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明同志，原名孙鸿亮，1899年出生在山东莱芜县柳行沟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思想进步的父亲孙冠群1，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读完小学后，他就送儿子到梁漱溟主办的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去学习。
1932年7月，受县委的安排孙启明任县农民协会干事长，翌年春他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从事革命工作，经历了民主革命对敌斗争的艰难岁月。1984年4月20日8时，因病不幸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本文仅记述了他在“七七”事变前后的革命活动。坚持农会存在掩护党的活动1928年秋，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欺骗、笼络广大农民群众，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改组了县农会，其间领导人换来换去，最后换上了他们所信任的国民党员吕志轩来任干事长。
此人无才缺德，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引起了全县广大会员极大的不满和愤慨。
以刘仲莹同志为首的莱芜县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夺取县农会的领导权，以期以公开合法的组织来开展党的秘密活动。1932年春，毕指南2同志带领着五六十个乡村农会代表向国民党县党部请愿。?
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苏子诚为平息事态，允许按农会组织法规定进行改选，会长由乡农会代表会中选举产生。同年4月，在县委的领导下，选出孙启明、吴健章3、毕指南等人为农会干事，并一致推选孙启明任干事长。同年7月，孙启明从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回到莱芜。
此前，县农会的主要领导成员有毕指南、吴健章同志，加上工友4王其人共三人。其中，吴、毕两同志是中共党员，后来王其人也入了党，这样农会的领导权就完全掌握在我党手中。
孙启明到任后，与他们团结一致，互相协作，使农会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第二年春天，他由毕指南、王其人两同志介绍入了党，更是把农会变成了党组织开展秘密斗争的阵地。原在该会工作过的县委书记刘仲莹和鹿省三同志，常到这里开会和部署工作。
农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于是，到农会来的人也多了起来，其中来的绝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这时的农会，实际上已成了莱芜县委在莱城活动的中心，或者是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场所。
大家把农会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为了进一步组织民众、宣传我党政治主张，县农会已多次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的活动，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和旧政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震惊了统治阶级。
由此，反动当局开始怀疑、揣测：
这农会到底姓“黄”还是姓“赤”？最后他们断定，农会已经不是他们的了，但又苦于抓不到什么把柄，或有足够的理由来撤销农会或逮捕我们的同志。从此，他们便开始密切注视农会的一举一动。
农会的同志也时时处处警惕着他们。
敌我双方你来我往地打起了“太极拳”。由于反动当局掌握着经济大权，他们就试图以经济手段来挤垮农会。
1932年7月，国民党县党部伙同财政局以“群众组织应由群众出钱来办”为借口，停发了农会正常的经费。当初被赶下台而怀恨在心的原干事长吕志轩，疏通了密友、财政局长毕华桥，又停发了农会的辅助费，企图将农会的同志饿跑。
孙启明同志坚决执行县委关于农会必须存在的指示，认为此时应该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交涉，如果交涉不成，即便回家带煎饼上班也要坚持农会工作。但是，交涉结果，国民党县党部只答应每月继续给农会拨款银币四十元，聊以勉强维持。启明同志与大家一起，通过发动同情农会的单位和进步人士，从经济上给予一些支持。
同时，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注意和破坏，县委决定由王其人同志在鲁西开办一个文成书局，作为县委新的活动中心。又派吴健章同志前去掌握鲁西区的原政权和自卫团5武装，从经济上减轻一些农会的负担，使农会一直坚持到1935年农历十月初。
俗话说： “家贼难防，蛀虫难捉。”
叛变投敌后的县委主要成员刘伯戈、周灿林，犹同“家贼”和“蛀虫”，带领国民党省党部捕共队疯狂破坏党组织和逮捕共产党员，县农会也因此遭到了破坏，工作被迫停止。
正是因为县委掌握了县农会，使得党的许多活动在农会的名义下得到掩护和开展。在县委及各级党组织领导和指导下，全县共建立乡、村一级农会71个，发展会员3427人，而且每个会员都受到革命思想的普遍教育，政治觉悟不断得到提高。
有不少乡村农会组织，对本地当权的土豪劣绅及旧习俗开展了斗争，并改造乡、村政权。党组织则在这些斗争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逐步占领广大农村的阵地、掌握了基本群众，从而为我党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
所有这些工作，均与启明及其他农会同志的忘我工作密不可分。
接受党的指示屡斗贪官劣绅
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的腐朽表现之一就是藏污纳垢，重用坏人，官官相护，横行霸道，置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于不顾。为此，人民群众非常愤恨，但当时没有带头人，力量拧不成一股绳，难以展开能取得实际效果的斗争。
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县委决定以农会为代表，联合群众和进步人士，择机对贪官劣绅开展斗争。
大劣绅毕华桥被国民党县政府长期重用、任财政科（局）长，但据反映，他对人民敲骨吸髓，横征暴敛，贪污、挪用、滥支巨额公款，民愤极大，只是缺乏证据。
孙启明同志就利用七区长张显庭与毕华桥之间的矛盾，建议由张出面告发毕，并要求成立县清算委员会对毕进行清查。这个建议获批准后，又得到十个区长的一致拥护和支持。
县清算委员会由各区推荐一人、县农会派一人组成，由毕指南当参谋，孙启明同志则以县农会干事长的身份任该委员会的主任，主持整个清查工作。
工作很有成效。他们很快就查出毕华桥不符合财政制度的开支款项，有十余万元，其中仅在他名下提取和支付的款项就达7000余元银币。当清算结果公布于众后，毕华桥即惊慌失措，但他仍勾结官府予以否认。
省政府则令县政府重新组织官办的清理委员会审查，启明同志被选其中。由于前段清算工作做得扎实，再次清算结果依旧。后经省政府批准，毕华桥被押至省城关押，并追回部分贪污款项，全县人民拍手称快。
这次清算同时查出财政科有浮银五十余两。浮银是农民开垦荒地向政府认粮纳税的款项，这种粮税不被列入正式田赋内，单独记帐6，可凭条子任意贪污挥霍。启明同志抓住这条线索，动员财粮科人员揭发科长郝伯衡的贪污问题，要求县长予以处理。
但是，县长却袒护郝伯衡，使此案久拖不决，而且还想方设法打击报复带头揭发的张庆泽。
时逢山东土皇帝韩复榘到莱芜视察民情，张庆泽在城西关娘娘庙前挡车，下跪喊冤。大庭广众之下，韩不得不受理此案，遂传郝伯衡到庭审问，结案后即缴出贪污大洋500元。
不过，韩复榘又借口“民告官属犯上”，下令打了张庆泽四十大板。还有一个污吏是国民党省政府委任到莱芜法院的乔法官，到任不久就发现他受贿十数起，可谓是贪污成性、知法犯法，因而引起公愤。启明同志以农会为主，联合各机关一起控告。
但是，省政府派员前来，名为检查，实则为乔法官开脱罪责。
他们以行贿与受贿同罪的章法相威胁，压制行贿者揭发，同时又暗中指使受贿者赖账。县委即发动群众直接向乔法官索回行贿款项，乔此时无法抵赖，可他狡辩钱已花掉，要求允许他缓期偿还。
我们借此叫他写出欠条，注明并承诺“偿还受贿的两百元”。
手中有此凭证，省政府派来的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报省将乔法官撤职，调回查办。
1933年，国民党省政府下令改革度量衡，废除旧秤，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好事由坏人来办就变成了坏事，也给了贪官污吏和投机奸商沆瀣一气、大发横财的机会。
县度量衡鉴定所所长孙果，一到职不经任何宣传，就下令在全县一律取消旧秤、改用新秤。他派人四出检查，碰着旧秤就没收或折毁，还把济南运来的新秤以高价来推销。
由于这些新秤粗制滥造、斤两不准，一时民怨鼎沸。
县委立即指示县农会，联合县商会向政府当局控告孙果这种欺上瞒下的行为，要求撤职查办。最后，官府不得不将已销售的新秤收回，对没收、毁坏的旧秤以赔偿了事。
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启明同志在与贪官污吏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对大劣绅宁子彬和栾仲久的斗争。
宁子彬，字振文，口镇人，原是个流氓、恶棍，家里没有多少财产，后来口镇为避免土匪抢劫，筑起围墙，取名为“博济寨”。地主资本家推他当寨主，即成了他们的“代理人”。
此人坏点子很多，遇事善耍手段，无理也争三分，而且恣意欺压群众，为非作歹，不仅群众怕他，连莱城的机关干部、学校老师对他也敬而远之，成了全县的一霸，人称“宁阎王”。
1932年一个夏日的夜晚，口镇小学正在举办学生娱乐晚会。
宁子彬的儿子善学驴叫，当场表演，博得同学们大笑。其父闻之大怒，竞跑到学校找校长刘希章大吵大闹。刘校长据理力争。最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宁子彬，居然扬言要将刘赶出学校。
刘希章即到县农会商量对策。
启明为他出主意，叫他联系在邹平上过学的同学，做好准备，待口镇赶大集时，将宁子彬揪到大街上再狠抽几个耳光，叫他威风扫地。岂料这事被传到了宁子彬的耳里，他自觉理亏，即托李菊轩前来调停，还让商会代为设宴向刘希章赔礼道歉，并请他回校任职。
此事虽小，有人敢在宁子彬头上动土，也大长正义者的威风。另一件事同样如此。
栾仲久自任县联庄会总会长以来，从不恪守职责，他利用职权欺压群众，吃喝嫖赌，贪污浪费，无恶不作，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县农会代表群众意愿，向县府告发了他，要求依法惩处。
谁料栾仲久和县长李钟豫串通一气，反控孙启明是诬告，要治他的罪。民主人士、一贯主持正义的亓聘如，建议孙启明去济南高等法院上诉，请求转移到泰安地方法院审理此案。
泰安法院通知双方到庭。经当庭对质后，法官宣布孙启明的诬告罪不能成立。
栾仲久怕继续追查下去对自己不利，便托李菁山向孙启明说情，表示愿意赔偿诉讼费了事。孙启明则认为： “既然法官判了我不是诬告，我就可以保留控诉权”，狠狠地回击了栾的嚣张气焰。
孙启明同志严格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以县农会干事长的合法身份代表群众愿望，机智、灵活地与当地贪官、劣绅、恶霸开展斗争，并取得不同的战果，深得人心、党心，群众基础日益牢固。
组织抗日武装为军队筹钱粮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烽火在山东大地熊熊燃起，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空前高涨。
此时，孙启明同志正是从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回到家乡。
他一回来，就参加了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当时，民众的抗日情绪虽然高昂，但群龙无首，多数人处于踌躇徘徊状态，也有的人悲观失望， “亡国论”甚嚣尘上。
启明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广泛联系抗日积极分子，积极宣传抗日主张：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 “誓死不当亡国奴”，还联系和发动了许多热心抗战的人员自带枪支弹药，参加抗日游击队。
同年底，他带领儿子孙子绍及其他一些人，到莲花山田家林、刘家林村集合，然后又赶赴徂徕山与八路军“四支队”会合，并被编入了第三中队。
当四支队一部准备驻防莱芜时，事前即派孙启明等同志回县筹建“八路军驻莱芜办事处”，并推选孙启明任主任、亓象岑任副主任。任办事处主任期间，孙启明同志主要做了两件事。
头件事，是为我部队筹集钱粮。
当时由于日寇进逼，国民党县、区公职人员纷纷逃窜、隐蔽，一时间地方则陷于无政府状态。启明同志即召集办事处同志开会，研究如何支援抗日的问题，会上他提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筹粮计划，以保障部队粮草充足。
办事处认为，筹集粮款仍需通过动员各乡、村长，一起解决。会后，他们立即兵分数路到各村各乡动员。
但是，由于乡长、村长恪守旧俗，提出要贫富共同摊派。
孙启明认为，这样会影响到普通群众的生活。他即以民族大义感召他们：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使他们彻底改变了旧的传统做法。
第二件事是大力宣传抗日。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秦启荣进入莱芜，与我军争夺抗战阵地，因而也就出现了“正统派”、 “非正统派”的谬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妄图以此来消除我军的政治影响。
孙启明同志则以办事处的名义，对各界人士进行集会宣传，争取他们支持我军抗战，并义正词严地疾呼： “民族危亡之际，谁抗日、谁能拯救人民于水火，谁就是正统派。反共、反八路，置国家存亡于不顾者就是非正统派。’
同时，他又加强宣传全民开展持久抗战的理念。在大敌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速胜论”是根本错误的，并且列举了种种事实，如此一来，就很快使顽固派散布的那些谬论失去了市场。
不久，秦启荣又开始制造摩擦，妄图把我年轻的游击队排挤走或消灭掉。他们逮捕我工作人员，堵截我军物资，限制我游击队活动。一些逃跑和躲藏起来的原国民党公职人员，也死灰复燃、蠢蠢欲动，妄图恢复原有的县政统治。
闻名全省的正义人士范明枢，以国共双方都有他学生的有利条件，倡议两党谈判，共同抗战。由他出面，孙启明等同志参加谈了几个回合，由于秦启荣之流始终坚持反动立场，根本毫无诚意，范老万分气愤： “如苗中之莠也”，说罢便拂袖而去…一
随后，秦启荣唆使其地方武装占领堂子庙，妄图消灭我驻鲁西的办事处和留守的二十八名武装人员。后又唆使他在新泰的主力何进步所部奔袭毛埠一带，企图强占鲁西。
此时我部队已到淄川马棚一带伺机打击张店到博山铁路上的日寇，无法回援。孙启明等同志努力做当时曾自诩抗日的硬拳道7首领亓象德的工作，亓象德还算领情，先后率领会徒把两股敌人打跑，解了我办事处的燃眉之急。
同年夏，打着抗战旗子而又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率部入莱，他把秦启荣挤跑后，委派梁竹航任县长，成立了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县政府。
启明同志任县政委会常务委员兼供给主任。
在此期间，孙启明同志多次阻止石友三部向群众乱摊派，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底，日军再次占领了莱城，这个政府也随之垮台。孙启明又联合各界人士，参加筹备和成立了完全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
孙启明同志利用县农会干事长的合法身份，掩护党的活动，并在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抗日力量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中，舍生忘死，勇斗敌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谨奉此文，以表怀念。
（1984年11月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