产党员为追求真理的坦荡胸怀。
省三同志因经常到各地进行革命活动，所需用的经费较多。为解决活动经费，开始他主要靠“骗”、 “偷”家里的钱，后来又闹分家，欲变卖自己所分得的那份土地，以解决活动经费。
所以，他不计较能分到多少房屋和其他财产，只希望分得几亩土地后将它卖掉一半，除用于活动经费外，还在生活上补贴给其他同志。他风趣地说： “有钱大家用，有饭大家吃，这就是共产主义。”
后来钱用完了，他就回家卖地。
其父兄见此情形，索性收回了他所剩的那份土地，断绝了他活动经费的来源。
在当时的对敌斗争中，环境恶劣，条件非常艰苦，党组织无法提供活动经费，生活上也没有来源。可省三同志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也毫无怨言，到各地活动往往是忍饥挨饿，以至每次见到我时，常常是先要点吃的。因没有钱买衣服，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裤子，天很热了也换不上单衣，对于这些他都从不挂在心上。
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莱芜党组织也与上级失掉了联系。因此，组织上派他去北平（北京）寻找上级党组织。
在同学和同乡的帮助下，他找了三个隐蔽地点。为了便于维持生计，他一面做电车工人，一面寻找党的关系。但是，此时由于蒋介石宪兵第三团对党组织的疯狂破坏，以往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转移或者重组，已经找不到党组织的任何线索。
后来，电车工人的差事也很难再做下去了，他便利用这段时间学了三个多月的世界语。这时候，恰逢国民党进步将领蔡廷楷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加之江西的苏维埃地区日益扩大，红军已有近40万人，省三同志便动员进步学生和同志一起去中央苏区工作。
在同学的资助下，他离开北京准备从上海转道去中央苏区。
然而，当他兴高采烈地抵达上海时，蔡廷锴建立起来的福建人民政府巳被蒋介石搞垮。因为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进入苏区已不可能了。他在上海举目无亲，生活没了着落，只能沿街乞讨，有时仅靠走街串巷卖些蝈蝈赚几个钱来糊口。
为了尽快地找到党组织，他决定先回山东。
但是，口袋里却没钱买车票，他只好偷偷地溜上火车，半路上又被检票员发现轰了下来。不能坐车他就徒步而行，鞋子磨烂了他就赤着脚走。他的这种对革命忠心耿耿，敢于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和教育，并对他由衷敬佩。
同年冬天，我党为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决定在全国各地成立反帝大同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工作。省三同志根据县委指示，建立了全县的反帝大同盟。并积极开展工作，进行反帝宣传，启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救国的思想觉悟。
由于省三同志这样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他的政治面目也逐渐暴露出来。1934年9月，敌人发现他回到家中，便派捕共队前去实施抓捕，所幸他事先得到了消息，并机智地躲到了一个亲戚家中，敌人扑了个空。此后，敌人仍未懈怠多次地抓捕他。
特别是1935年11月，当叛徒刘伯戈带着捕共队到他所在村来抓他时，已经得到了情报的他刚刚离家，才走到大街上，迎面就碰上了捕共队。所幸捕共队中无人认识他，问他：
“鹿省三家在哪里？他在不在家？”
他沉着、机智地回答： “在家。我刚才还看到他在家里呢。”
说着，还向自己家的方向指了指。敌人求功心切，慌忙赶到他家，等弄清了原委回头追赶时，省三同志早巳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于叛徒刘伯戈连续疯狂破坏莱芜的党组织，敌人又不断地对他进行搜捕，生怕被连累的亲朋们都不敢让他落脚。他也理解，因为敌人的手段到底太卑鄙了。
他只好多次外出躲避。
有几次，他都是隐蔽在农民党员刘木易同志家的栏棚上。栏棚下面养着猪，臭气难闻。他白天睡觉，晚上坚持外出活动。他还风趣地说：“这是革命人的特殊生活待遇！”
尽管如此，只要形势稍有缓和，省三同志就立即冒险回到县里，开展联系党员、恢复组织的工作。
1936年2月，鹿省三、刘仲莹同志在亓家毛埠村和芦家庄南的河滩上召开会议，研究、布置了整理恢复组织，恢复县委的活动。随后，当黎玉同志恢复了中共山东省委后，他和刘仲莹同志分别到济南，向省委汇报了莱芜党组织的工作。
同年6月，他和刘仲莹同志又在云台山和尚洞里召开了县委会议。会后月余，叛徒们又带捕共队进行大肆搜捕，形势已不能让他继续在本县活动了。省委派他去鲁南工作委员会任宣传部长，负责费县、临沂一带的工作。
同年秋，叛徒刘伯戈再次带领捕共队进行搜捕。一些失去了联系的党员正苦干找不到县委，无人领导工作时，省三同志秘密潜回县内，先找到在原九区的何家官庄，以小学教员作为掩护坚持工作的刘舜卿同志，共同研究和制定了继续恢复党组织措施。
刘舜卿同志被分配负责在当地联系失掉关系的党员。
同年冬季，省委派秦云川同志回莱芜任县委书记，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逐步使党的工作在全县得以恢复。从此，莱芜党组织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省三同志在与敌人和叛徒的斗争中，虽然精神和生活上都受到了很多刺激和折磨，但他始终乐观、顽强地为党工作。他的这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给了同志们很大的鼓舞。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全国政治形势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山东的“土皇帝”韩复榘，也不得不在表面上缓和对我党的高压政策，我党有了更便于在农村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斗争环境。这时，山东省委派鹿省三同志任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后改鲁东特委，化名纪芳华）书记。他立即投入各地的繁忙工作之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为了传达上级指示、检查工作，他先后深入到淄川、博山一带发动工人参加部队抗击日寇南侵，同时阻止韩复榘及其部下谷良民的不战而退和溃逃。他组织工人多次破坏这一区间的铁路，并以保护煤矿为名，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部分枪支和弹药，建立起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为发展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初步基础。
同年秋天，由于过度劳累，致使他臂膀患了关节炎和麻痹症，几乎到了不能活动的地步。在同志们帮助下，他到博山宁康医院接受治疗。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又马不停蹄地为革命到处奔波。
随着全民抗战高潮的兴起，在中共华北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下，他主持召开了鲁东特委会，专门研究了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决定：派特委委员张文通到寿光县，他自己赴昌乐、潍县一带去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
此后，他日夜奔波各地发动群众，搜集民间枪枝、弹药，终于在1938年1月组建了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七支队，鹿省三同志任该支队政治委员。多年来发动游击战争的愿望实现了，他心里说不出有多么的高兴。
为了巩固和扩大这支抗日武装，省三同志积极学习军事知识，虚心向别人请教。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他的努力下，这支年轻的人民武装不仅顺利地发展起来了，而且政治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使之很快成为了一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并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称赞和拥护的人民武装。
在寿光县的张文通同志，遵照特委指示也组建了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八支队，他任政治委员。
后来，省三同志发现七支队中部分成员不纯，为保护这支年轻的抗日游击队，他提议将两个支队合并进行整训。1938年2月他赶到八支队驻地寿光县三合庄召开特委会，决定八支队向东开赴昌潍地区。
此时，混入七支队内部的敌人闻讯后，大肆煽动说： “八支队要吞并七支队，是鹿省三密谋策划的”，试图煽动别有用心的人仇恨省三同志，并策划通过暗杀来阻止这次整训。
那一天，省三同志单独去七支队驻地昌邑县瓦城查看部队情况。县特务大队长张洪礼（反革命分子）得知后，便指使他手下趁晚上省三同志不备之际下手。
是夜，起风了，月亮躲进了厚厚的云层。
鹿省三同志走在往回的路上，周围漆黑一片，悄无声息，突然一个黑影从他背后闪过，但省三同志却一点也未知觉。因为他根本没有去提防，他原先想这方圆十里都是我们八路军的活动区域，有谁还不认识他呢。
那个黑影终于举起了枪，猛地“砰”的一声…一鹿省三同志不幸遇难！
那个黑影当场被捉获，经审讯，他叫金岩，交代是受队长张洪礼指使干的，并从他背后开枪将其杀掉。张洪礼立即被逮捕，也供认不讳，接着两人被一起镇压，特务大队同时被缴械遣散。
省三同志惨遭杀害后，当地群众无不痛心扼腕，挥泪哀悼，痛惜失去了这位任劳任怨、顽强奋斗、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鲁东特委在瓦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他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就是在今天，当地一些学生和群众每逢清明、冬至，都按照习俗，膳食壶浆，到墓前祭祀，以表敬意。
省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他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坚强的党性，把自己的宝贵生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铁骨铮铮的实践了他入党时的誓言。他从不自满，虚心学习。他大公无私，毫不利已，对同志无比热忱，对敌人无比憎恨，对工作热情洋溢。他胜不骄、败不馁，特别是党的事业不顺利之时也不悲观，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省三同志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
他那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省三同志，今天，你曾渴望的把中国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逐步实现，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继往开来，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正迈着坚定的步伐，阔步前进。还有，惨杀你的刽子手早巳处决，密告你的叛徒张春桥也终于受到国法惩罚。
所有这些，都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你。
一你毕生为革命、为莱芜建党和建立敌后武装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流芳百世，永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