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9月29日，我出生于山东蓬莱城里一个贫民家庭。8岁丧父，19岁丧母，身下只有一个年幼的妹妹。我16岁那年，为生活所迫，到东北去做学徒。那时是东北“九·一八”前夕，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欺压中国人的情景。对于国家贫弱，任人欺凌感触颇深。学徒生活艰苦而又没有保障，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两次被人辞退，困厄在冰天雪地的安东。望着冰封的鸭绿江，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呼天天不应，国仇家恨一起涌上心头。我感到这个社会太黑暗了，茫茫暗夜，何时才是尽头。只有在找到党以后，加入到革命队伍之中，我才获得了新生。从此以后，我坚定地跟着党闹革命，一心要砸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千千万万劳苦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从旧时的穷学徒、穷教员成为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干部，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发动全国亿万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所取得的，正如一首歌所唱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我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流年似水，往事如歌，老骥伏枥，仍然壮心不已。我坚信，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一、参加革命的经过
我在蓬莱县立第一小学读书的时候，于仲淑同志是我的班级任老师，教我们英文。在课堂上，他的忧国忧民思想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是我早期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1926年前后，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大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激励着多少热血青年投身革命。1928年4月，当革命风暴发展到山东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山东发动了阻挠北伐的“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6000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消息传到蓬莱，人们义愤填膺，特别是对时事政治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更是无比激愤。就是在这一年，我小学毕业，考入驻在蓬莱的省立第八中学。北伐战争后，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队窜扰胶东，本县的中小学校都驻满了军队，我们经常停课。第二年省立八中迁到烟台。我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只好中途辍学。失学后，经于仲淑同志托他表哥介绍，在东北给我谋得一份职业。那一年，我整15岁。仲淑同志因为要到天津做事，亲自把我送到安东后，他才转道去了天津。这是1929年夏天的事情。我在极为困难的境况下，得到仲淑同志全力相助，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我在东北共待了两年。是在安东一个英国人开的商号里当练习生，一直到1931年春才返回蓬莱。这时的东北正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浪人横行市井，寻衅作恶，我作为一个学徒，生活在社会的下层，目睹了东北人民当时的悲惨境地，亲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苦难，阶级觉悟有进一步的提高。
1931年秋天，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全国人民为之震惊。特别是与东北有着密切联系的胶东半岛居民，感受更加深切。“九·一八”事变后，于仲淑同志从天津回到蓬莱，面对着内忧外患，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积极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不久，他被推举为蓬莱县教育会和蓬莱县抗日救国会的会长。由于我和于仲淑同志的师生关系，以及离校后一直保持着联系，所以他又把我介绍到蓬莱县教育会担任录事（相当于文书）。
蓬莱县教育会和抗日救国会当时的主要活动为支持拉庙办学，反对封建迷信；宣传抗日救国，查封日货；排演文艺节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且出版了一个小报，名叫《铎声旬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残暴罪行。在仲淑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广大热血青年和小学教员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反日宣传、查封日货等活动。1932年春，是这一活动的极盛时期。面对华北地区的反日运动，日本帝国主义非常害怕，逼迫蒋介石下令撤销华北各地的救国会，禁止查封日货，压制抗日活动。仲淑同志对国民党向右转的反动行为，十分不满，公开表示反对，抵制国民党的禁令。
蓬莱马格庄有个在东北经商的宋尊三先生，东三省沦陷前后，已经有相当积蓄。他鉴于日寇在东北残酷迫害我国人民和痛感民族危机的加深，就立意要把自己的收入寄回家乡办学，在本村西头买18亩土地，盖了一座二层教室楼房。经朋友介绍，慕名聘请于仲淑同志为校长。1934年夏，学校教学楼盖起来，于仲淑接任蓬莱马格庄私立尊三小学校长后，即邀我去做他的助手。我当时在蓬莱栾家口小学教书。麦假后，我就辞去了栾家口小学教职，到马格庄尊三小学来了。于仲淑同志的四弟于寄愚，五弟子眉这时都在外地上大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经常带回些进步书刊，宣传革命的道理，对仲淑同志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1934年到1937年底，在尊三小学我与仲淑同志度过了四个年头。这是一个中国人民从屈辱转变到自救的艰苦年代，也是仲淑同志和我的思想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过程。
蓬莱这个地方，出外做事的人很多，特别是闯关东的多。人民和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都有着密切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九一八事变”以后，大批到东北去的青年人因不堪日本人的压迫、欺凌，有的参加义勇军，有的跑回老家，还有大批的东北籍的青年也因为不堪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不愿当亡国奴，投亲靠友跑到蓬莱、福山、烟台一带上学或教书。他们中有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地区谋生的，有的是干过抗日联军的，因此，蓬莱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感受最深，恨之入骨，反抗心也就越来越强烈。1934年至1935年，日本侵略军除了在东北三省疯狂清剿镇压抗日联军以外，同时不断向内蒙地区进逼，威胁华北。蒋介石推行不抵抗主义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蓬莱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小学教员、知识界的青年人感到十分失望和不安。
1935年，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爆发了。这次运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蓬勃发展，遍及全国，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这场运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年冬天，在北平上学的于仲淑的五弟于眉同志（后曾担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回家度寒假，他把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和我党的抗战主张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于仲淑同志和我们在尊三小学教学的教员都非常拥护。1936年的暑假，于眉同志回家，又把“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的情况告诉于仲淑，于仲淑同志就商议我参加。暑假后于眉同志回到北平后就介绍我俩加入了“民先”组织。不久得到北平“民先”总部的指示，批准我们在蓬莱建立和发展“民先”组织。从1936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在蓬莱二区的尊三小学、刘家沟小学、二刘家启明小学、湾子口小学和城区及五区的朱潘小学，陆续吸收一批同志，参加“民先”组织。本来在1935年蓬莱“民先”组织建立以前，在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于仲淑同志以蓬莱马格庄尊三小学为基地，就开展了抗日的社会宣传活动，并且建立了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前期称为战地服务团），下设宣传队、歌咏队、救护队，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在1936年到1937年的两年里，抗战服务团通过教唱救亡歌曲、讲演、演戏等宣传活动，影响遍及全县。这时大家几乎学唱了所有的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新的女性》和《大路歌》等。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土龙山》等。那时我们先后阅读的小说有：高尔基的《母亲》、《铁流》、《夏伯阳》以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对我们的启发和鼓舞都是很大的。抗战服务团的团员发展到近二百人，形成了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蓬莱“民先”的一个外围组织，对“民先”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使蓬莱“民先”组织能很好的处于隐蔽的秘密状态之中，并且由于当时强调“民先”组织也是一个半军事性的组织，这就为后来“三军二路”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培养了领导骨干力量。
蓬莱“民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都是通过于眉同志和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党组织发生联系的。在当时北方党组织的指导下，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因而取得工作上的顺利发展。
蓬莱“民先”组织经过初步发展以后，在北平“民先”总部的指导下，建立了蓬莱“民先”县队部，于仲淑任蓬莱县队部的大队长，我任秘书，陈迈千同志任宣传，组织工作事实上是我和于仲淑同志兼做的。这些我们都向北平“民先”总部做了报告，并且开始在全县范围内继续发展“民先”队员。1936年至1937年的两年中，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共发展队员五、六十人，其中大都是小学教员、年龄大一点的学生以及个别的店员和农民。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一些拥护党的领导，热心抗日救国事业，为人正派，在群众中有影响的人物。1936年冬，于仲淑同志还代表蓬莱“民先”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民先”总队部的成立大会。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地区，山东局势也危在旦夕。北平、济南、青岛等地的学校相继停课，蓬莱在外地求学的青年学生也大批回到家乡，其中有许多是“民先”队员。他们回到蓬莱以后，都在家乡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了一批队员，特别是潮水的张尔乙（苏晓风）、大辛店的迟健民等同志，工作都是很出色的，这不仅大大充实了蓬莱“民先”组织的阵容，而且在后来发动的武装起义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于眉同志回到蓬莱以后，亲自指导“民先”县队部的工作，蓬莱各区也先后成立了“民先”区队部。
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根据中共蓬莱县委的决定，发动了武装起义。各路起义部队向西宋家集结。在西宋家正式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于仲淑同志任大队长，于眉同志任政委。起初，汉奸张季瑞派郭丹枫在大辛店对起义部队进行监视，后来潮水、崮寺店、马格庄、城区一带队员迅速向大辛店以南集结，一时声势浩大，加以2月5日日军侵入蓬莱城，张季瑞无暇追阻，各路起义部队遂即越过烟青公路向牙山进军，根据当时布置意图，起义部队应向昆嵛山一带靠拢集结，以便与胶东特委起义部队取得联系。8日到牙山后大杨家、香夼、车夼一带。栖霞群众热情接待欢迎，有些进步青年还直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声势十分壮观动人。
起义部队在大杨家一带集结之后，经过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认为蓬莱城失守，张季瑞投敌，起义部队必须返回蓬莱，收复县城，摧毁敌伪政权。12日，仲淑同志率领起义部队回师蓬莱。2月15日左右回到大辛店，经过对部队的整顿，筹集攻城器材。3月4日，直指蓬莱城。张季瑞见势不妙，开城接待我们入城。这是起义部队第一次旗开得胜，军威大振。部队得到进一步扩大。考虑到蓬莱城偏隅于渤海边，离烟潍路太近，其地势不宜久驻，第四天起义部队便撤出蓬城，返回大辛店。并确定两条任务：一是由于部队力量壮大，将第三大队番号改为“三军二路”，二是组建抗日民主政府。在于眉、于仲淑同志的领导下，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三军二路”成立指挥部，指挥由周雍鹤担任，仲淑同志任副指挥，于眉同志为政治特派员。3月18日“三军二路”第二次攻打蓬莱城，围城三日，张季瑞被迫投降，伪军全部缴械，伪政权被摧毁。成立了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于仲淑同志担任县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影响很大，各区“乡校”中队纷纷投奔“三军二路”，接受安排。当时对部队的安排是这样决定的：因为在“民先”队员中，张尔乙（苏晓风）、孙舒平同志领导潮水的起义同志枪支较多，“民先”力量也较强，于是决定为第一大队。为了加强这一部队的领导，由赵一萍同志任大队长，张尔乙同志任政委。解水营、崮寺店一带起义的武装力量为第二大队。郝铭传任大队长，“民先”队员郝斌为政委。马格庄一带起义的同志成立了第三大队，由孙自平同志任政委，崔仁安为大队长，于仲淑同志三弟于叔瀛为副大队长，鲁萍、宋兹心、李雨之为三个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大郑家（四区）起义部队改编为四大队，由回东同志任政委，郑君仪、郑还民为正副大队长。不久，巨峰区拉起了八大队，大队长张钧铭，副大队长赵湘臣，共产党员曲伯言、丁离南也在这个大队，后来经过研究派“民先”队员王斗生任政委。五大队队长为赵莲溪，政委孙仲凯（孙舒平同志的二哥）。整个部队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控制，这是“二路”的中坚力量。它支持了当时蓬莱的局势。
1938年7月“二路”整编后，我担任了蓬莱县委委员兼蓬莱国防教育训练班主任。蓬莱国防教育训练班在1938年7、8、9三个月里，共办了三期，每期调训三百多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训练班期间，除了直接发展一些学员为共产党员外，还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结业后分配到地方各区当指导员（相当于后来的区委书记）。1938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纠合秦毓堂、陈昱围攻蓬莱城，在将近一个月的蓬城守卫战中，“民先”队员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援下，和地方部队、政府一起，胜利地完成了蓬城保卫战的任务，使“纸糊的登（灯）州”成了铁打的，使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秦毓堂、陈昱等垂头丧气地溜了回去。
二、抗大熔炉生活的回忆
1938年9月，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成立后，胶东特委分配我到胶东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不久胶东形势恶化，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步步向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进攻。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青年部撤消。12月，我被特委调送延安学习。同时被调送延安学习的有：于仲淑、宋兹心、王军和丁光同志。宋兹心同志是马格庄东村人，曾在青岛上学。因在青参加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动被学校警告而回乡。她在马格庄小学任教时，积极参加我们组织的“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的活动。1936年夏天，她又返回青岛上学，并在青岛加入了“民先”。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她毅然返回蓬莱，加入了革命队伍。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们之间逐渐了解并且志趣相投，共同的理想和人生追求让我们走在了一起。在西上路上，我与宋兹心结为革命伴侣。从此以后，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总是携手共进，互帮互助，共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共同迎接胜利的曙光。
我们是1938年底离开胶东的。当时正是胶东八路军五支队副司令员吴克华同志奉命从胶东带一个团去鲁南活动，我们就随这个团从掖县城出发。记得出发不久，在寿光就听到掖县城失守的消息。这一年新年，我们是在路上的寿光北部一带农村度过的。
1939年1月底，到达沂水王庄山东分局驻地。我们被安排在夏蔚分局党校，随党校活动，等候去延安的交通。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根据党中央指示，组成了赴延安的“山东工作报告团”，我们一批去延安的地方干部跟随行动。麦收前出发，经大汶口，过津浦铁路，适逢敌人扫荡炉房山区。第二天晚上，我们又返回铁路东，暂时隐蔽在徂徕山区北部，不久又翻过徂徕山，住山阳楼德一带待命。麦收时节，二次过津浦路，到达鲁西。在梁山见到罗荣桓、徐向前同志。受到罗帅和徐帅的接见，使我们思想上得到极大的鼓舞。
7月从梁山一带出发，经阳谷、冠县到达冀南。这一年夏季多雨，在冀南几乎是天天下雨，冀南地区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几乎每天夜间行军，晚十时出发，向另一县的边缘地区转移，第二天晨到达新的驻地。冀南地处平原，雨天道路特别泥泞，部队又多是在抗日沟里运动。使我亲身体会到平原游击战争的艰苦。这也是对我的一次最实际的艰苦斗争环境的熔炼和教育。
7月底在冀南经邯郸，过平汉路，直抵太行山，八月底到达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接见了我们。因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封锁，中央限制去边区的人员，总部要求我们留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我被分在四队，兹心同志分在女生队，而仲淑同志则与“山东工作报告团”继续西上延安。
我属五期四队，队长是茹夫一同志，指导员是房勋臣同志。我们这个队的学员，约有三分之一是从各个抗日根据地来的，有三分之一是国民党大后方来的，还有约三分之一是东南亚的华侨子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从泰国回来的青年华侨。他们离开在国外的父母，回到国内，奔赴抗日战场，他们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比仇恨而奔回祖国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今天更使我们感到钦佩和值得学习。
我在校学习还没有完全结束，一分校即奉命东迁山东敌后。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是随校东迂回山东，还是留晋东南，等总校迁来时转总校学习？我说没有意见，由组织上决定。可能组织上也希望我们山东籍的学员能够回山东，结果组织上决定我随校东迁，1939年冬又回到了山东。
东迁路上，我被分配担任了两种任务：一是在离开晋东南和过平汉路这一段，我是被分配做后勤工作，赶驮子。三人一组赶一头毛驴子。一分校东迁，除完成到敌后办学的基本任务外，附带还有三项具体任务。一是带来大批军事干部和政工人员，除一整套一分校司、政机关的干部班子外，还有大批的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基层连队的军政干部；二是每人要带100发子弹，山东枪多，但缺乏子弹，所以总部命我们一分校东迁时每人要背100发子弹给山东；三是带来大批马列主义书籍和教学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在山西用毛驴驮来的。我们赶驮子的人，三人一组，一人在前面牵驴子，两人在后面赶，有时驴子累乏了，还得推着、抬着。过平汉路时，记得还发了一把锥子，怕过铁路时，驴子不走，那就得用锥子戳它。幸而这次过平汉路非常顺利，连一声枪声都未听到，只是在过铁路后，为了抢先赶路，驴驮子已不成队形。大家只是根据前面部队撒下的路标，顺着方向前进。第二段，当进入山东地后，我被编在侦察队当侦察员。我们侦察队由贾若瑜同志带队，三、四人一组，在大队前面，轮番在前进路上侦察带路。我第一次当侦察兵，学了许多实战知识。这是在学生队学习时，远没有机会学到的。还有一件事，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我们通过津浦路不久，走到曲阜、泗水一带，遇到一股土顽部队，他们看到我们这支部队大都徒手，竞猖狂地不让我们通过。当贾若瑜同志向周纯全校长汇报这一情况时，周校长发怒了，说：“告诉他们，我们是老八路，不让通过，也得通过。”接着我们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整队前进。土顽拉着打仗的架势，占了队伍前进路上左侧的一个小山头，荷枪实弹，俯卧山头，籍以唬人。我们大队人马就是这样如人无人之境，胜利通过，土顽在山头上，一动也未敢动。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也是深刻的。军事上我学会如何当个侦察员和尖兵，轮番侦察的战术手段，政治上学会坚定、顽强、勇敢、沉着。周纯全校长言传身教，使我体会极深。这次东迁山东的行军总结，我和兹心同志都被评为模范党员。
1940年春，抗大一分校到达山东办学。第一期开学，学员多，供给方面问题不少。有的连队，自力更生，自己想办法筹措，保证了学员的生活和学习。但有的连队自己不想办法，就向校部打报告，要这、要那、要锅、要炊具。记得在一次全校的动员大会上，周纯全校长批评了这个连队，说“向我要锅，我向哪里弄锅”。严格地批评了这个连队的伸手作风。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经济形势大好，但也有遇事伸手的人，动辄向上要项目、要资金，自己挖掘企业内在潜力，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就做的不够。我们应该很好地宣传当年的延安精神和抗大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好经验和好作风。
抗大一分校的后勤工作是做得十分出色的。在群众生活十分艰苦的鲁南山区，我们学员生活改善得很好。每天饭菜充足，星期六还能杀羊改善生活，冬天棉衣、棉裤都能按时发下，排以上干部还每人发一件羊皮大衣。这些羊皮都是平素日杀羊改善生活后的羊皮，经自己后勤部门加工制作的。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做法，在今天来说，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第一期开学后，我和兹心同志同被分配到校政治部锄奸科（后称保卫科）工作，随民运工作团到农村做社情调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当时主要布置学习《联共党史》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通过认真读书学习，使我进一步提高了党的观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941年6月，抗大胶东支校校长贾若瑜同志调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参谋长，一分校派聂凤智同志为胶东抗大支校校长，我随聂凤智同志又调到胶东抗大支校工作。初时，在政治处宣传股工作，罗义淮同志任股长，我和仇天钧、葛复惠同志分任干事，葛复惠同志管文艺，我分管群众宣传工作，仇天钧同志编《战旗报》，他是自编自印，除发到学校连队外，还分发到胶东军区所属部队，影响所至，效果甚佳。仇天钧同志的钢版字极其工整、秀丽，他常是每星期初搜集稿件，星期六一夜刻好钢版，星期天印好，星期一就把报纸发出。有时稿件不足，我就帮他写上一篇。我们互相间配合得很好。听说葛复惠同志前些年已病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罗义淮同志也在云南病故。这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能不时常怀念他们。
在校政治处宣传股工作一段之后，又调我到教育处任教育股长，主要任务是协助军政教员对连队学员做学习辅导工作。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教育处还设有出版股，股长是肖凡同志。
1942年延安整风学习，我正在抗大胶东支校。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强调一字一句地学习，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小组座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座谈讨论，是抗大干部、学员学习的主要形式，学习就是要提高自我的思想觉悟。当前整顿党风，促进廉政建设，应该学习1942年延安整风的精神，学习那些好的做法，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实事求是和群众观念。
回想这些五十年前的事情，虽然都是些片段情节，但每一情节我认为都充分体现抗大学风、校风的严肃性和严密性，对我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