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农历六月初六，耿传斌1出生于山东莱芜县口镇河东林马庄的一个中农家庭。他七八岁开始上学，读过<百家姓》、《三字经》、《四书》等。后一直跟随其父耿福韶学中医。在走村过镇的行医中，他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识到改变旧社会的迫切性；他不仅同情革命，而且尽其所能帮助革命者。
（一）
中国古代医书多是文言文，要读懂它并理解其中的含义并非易事。尽管读过几年书，其实耿传斌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因此初学医书时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开始他着重学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从各种中草药的药理、药性学起，并且死记硬背，熟记了许多内容。接着，他便钻研其父所开的各种诊断书和药方，拟为日后行医治病练好功底。父亲耿福韶是一个远近闻名，并以内科为主、外科兼治的医生。他不仅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家里还开了个中药铺子，耿传斌学医就是从帮助父亲打理这个药店开始的。加上他从小勤学苦读、认真钻研、反复琢磨、珍惜时间，时常以古人“头悬梁、锥刺骨”的名言来激励自己，没多少时间，他就能对祖上传下来的一些古成药方子倒背如流，到用时即脱口而出。
父亲大喜，认定他是个能够培养中医的好苗子，便开始不遗余力地对他言传身教，传授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行医经验。对一些疑难杂症、经对症下药后转危为安的病例，也都是从“诊脉”、 “问诊”、 “观象”、 “下药”的全过程进行详细讲解。
每每此时传斌都洗耳恭听，认真考量，反复推敲，进步很快。
后来，耿传斌在治病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怪事”，那就是同样的病情，一样的处方，父亲出手就手到病除，而自己下药不是无效就是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经过反复比对和摸索，他终于悟出了道理：病有轻重缓急，人有虚寒凉热，体质不同，所用的药必须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此，他明白了：书本知识和父亲的经验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理性知识，而病人是实际，必须经过自己的长期实践和感悟，才能真正领会中医的精髓。于是，他从以往的“照葫芦画瓢”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着重注意在摸清病人的病情、病因和体征后，灵活地运用所学的知识，使他的医术上了一个台阶，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加上自己勤学苦练，年纪轻轻的他，不仅继承医德高尚的传统家风，而且医术日渐精湛，名闻口镇十里八乡，成为百姓交口称赞的小郎中。
（二）
耿传斌不仅医术精湛，同时嫉恶如仇，从四处行医过程中，他对百姓的疾苦倾力相助，对旧社会的黑暗痛心疾首，也深为自己势单力薄，不能为更多的人摆脱困苦而感叹。当他接触了解到共产党就是要推翻旧社会，使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宣传后，深表赞许和支持。
在莱芜县党组织发展的艰难岁月中，他曾多次自愿鼎力相助。其中有两件事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忘怀。
记得1935年农历十月初，由于叛徒刘伯戈的卖身投靠，国民党捕共队大肆逮捕地下党员，长时间疯狂破坏党组织。我躲过了敌人第一次搜捕。有一天，我从外地返回莱芜，到他家了解敌情、联系失散党员时，他毫不犹豫地留我在他家隐蔽，并想方设法联系到同被敌人追捕的党员孙启明的父亲。
在沈家庄子，传斌收留了常殿明，他是一位尚未入党的积极分子，可能在他那里了解到了孙启明的一些情况，传斌便通知我去与孙的父亲见面，从而使我知道了刘木易、刘舜卿两同志的行踪，并很快取得了联系。我们三人商定由我秘密潜回村里，以便能与更多的党员取得联系。农历十一月初的一天，我趁着夜色刚刚回到家中，正准备吃饭时，柳行沟的党员孙庆丰就给我送来了消息： “近来叛徒刘伯戈带着特务在这一带活动十分猖獗，可能在村里设了耳目，家里不是久留之地，应该火速转移。”
我立即动身返回耿传斌家隐蔽了三天。
就在此时，在口镇东街小学任教员的党员刘德轩同志被叛徒刘伯戈抓去，群众议论纷纷。为防万一，耿传斌建议我马上到外地隐蔽，并建议我到位于新泰县北石店的耿庆云药店中暂避。
次日夜晚，他特意派耿传申送我前往，直到得知我安全抵达后才放下心来。此事在今天看来也许不是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可在当年随时都有可能被扣上“通共”罪名而被捕入狱的白色恐怖下，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第二件事是，耿传斌积极动员耿在田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1939年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县委号召各界武装投入对日作战。耿在田受命组织了有五十多人的武装号称“抗日独立营”在御贺泉村集结，此地距敌、伪盘踞的口镇只有四五里路。我多次劝他率队出来打游击，他却依仗本村本土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不愿意远离他乡。
一天黎明时分，口镇的敌伪突然包围了他所在的村子，耿在田猝不及防被俘。敌人为了分化各地方武装，打击我军民的抗日热情，宣扬他们的“中日亲善”和“赫赫战绩”，强推耿在田出任维持会（后改称“新民会”）长。
鉴于对耿在田的了解，我立即产生了利用维持会长这个“合法”身份在敌人内部安插内应的想法。耿传斌听罢，二话不说就应承下来，并不畏风险、想方设法与身不由己的耿在田取得联系。
根据我们事先议定，耿传斌先以长辈的身份动员他利用这个机会，继续为抗战作出贡献，并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此时，耿在田正为自己未听我劝告，麻痹大意，落入敌营并做了汉奸而羞愧，但又苦于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郁郁寡欢，如今听耿郎中这么一说，就立刻答应找机会与我见面。
一日夜晚，耿传斌安排我俩在林马村伪村长耿在常家中会晤。
为防止敌人盯梢，我还特意嘱咐耿在常安排警卫和晚餐，并叫他通宵达旦守候左右。在耿传斌的精心安排和我党政策的感召下，耿在田表示：抗日斗志不改，忠于我党，应付敌伪。
之后，我规定了他的具体工作内容：在“维持会长”职务的掩护下，尽可能地保护群众利益，保证不做对我不利的事；为县委和部队传递敌伪活动情报；掩护县委派入的同志开展工作；保护和保释不幸被捕的同志和群众；对敌催粮逼租，能拖就拖，少交粮款，同时凑集粮食支援我部队。
就这样，敌伪处心积虑、本想阴谋分化瓦解我们，结果却弄巧成拙，为我所用，使县委在敌人的内部顺利地安插了一枚钉子。也就是说，作为卧底，耿在田接受任务后积极努力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
口镇据点中有个无恶不作、人称“宋狗子”的汉奸，他横行乡里、敲诈勒索、欺压百姓，人民群众痛恨之极。不仅如此，他还四处安插耳目刺探我军情报，可谓当地的一大祸害。
为了铲除这个汉奸，县委就给耿在田布置了侦察任务。
在口镇活动的县委便衣队，根据耿在田侦察到的情况，我们掌握了“宋狗子”的行踪和活动规律。后来，一个大白天，在队长韩裕学带领下，便衣队迅速赶到“顺香斋”大街，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当众击毙。
顺香斋离敌人据点很近。
敌伪闻讯惊慌不已，当他们正要出动追捕我便衣队之际，耿在田立即上前劝阻： “八路人多势众，再说冤有头债有主，大家千万别引火烧身”，有效地阻滞了敌人出动的时间，从而使我便衣队在敌人心脏全部得以脱身，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此外，耿在田还成功地保护了被敌人逮捕的我区长魏佑佃等同志，使他们成功脱险。正是因为耿传斌的努力说服、精心安排，耿在田才能“身在曹营心向汉”，一心一意为抗日，成功地粉碎了敌人分化瓦解我抗日力量的阴谋。
耿传斌功不可没。
（三）
耿传斌之所以深受广大乡亲邻里的尊重，就是因为他医德高尚，在行医过程中信奉“仁者医生”的信条，处处为病人及其家属着想。
他行医始终如一坚持四个原则。第一，谦虚谨慎，和蔼待人。他不同其他庸医比肩，从不自吹自擂，宣扬自己有什么业绩、医术何等了得等等，使人感到他是实实在在地在给人治病。对病人不论贵贱贫富、男女老少，一律平等相待，从不摆架子，不故弄玄虚，使人感到可亲可敬，愿意找他看病。
对穷人、富人唯一不同的，就是他自己秉承“穷人吃药、富人纳钱”的宗旨。即对贫困的百姓不收钱或者少收钱；对富人则按本核算，药价、出诊费、礼金分文不舍。
第二，对病人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积极给予治疗。
无论邻里还是外地慕名而来的，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也不论登门求诊还是出诊，他总是毫不懈怠，全力以赴。有时饭都顾不上吃就去应诊。诊断后就叫患者家属一起回药店取药。
在回来的路上，他还要利用路上的这点时间反复琢磨药方是否合适、要服多少贴方能痊愈，一般初次下药总是先配一两副，这样做既算是“投石问路”，也是为病患家中减轻负担考虑。
第三，以仁爱之心，竭力为病人解除痛苦。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家里有人生病，特别是那些外科疑难急症，大多是因家庭贫困而一拖再拖，直至无法忍受了才来求医问诊的。有一位女病人，乳房内发炎成痈，如及时就诊服些消炎化瘀的药便可治愈，但就是因为她家境贫寒，久拖不愈，以至发展到了肿痛化脓、痛苦万分而万般无奈之时，才前来的就医的。
耿传斌见她病情十分凶险，立即动手开刀先将脓血排净，辅以消炎化瘀止痛。为了继续监护病情，防止出现反复，又为她安排了吃住，耐心调养。病情稳定后，这个病人又找他看过两次，耿传斌依旧是精心诊治，且都分文不取，直至痊愈。
病人全家感激不尽，夫妇俩多次登门言谢，唯恐花钱买的东西他不收，特意带来自家生产的土产品以表心意，耿传斌视其为兄妹，安排了饭菜予以热情的款待。这件事仅仅是他数十年行医生涯中一个最普通的例子。
第四，积极治病救人，从不给病家增加额外的负担和麻烦，也从不趁人之危捞取钱财。
耿传斌几十年的治病救人，为千百人送去了福音，却未给自己家庭生活带来多少变化。外出出诊时，他看病不论远近，对贫困家庭一律谢绝车马接送和招待。那时，为了表示热情和装点门面，当地农村无论贫富都有个风俗：客人到家先上茶接待，接着必须准备面条再打上两个鸡蛋，以示挽留。
如果客人不是马上离开的，吃饭至少也要四碗八碟加好酒一壶，主食不是饺子便是白面馒头。酒足饭饱之后再上好茶伺候。而对救命的医生来说，讲究的人家更是竭尽所能，一些庸医往往就看中了这些，故意急病缓治，慢病多医，慢慢消费患者的钱财。
耿传斌则认为： “吃上这样的一顿饭菜，病患家能吃用多日”，所以他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都坚决予以拒绝。建国后，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他的药店诊所并入了口镇卫生院（后改为医院），他也成为了公职人员。可按当时的规定，医生出诊一次，病患家属应该额外支付给医生两角钱的出诊费（车马费）。
有些病患不知有此规定，或者忘记了，他从不开口素要。
他的这四个原则在当地受到人们广为传颂。
1973年12月，耿传斌因患重度脉管炎而被迫截肢，经受了巨大的痛苦。由此，他本可以就此息羽归巢，过着儿孙绕膝、自在清闲的退休生活，但他执著于医疗事业的仁心丝毫没有改变，待身体稍加好转，就坐在炕头继续义务服务于慕名而来的病患，深得大家敬仰。
从初猎医书、自学成才，成为著名医者到离世的七十多年行医生涯中，耿传斌勤勤恳恳地劳苦大众服务，对中医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为人师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他的孙子继承了他毕生所热爱的中医，正在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如果耿传斌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无限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