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教同志，化名李子玉，1917年3月17日出生在山东莱芜县杨里镇陈家庄一个普通的贫农家里。九岁才上学，1932年高小毕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积极地为党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卖，1940年2月29日他不幸被日寇和汉奸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下，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最终他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1932年，李光教从莱芜山口村区里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不能继续学业。这对一个求知心切的少年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看到那些家庭富裕、成绩平平的孩子都可以高高兴兴读书，而自己一向勤学苦读、成绩优秀却被拒之校门外，感到愤愤不平。
正因如此，他脑海里产生了许多不解的疑惑：
为什么贫苦大众辛苦劳作却得不到温饱，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如此悬殊，进而萌发了他对不平等的旧社会的不满，可作为一个少年的他，又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个社会呢？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待在家里帮助父母耕种全家仅有的岭坡薄地，聊以度日。
“九一八”事变后，一贯奉行“攘外先必安内”、 “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年轻的李光教开始认识到：国家的衰败完全在于反动当局政治上的腐败，只能代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会为国家和广大劳苦大众办事。他只期盼着有一个抵御外敌、为国为民谋解放的组织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救国的浪潮风起云涌，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的倡导顺应了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民意，迅速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拥护和响应。在莱芜县委的领导下，一场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这使李光教从黑暗和迷茫中看到了曙光！
他立即积极投身其中，主动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开展的向青年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四处宣传我党所倡导的动员全民族团结的抗日方针，启发农民兄弟不畏强暴、奋起抗日的觉悟，号召民众不当亡国奴，拿起武器投身到驱除日寇的斗争中去。
由于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1938年李光教经刘波平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真正走上了抗日救国、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和建立新社会的光明道路。
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李光教同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愈来愈焕发出努力为党工作的革命热情和干劲。
他经常走街访村，深入到农民当中，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在各村组建抗日救亡的群众团队，推行减租减息运动，并开展对以邢铭三为代表的“假抗日、真反共”旧区政府苛捐杂税的抗缴活动；积极为我党组建的八路军游击队筹集军鞋和粮草，发动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
在斗争中，李光教同志任劳任怨，不怕困难，积极工作，以他的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觉悟，有力地支援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而沉重地打击敌伪疯狂进攻的嚣张气焰。
李光教同志对党忠诚、为人诚恳、办事沉稳，县委根据工作需要，1939年秋选派他任中共莱芜县委交通站站长。县委交通站是县委开展敌后地下工作的重要枢纽，工作异常繁重和艰巨，主要担负着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负责县委与各支部之间的联系，保证县委的文件、信函上通下达，以保证全县党组织的步调一致。二是给县委、抗日武装传送敌人情报。
为了随时掌握敌伪的动态，县委在各乡村都建立了盘查点，安排儿童团和老年人负责站岗放哨，盘查来往行人，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或敌人的活动，立即报告各村的党组织，并按轻重缓急传递给交通站。遇到紧急情报时，各村就会在信封表面写上“十万火急”的字样，或沾上鸡毛翎以示情报的重要，提醒各个环节加快传递的速度。
交通站收到各村的情报后，必须立即拆封整理、分析，以判明敌人行动的态势。遇到十万火急的情报，他们就原封不动，立即送出。情报往往来得很突然，处理起来不仅工作量大，且刻不容缓。特别是在敌人频繁外出抢掠和扫荡的情况下，交通站的工作更是异常繁忙。
此外，为保持联系地点的相对稳定，交通站多数时间设在交通较为方便的陈家庄村东头的一所小学内。有时敌人来了，他们不得不马上转移，敌人退去后就必须立即返回，以保证后续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在此，并迅速传递给县委机关。
李光教同志深知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时刻把情报传递、同志们安危和生活保障放在心头，他不畏艰辛，认真负责，处处以身作则，带领全站同志，克服无数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交通站肩负的各项任务。
遇到危险情况时，他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不让其他同志冒风险。遇到重要文件和紧急情报他都亲力亲为，没有车骑就靠两条腿跑，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县委领导手中。
有时敌人行动变化多端，行踪飘忽不定，他一收到敌情通报，就必须马上传递出去。这样，他往往是刚返回又要紧急出发，有时甚至一夜要往返数次。
有时没有时间吃饭，他就饿着肚子跑，连喝口水都顾不上，抓紧时间，争取尽快返回岗位坚持工作。有时由于敌人尾随不舍，县委被迫连续转移，他总是冒着与敌遭遇的危险，想方设法地寻觅县委的行踪，及时地把情报交到领导手中，以保证县委能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随时下达相应的对策来粉碎敌人的进攻。
正是李光教同志这样坚定负责地工作、及时准确地传递情报，县委机关才多次得以躲过敌人突袭，化险为夷，也保证了机关与全县各级党组织的联系，有力地挫败了敌伪的多次围剿。
另外，联络站还担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一一收发县委发行的报纸。李光教同志对这项工作毫不懈怠。他向站里的同志提出： “当天收到县委所发行的报纸，一定要当天送到各级组织中”，这不仅仅是工作要求，也是残酷斗争环境中一种上通下达的重要手段。
在敌伪猖狂抢掠和扫荡的情况下，如果下级组织看不到报纸，他们就有理由认为：我们的交通线被敌人阻截，或者是印刷发行机关被敌人破坏，这样就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而在环境好的时候，即便没有重要指示和情报需要传递，人们也能以此来判断出我党政机关是在正常运作，从而使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精神上受到鼓舞。
可见，县委交通站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1938年11月，莱芜党组织的不断壮大，抗战形势的迅猛发展，使敌人惊恐万分。为了扑灭这个地区的抗日烽火，实现控制全县和打通章莱（章丘、明水、莱芜间）公路的战略目的，日寇再次占领莱城。
后经几次试探性进攻，敌寇于同年底占领了全县的咽喉要地一一口镇（吐丝口镇），他们修碉堡、建据点，收罗汉奸走狗。待站稳了脚跟，又四面出击破坏我抗日组织，逮捕我工作人员，抢掠群众财物，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县委交通站距口镇不足十二华里。
虽然这中间有一条汇河阻隔，但也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保证交通站的安全，县委多次指示交通站应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李光教同志则认为离敌人近虽然有危险，也有利于及时掌握敌情。
因此，他们仍坚持在原地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更加恶化，交通站采取了“多分散，少集中”的策略予以应对，并由半公开转为地下活动。
李光教同志也化名为李子玉，借以避开敌特的耳目。他经常潜回村里活动。有一次，他却被叛徒和特务发现，向口镇的敌人告了密。
这时，敌人趁着夜色出动，拂晓时将村子团团围住。
李光教同志则镇定自若，见已无突围的可能，他便索性扛起“倒灌头” （辘轳）伪装成起早到村外浇地的农民，不慌不忙，向村外麦地走去。
敌人冲入他的住处，未见其踪影，才恍然大悟追出村子。
李光教眼看来不及脱身了，干脆横下一条心，实现他任交通站长时对党的誓言： “宁殉己于国，不落于敌手”，纵身一跃，跳入井中，以死抗争。敌人蜂拥而至，将他从深井中打捞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解到口镇据点。
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一开始用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继而又严刑拷打，使尽了各种手段，妄图从他嘴中获得莱芜县委以及全县党组织和部队的联络情报。
然而，李光教同志毫不畏惧，大义凛然。
敌人一无所获，又把他押解到莱城宪兵队关押。
在这个专门迫害、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魔窟里，敌人采取了一整套残酷的刑讯手段，李光教同志忍受着种种酷刑的折磨，表现了“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和“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始终没有吐露我党半点秘密。
面对坚贞不屈的李光教敌人黔驴技穷。
一天夜晚，月光如洗，敌人将他拉到莱城南的汶河滩上，先是放狼狗对他进行恐吓，然后用手枪指着他的鼻子威胁： “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
在死亡面前，李光教同志哈哈大笑，显示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气概。他强忍着剧痛，站正了身躯，字字千钧，怒斥着敌人的罪恶行径。
敌人恼羞成怒，开枪杀害了李光教同志，而且惨无人道放出狼狗撕咬他遍体鳞伤的尸首。
李光教同志为党和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对党赤胆忠心的壮丽凯歌。
李光教同志牺牲后，他的英勇事迹被广为传颂，激起了莱芜县全党、全军和广大群众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更加坚定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李光教同志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敬仰。
（1984年2月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