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元功同志是莱芜县立师范的学生，也是莱芜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虽然在世只度过短暂的二十三个春秋，但是，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1913年9月，焦元功同志出生在山东莱芜县方下镇嘶马河村的一个佃农家庭。当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上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但并未能阻止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的乱局。广大贫苦农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元功全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
尽管家境贫寒，但父亲总希望他能通过读书，出人头地，以改变家庭悲苦的命运。元功自幼聪明好学。他七岁进私塾，十三岁读方下镇高级小学，十五岁考入莱芜县立9币范讲习所（简称“县师”），而且读书十分刻苦，成绩十分优秀，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由于他从小受到“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等儒家思想和宿命论的影响，养成了安分守己、埋头读书的习惯，故放学回家就要和父亲及兄弟一起给地主老财打短工、下苦力，以挣钱糊口。
自幼就劳作的他，在饱尝人间辛酸的同时也深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由此他树立了同情弱者、期盼社会平等这样十分朴素的阶级感情。同时，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他也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思想。
他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注意观察社会的变化，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每当谈起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他言词果断犀利，敢于揭露地主剥削压迫的罪恶行为，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932年秋，焦元功由窦秉坤1同志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麦收前，师范地下党支部决定，借纪念“五四”运动之机，发动学生反对政府反动统治的学潮。斗争中他挺身而出，献计献策，联络同学，组织张贴标语，开展街头宣传。
当学生列队上街游行请愿时，他勇敢地站在队伍前列，率领大家涌向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大门前，对县党部书记长张砚村、县长刘一鹗进行说理斗争。并控诉县教育局长周定一一伙把持校政，操纵经济大权，扣发学生膳食津贴和鞋袜补助费，揭露一些教师生活堕落，忽视教学，愚弄学生等不良行为。
游行时，他在队伍中带头高呼： “打倒教育局长周定一”、 “打倒讲习所所长张华岑”、 “打倒训育主任苏子诚”、 “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补发膳食津贴，发放鞋袜补助费”等口号。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不仅震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唤起了广大城乡人民群众。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学潮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次运动，使元功同志从实践中认识到：只要团结起来，向反动势力开展斗争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旧社会，穷人过年如过鬼门关，加之天灾人祸，农民入不敷出，生活苦不堪言。
1932年年底，地主老财上门逼债，由于元功家人口多，收入少，吃饭都顾不上，哪有粮食交地租，哪有钱还债，可财主每次上门逼租逼债，使得元功父亲都忙着陪笑脸、递烟敬茶，结果好话说尽，还是被财主揭锅、上锁、贴上封条将他一家老小赶出家门。
寒冬腊月，全家人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哭哭啼啼。
元功同志得知后，立即从学校赶回村中，一边求亲告友，安排家人栖身之处，一边托人向财主“求情”。这个财主非但不肯，反而蛮横地辱骂说情人。
这时，元功同志真是又气又恼，很想豁出命与财主拼个死活。但静下心来仔细一想，他觉得这样做势单力薄，于事无补；只有把穷人们联合起来，共同抗租抗债，不光救自己一家，也能使大家过个好年。
主意已定，他连夜开始在村中串联。
第二天上午，按照原来约定好的、先由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去财主家“求情”，把财主引到大门外，然后元功同志带领几十个佃户，与财主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他站在街旁矮墙上大声说： “你们地主老财太没良心了，我们穷人一年忙到头，顶风冒雨，踏泥趟水，累死累活，为你们耕种收割，打粮入仓，自己却吃不饱、揭不开锅。现在就要过年了，你们逼债收租、赶我们出家，还让不让我们过年？让不让我们活下去呀？……”
佃户们早已义愤填膺，齐声喊道： “我们找个地方和他评理去！”话音刚落，几个年轻力壮的佃户蜂拥而上，拉着财主就走。地主老财哪见过这个阵势，地主婆子当场就傻了眼，急忙哀求在场的村长： “村长村长，你帮个忙，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此时，村长以说情人的身份，提出了大家商量好的要求： “你要先资助我们穷人过好年，陈租旧债该缓的缓、该减的减、该免的就免，以后再商量。总得让乡亲们活下去吧。”
这场斗争在元功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取得了初步胜利。
迫于群众的压力，地主老财只好答应给元功家开门、安锅，减缓陈租旧债。佃户们也从中得到了不同的减免，使全村佃户们过了个安心年。更重要的是，斗争使佃户们懂得一个道理：穷人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1933年秋天，元功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县师”。
之后，他好不容易谋到了嘶马河村小学教员的工作，于是开始了他乡村教员的生活。
执教期间，他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两件使农民满意的事。
1934年春，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俗称“春荒”，农民吃饭成了问题。焦元功同志接受县委的指示，以教员的身份，邀请两个台子（即谷家台子、安家台子）、三个方下（即方下镇、时家方下、王家方下），以及南北十里铺、姚家岭、土楼、刘家庙、沈家岭、赵家庄等村庄一些小学教师和上层人士召开座谈会。
这些人思想都比较进步和开明，特别是教师大多为穷苦人家出身。会议以研究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为名，实际上是向与会者开展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元功同志告诉各位父老乡亲和同行，说我们大家都是读书人，劳苦是命中注定的吗？不是的，我们的贫穷是地主老财和官府压迫、剥削造成的。
听去过安徽茶山（大别山）贩茶的人回来讲起，那里的人正闹“红”呢。共产党、红军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穷人当家作主人，百姓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人家能做到，咱们为什么做不到？元功说，只要咱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敢于和地主老财斗，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这一席话，如同一块大石头抛入平静的河水中，水面上涌起了巨大的浪花和波澜。
有些人听了连连摇头，这不是要鼓动造反吗？吓得他们慌忙溜走了。有些人觉得似信非信。但是，大多数人听罢说言之有理，依然坐在那里洗耳恭听。
元功同志继续说，眼下正闹春荒，一些学生家中断粮断炊，不光大人小孩没饭吃，还影响学生上课，任其下去总不是个事。咱给大家出个主意：跟地主老财去借粮度荒，怎么样啊？
如果地主肯借粮食，既使自己落个乐善好施的名声，也解决了学生家庭渡过眼前的困难，岂不是一举两得。在场人，特别是到会的一些开明人士，无不赞成他的建议和主张。
会后，这些村庄的小学教师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借麦子”运动。各村都以村长的名义给财主打借条，注明保证奉还，很快使地主借出粮食54000多斤，解决了400多名家庭贫困学生的困难。
这是元功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抢收地主老财的庄稼。他和几名可靠的教师商定，在这一年的夏秋两季，发动学生和有胆识的年轻佃户，有针对性地抢收恶霸地主的小麦、玉米、高粱和谷子。
有人说，这不是偷吗？
元功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们大家想想看，地主的土地会长庄稼吗？还不是咱穷人起五更睡半夜，累死累活地给他耕种的。他那叫明抢，我们给他来个暗夺不就得了。为了打击地主的气焰，咱们收了他的庄稼，再在地上写上“苍天报应”，告诉他：多行不义必报应。
为了防备地主老财抓人和开枪伤人，元功同志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在夜间他安排了三个时间段进行：一是趁夜深人静，二是趁天亮之前，三是趁刚一天黑就动手。大家分工明确，有人放哨，有人抢收，专割地中央不容易被发现的庄稼。
经过几个晚上的出动，他们抢收到各种粮食约10万斤，不仅解决了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群众拥护；也使教师、学生们对元功同志的智慧和胆量更加敬佩。
元功同志在小学执教期间，经常议论国家大事，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值得一提，星期天，他常约方下镇小学教员李霁轩2、李春溪等，到嘶马河村北大湾抓鱼、聚会、聊天，而且每次活动都会约上学生一同前往。他就是利用这个机会与学生们议论国家命运，农民惨遭迫害及社会的种种不平。
他说，历史上农民造反，都是地主的压榨、官僚盘剥、反动政府压迫的结果。有句古语说得好： “官逼民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就提出： “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农民蜂拥参加。在繁重的赋役剥削压迫下，农民兄弟所能做的首先是逃亡，继而就是揭竿而起。
乾隆也说过： “民逃为逃逆耳。”可见这个道理连皇帝都晓得一清二楚。历史上，多见农民逃往山区，和官府势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或逃至权贵之家、大地主之家，充当奴仆和佃户，宁肯忍受一家的剥削。有谁看见过地主家的佃户逃到朝廷和政府那边去的？因此，要想推翻反动统治，就要依靠这些毫无权势的佃户贫民。元功同志的这些革命观念，对教师和学生有着极大的启发教育作用。
元功同志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方面，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在嘶马河村及附近各村，发展了王守身3、刘伯诚4等七名党员，建立了以焦元功为组长的三人小组，由我直接单线联络，交代任务。
尽管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但他始终都坚持半个月举行一次组织活动。一般每次会议都是在夜间，到草木丛生的坟地里或河滩上进行。为防不测，按预先约定，谁到了谁就先在供桌上放一块小石头，然后躲在一旁观察动静，最后一个到会的人，如果看见放的石头够数了，就用石头在供桌上敲几下，这样躲在旁边的党员就立即凑过来开会。
散会时，再确定下次开会地点和联络暗号。
正当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时，家住安家台子的王子让5和刘伯戈、周茂林勾结在一起，把党的一些地下活动情况和地下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他们。王子让本人也多次不按时参加党的活动。
他的这些行为引起王守身同志的怀疑，便向焦元功报告，认为这至少是违反党秘密活动的纪律。元功当时认为：刘、周是县委成员，都是党内同志，就算是告密也无关紧要。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刘伯戈、周茂林正在筹划一起叛变投敌的勾当，王子让早已开始秘密监视、跟踪元功同志的活动。而这些迹象已经引起其他同志的警觉，迅速转移隐蔽起来，并监视和观察刘、周二人的动向。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刘、周二人就到济南国民党省党部投敌叛变，并带领着国民党捕共队，对莱芜的党员进行了三次疯狂大逮捕，致使莱芜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35年11月2日（农历十月初七），敌人在对莱芜的中共党员进行第二次疯狂地大逮捕。
行动前，敌人对此进行了周密的布置，而且派员化装成地下党联络员，按党员名单逐一进行秘密侦查摸底后实施抓捕。在逮捕冶河村地下党员潘德和同志时，他机智地甩掉敌人，成功脱险后立即越过汶河，及时向县委报告了这一情况。
县委立即派人星夜火速给汶河南、北二十多个村庄的党员送信，使许多党员迅速转移和隐蔽。但不幸的是，当送信的同志在天亮前赶到嘶马河村小学时，焦元功同志已被敌人抓走。
同一天，敌人还抓捕了吴道源、王玉珂、任玉兰、任荫棣、刘德轩等同志，并把他们一起关进了莱芜监狱。在第二天，元功和道源等五位同志从莱芜被押解到了济南省监。
紧接着，第三天敌人就开始对他进行严刑拷问。
他们把元功同志的两个大拇指用细皮绳拴住吊到屋梁上鞭抽棒打，逼他招认是共产党员。虽然被打得昏死过去多次，但他始终没吐半句口供。当敌人用杀头威胁时，他毫不畏惧，横眉冷目，怒视敌人，视死如归。
他双手捧着带血的手铐，脚下拖着沉重的铁镣，脸上一道道青紫色鞭痕伤口渗着鲜红的血水，一次次气宇轩昂地从牢房走到审讯室。他把敌人的法庭当作宣示抗日救国和革命思想的讲台，大义凛然地说：
“我是个穷教员，我要求抗日、抵制日货，何罪之有？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国破家亡，你们政府为何坐视不管？”
法官们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最终无理判了他两年徒刑。
身陷囹圄，元功的革命意志依然坚强，他与战友们一起坚持狱中斗争。在狱中党支部6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理论、时事政治，与狱友们一起开展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不幸的是，酷刑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使元功同志患上严重的肺痨症，口吐鲜血，生命岌岌可危。但反动当局仍不准他保外就医，也不给起码的治疗，于是他的病情日趋恶化。
1936年冬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就在全国抗战大好局面即将到来的前夜，焦元功同志却被敌人和病魔虐杀在国民党监狱中，年仅二十三岁。他在莱芜县早期共产党员中，是最早为革命献出壮丽青春和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
他的一生，闪烁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