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海四年
1944年底，我在胶东区党校二期整风学习结束，回到抗大三支校担任一段时间不长的指导员后，被派回到北海地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不久任部长。前期地委书记为刘浩天同志，后期为刘中华同志。我在地委宣传部共两年时间，中间经过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投降。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迎来了胜利。胜利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根据地的人民喜气洋洋，希望就此赢得了和平安宁的生活。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打破了他们的希望。国民党发动内战，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胶东地区又陷入战火之中。
在北海地委宣传部工作的两年中，我又重新熟悉了地方工作，自1938年冬一直到1944年春，六年时间我实际上一直是在部队中。在五支队和抗大做政治工作和部队教育工作，一直没有离开部队。而且除在抗大学习以及西上途中外，大部分时间是在抗大校政治部当科员、干事、股长，1942年精兵简政后，又做过抗大学生连队的教员、政治指导员。也就是说，除抗战初期外，好长的时间是完全脱离了地方工作的。
1944年整风后，胶东区党委分配我做宣传部长。日本鬼子投降后，胶东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运动。这次运动使我第一次经历了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众斗争的锻炼。由于八年敌伪统治对群众的压迫，反奸诉苦运动对群众的发动是强烈的，群众情绪是高涨的。但这次运动由于我们缺乏明确的斗争策略，没有奠定下坚定的阶级基础，再加上敌人投降不久，蒋伪合流和变天思想的影响，运动中群众清算的果实没有彻底地获得。汉奸恶霸分子虽然受到严重的打击，但并未得到相应的镇压，斗争是不彻底的。1946年接着开展土改运动，但是群众发动的也不是很充分，土改的声势不是很大。后来又经过1947年土改复查和参军运动。这几次的群众运动，使我进一步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在抗大四、五年所接受的教育，使我受到了较为系统的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的教育，但对群众实际斗争的具体体会还是抽象的。几年的土改复查运动，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一些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和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回顾起来，从三军二路时期统一战线环境中的实践和抗日游击战争、反扫荡战争的锻炼，整风学习的思想提高，抗日战争胜利后群众运动对我的锻炼，都是对我的思想作风成长有重大作用的环节。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增长了才干，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1947年夏，我被分配任龙口市工委书记，一直到1949年春，这又是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继续进行了土改复查和几次参军运动外，主要是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7年秋，敌人进攻胶东，侵入龙口，我们退出市区，进行了将近半年的游击战争。到1948年，我们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龙口重新解放，我仍任中共龙口工委书记。
四、青岛解放前后
淮海战役后，华北解放军的各路大军，都开赴长江以北，严阵以待，准备过江作战。当时，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在山东分局的指导下，负责做解放青岛的准备工作。
1949年春，胶东区党委在调送大批干部南下的同时，从区党委直属机关和各海区，调集大批干部着手建立组织，集训干部，进行解放青岛的准备工作。
区党委和军区集训接收青岛工作干部的机构，对外名称为教研会。教研会的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学习中央有关解放城市的各项政策和入城守则纪律等；二是调查研究，制定各地区各单位的具体接管方案。地下党的同志不断送来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接收单位的名称、性质、坐落、内部情况、负责人姓名、职工人数等等。有的还附有图表。表现出我们军队、地方、市内、市外相互配合的紧密。也是我们当时解放接收城市时，所以能够有条不紊，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我是1949年3月，从龙口市调来准备接管青岛的。解放战争初期，龙口市是从黄县、招远划分部分地区合到龙口市区，成立龙口市工委，共9个区，13万人口，是受北海地委领导的地辖市。我任工委书记，宋兹心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工委宣传部长。调青岛后，我被分配做接收市南区的工作，我任区委书记，张蕴珊同志任区长、许子言同志为市南区公安局长。那时按照国民党当时的区划，全市共设七个区委：市南、市北、台西、台东、浮山、四沧、李村。我记得的各区书记、副书记有：市北区委安君，台西区委吴汉光，浮山区委于光，李村区委邹春光等。我们七个区委调集的干部编为一个接收国民党市内各区的大队，在莱阳集训了两个月，然后随军队活动，直到“六·二”青岛解放。
5月下旬，我们市南区地方同志被分配到三十二军的一个团，随军活动。那时这个团负责城阳一线的战斗任务。当时我军是在城阳以北与蒋军对峙，约1周时间。上海解放，青岛国民党即准备逃跑，遂放弃城阳撤回沧口一线。6月1日，我军逼近沧口以北娄山后一带（区委同志驻女姑口），形成对青岛的严密包围。6月1日晚，我们这一线解放军对沧口敌人曾发动一次猛烈攻击，拟锲人沧口市区。夜11时，战斗异常激烈，敌军为争取其海上逃跑时间，扼娄山、烟墩山拼命顽抗。我登上女姑山南望，娄山一带敌军施放的照明弹，照得娄山后一带如同白昼。夜12时我军停止攻击。夜间村民转移，部队不得已，通知区委干部到前线抢运伤员。我时常想，我们现在住的这座美丽的城市，是战士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6月2日晨，部队通知区委撤到盐滩一带，以防敌人出击。但早饭后娄山前线已无枪声，蒋军已逃窜。我军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区委机关当即从盐滩出发，向市区跟进。步行至下午4时到达市南区。这时部队已进占各要塞地区。军管会和市委机关的同志已乘车到达。市内秩序井然，马路上挤满了人群，热烈欢迎人城的人民解放军。
区委机关随部队从城阳向市区移动时，军管会和市委派人前来带路，带领市南区委机关进入市区的是董海山同志，他是青岛解放前到达市外欢迎我们进市的地下党的同志。当我们中午到达沧口机场，在休息和吃午饭时，敌逃窜之军舰还从胶州湾里的大港向李村河盲目打了二、三十发炮弹。我们到达水清沟时，各大工厂均已为我解放军进驻，有解放军站岗。我们经杭州路、辽宁路，德平路到达市南区广西路。许子言同志带领公安干部接管了市南公安分局，张蕴珊同志接管了国民党市南区公所。区委干部分东西两个片，深入街道。发动群众摧毁旧组织，协助部队维持治安，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当时我们入市部队和地方同志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以群众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竭诚拥护。“六·二”那天，当我们走到辽宁路时，我看到地下党的同志组成的维持秩序的队伍，乘车奔驰于重要街头，协助解放军维持治安。如果没有群众和地方同志的配合，是不会那么完好地成功接收这座城市的。
青岛解放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特别是国民党兵在撤退时，抓壮丁、抢财物，搞得民不聊生。我们接管城市的同志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忱，夜以继日地工作，力求尽快恢复生产，救济失业工人，安定人民生活，整治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由于地下党有效地组织工人群众保护了工厂和城市基础设施，所以供水供电很快得到了恢复。我在接管了市南区以后，又奉命担任中纺三厂的军代表。当时将工厂接管下来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排除各种困难和干扰，恢复正常的生产。青岛的工业，纺织厂占了半壁江山，纺织工人占全市工人的相当数量。纺织厂得以正常生产，工人开出了工资，生活才有保障，人心才能稳定。我到了三厂以后，通过贯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工厂里的管理人员，则根据“企业的组织机构原则上不打碎”，人员坚持“原职、原薪、原制”不动的原则，进行了甄别留用，使他们安心进行生产管理调度，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
这项任务完成之后，我又被调到市总工会任文教部长。这个时期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会在宣传教育工人群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我们基本上是天天往基层跑，青岛的大中型工厂几乎跑了个遍。后来又到纺织工会担任了两个月的纺织工会党组书记。
1950年9月，我被调到市里，配合矫枫同志创办干部学校，我任副校长和副书记。我本来就是小学教员出身，在抗大又是搞教学工作，因此办学校是我的老本行。我们在武定路经过短时间的筹备，就开办了第一期干训班。
五、“文革”前的十七年
解放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青岛。四十多年来，我亲眼看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一步步发展成长起来，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因为这其中也有我的一分汗水，我为能在青岛发展中贡献了微薄之力而感到十分欣慰，为她的每项进步而感到骄傲。到1982年底离休为止，我在青岛工作了整整43个年头，走遍了青岛城乡的各个角落，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深爱着这里的人民群众。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当中，我虽然也曾先后做过其他方面的工作，但最主要的是连续担任了五届政府分管文教的副市长，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现就我在担任副市长期间，青岛市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工作的发展情况和我的一些经历和体会，简要回忆如下：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解放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求中小学教育事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49年小学在校生21万，中学在校生1.3万，到1966年分别发展到80万和8.4万，分别是4倍和6倍半，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困难还是不少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费的缺乏。当时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都需要钱，工厂企业的建设，资金是刚性的。有时候就不得不压缩教育经费。那时候，市区好多学校的校舍都比较破旧，有些已经成了危房，但没有经费维修。记得每逢台风来临，我最担心的是校舍倒了砸了学生，所以每当风雨之夜，有电话告急，我就立即带领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查看险情，向市里报告，争取维修资金救急。市里的学校如此，农村中小学的条件就更差了。“黑屋子”、“土台子”的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到了冬天，破门破窗四处透风，教室里没有炉子，学生们趴在土垒的台子上学习，手脚都冻裂了口子，看着让人揪心。到了六零年前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我到郊区的工读学校去视察，学生们只有清水煮菜充饥，多数得了浮肿病。那时候，我只能深深地自责我这个市长无能，眼看着这种情况而无能为力。
教育工作第二个困难是师资队伍的缺乏。几年的时间，中小学都有较快的增加，缺教师，也缺管理干部。面对这种突出矛盾，我们动员一部分机关干部充实到教育系统去当校长，教师则以老教师为骨干，调配到新建的学校，以老带新，适应教学的需要。后来，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逐渐增多，师资的问题才有所缓解。
第三个困难是教工宿舍。那时候工厂企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十分紧张，主要靠自建，而教师的住房则更加紧张，而且没有资金，没有地皮，解决起来困难更大。为以上问题所困，许多中学校长就直接来找我，往往是刚回家，还没拿起筷子，就有人来了。市长为中学跑地皮跑资金是许多校长都记忆犹新的事情，这事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困难很多，但是青岛的教育事业还是很快步人轨道。农村失学儿童逐步减少，教学质量也有稳步提高。青岛一中、二中、九中、铁中等重点中学升学率都比较高，每年为高等学校输送了不少合格的毕业生。
回顾在我主管教育的十年当中，由于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在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也做了不少违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主观冒进的问题，使我市教育走了一些弯路。例如1957年，为适应不断增加的学生入学需求，除新设几所公办学校以外，还大力提倡创办民办中小学。市区多数学校实行了半日制或巡回二部制。虽然暂时缓解了矛盾，但教学质量也打了折扣。1958年大跃进中，各级各类学校更是迅速增加，全市新建了5所高等院校，3所中专学校。山东大学迁至济南留下3个系成立了山东海洋学院、青岛医学院和山东地质学院。各县纷纷办起了农学院和红专大学，师范学校。各级各类学校不顾实际地改革教材教法。大办工厂、农场，大炼钢铁，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致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此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又不得不裁撤了部分学校。到1962年，全市裁撤了2所大专院校，3所中专。山东冶金学院降为青岛冶金建筑学校，山东水产学院并人烟台水产学校，青岛师专并人昌潍师专。中小学也做了相应调整。各县停办了农学院、红专大学、师范学校。调整后，学校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以教学为中心，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了教学质量。现在回想起来，前后几年的几建几撤，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损失，真是劳民伤财、欲速不达。这些教训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至于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停课闹革命”，广大教师遭批斗，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瘫痪。对教育造成的破坏就更大了，造成的损失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再说医疗卫生工作。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卫生工作。青岛市的卫生工作发展也很快。以市立医院、山大医院和人民医院为骨干，逐步建立起从市、区、县医院到乡镇卫生所的医疗卫生体系。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建起了公费医疗制度。到1966年，全市共有医院165个，门诊部684处，床位8525张，医生3227人。分别是1949年的6.3倍、13.6倍、7.9倍和2.49倍。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由1949年的0.27张增加到1966年的1.72张，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也由0.32人增加到0.67人。与此同时，青岛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还是比较好的，在50年代就被中央爱国卫生委员会命名为卫生模范城市。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也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农村卫生医疗工作也不断提高。我市经常组织医务人员下乡巡诊，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的矛盾，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疫防病活动。
由于青岛的医疗力量相对雄厚，多次被上级派出参加抢险救灾等工作。例如唐山地震期间，我市就派出了医疗队，并接回许多伤员在青岛治疗。
在医疗队伍建设方面，我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老专家、老医生的作用，尽可能给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王训颍、唐希尧等老专家都对青岛医疗技术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青岛是全国著名的疗养胜地，八大关地区建起了许多疗养院。每年夏天，有许多中央首长到青岛休息，我们主要是做好接待工作，并配合做一些医疗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期的卫生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卫生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优秀医疗专业人才缺乏。特别是农村中缺医少药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来毛主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青岛虽然是一座新兴工业城市，但在二、三十年代还是集聚了不少文化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洪深、萧红、萧军等都曾在青岛生活工作过。由于青岛曾被德、日、美占领过，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内陆城市要多，市民较早地接受了一些现代的文化艺术影响，再加上青岛开埠以来，随着商贸经济的发展，许多著名艺人也来青岛跑过码头，青岛的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郁的。解放以后，我们主要是对i日有的文化团体进行改造，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剧团、影剧院、博物馆、俱乐部都要做到面向工农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以后，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艺创作的双百方针。我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指导全市文化艺术工作中，大力倡导面向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方向，积极推动青岛市文艺创作事业的发展。那时候，青岛市的文艺团体进入大发展时期，青岛市话剧团创作的《敢想敢做的人》、《柜台》等作品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剧团到上海演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场场爆满。《柜台》还被拍成了电影。其他剧团，吕剧、茂腔、柳腔、曲艺都有不少新作问世，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青岛市歌舞团一成立起点就比较高，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岛城音乐基础较好，人才济济。几年来，排演了大型歌剧《货郎与小姐》、《柯山红日》、《两代人》、《江姐》等剧目，演出很受欢迎。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青岛许多文化人，并同他们交上了朋友，例如戏剧界的张春秋、言少朋，书法界有杜宗甫、王蕴华、王梦凡，卫生界的王训颍、唐之曦、田珍，何森等。
言少朋是青岛京剧团团长，著名京剧艺术家言菊朋长子，师从马连良，继承言、马两派艺术。1962年调往上海戏曲学校任教。我曾在去上海时专程去看望他，并希望他回青岛。
杜宗甫不但书画精到，而且微雕更是一绝，在书画界有较大的影响。解放后杜宗甫被选为市政协驻会委员，他的作品曾作为国家礼品送给外国贵宾、国家领导人等。对于这样的文化界的名家，我都是十分尊重，主动交往。
青岛医疗界的几位医学教授王训颍、唐之曦、田珍、何森等都是知名的专家，在专业领域中都有很高的造诣。我在工作中都很尊重他们，倚重他们，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尽力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和这些文化人的交往和推心置腹，使他们感到党确实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他们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自己的力量。许多人不但在专业上精益求精，政治上也追求进步，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进入人大、政协和政府工作，参政议政，为青岛的发展大计献计献策。但是“文革”中，他们当中有好多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给我加上的则是“重用反动学术权威，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等莫须有的罪名。
六、“文革”十年
1966年4月，我已经结束了副市长的任内工作，准备调往省城另有任用。但还没来得及去济南报到，后来突然降临的“文革”风暴，继而是十年动乱，改变了青岛发展的既定轨迹，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真是始料而不及的。
我因为在“文革”前已经交代了在青岛的工作，所以运动初期我并没有受到冲击。当时最早受到冲击的是“四清”运动后期和“文革”初期所谓执行“资反路线”错误的干部，随后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即当权派），这两个阶段我都没有分。虽然没有受到冲击，但我知道，文化革命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我在青岛十七年从来没有挪窝，而且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知是“在劫难逃”，随时准备被揪斗。但那时我已不算是青岛的干部，开始也没有人管我。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家里学习文件，看报纸，有时也上街看看大字报。直到有一天，一张勒令贴到了家里，让我去市政府大楼看大字报。那时机关里也开始成立战斗队，揭所谓市政府的“盖子”。我的大字报也有一些，但言辞还不是很激烈。1967年“1.22”青岛夺权之后，第一号通令是要当权派向市革委报到。从此我正式被纳入到青岛当权派被揭批的对象中，但似乎一直没有引起造反派过多的关注。当时造反派经常在广场召开批斗市委书记张敬焘等人的大会，勒令我们到台下等候，随时准备上台陪斗。但几个月下来，一次也没叫到我。后来，揭批所谓“资反路线”的势头逐渐冷了下来，以“拉鞠”和“保鞠”划线，造反派之间打起了内战，虽然两派不时还要把“走资派”拉出来批斗一番，但火力显然没有以前猛烈了。后来以张为首的几个市委副书记和常委进了专案组，进行所谓深入揭批。到了1968年底，王效禹突然提出，省里揪出了文教副省长余修，青岛有个分管文教的副市长为什么还没有揪出来。这一下子我的问题升了格，也被打成了市里“一小撮”，进了专案组。由于受我的牵连，1969年我的小儿子被从部队上提前复员，老伴宋兹心也迟迟得不到解放，后来下放到昌邑“五七”干校劳动。直到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被打倒，专案组相继解散，我才又回到家里。但仍然没有组织结论。老伴宋兹心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来的市委党校）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
由于林彪、“四人帮”肆虐，掀起一股一股恶浪，许多干部仍然在被揪斗的风口浪尖上。有的干部甚至家都不能回，吃不上一口热饭。每当有干部来到我家里时，我都是赶紧让孩子去做饭，让他们在我家里休息一下，喘口气。记得王云九同志虽然已被结合进市革委班子，但生活上条件极差，身心疲惫。有多次来到我家休息。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就想吃顿饺子。我立即让孩子出去买肉包饺子。面对过去一起共事多年的老同事，长期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我们相顾无言，心中只有痛楚和愤懑。不久就传来他突然去世的消息。听到噩耗，我的悲痛之情无以言表。如果当时的环境稍微好一点，工作的压力稍微轻一点，他是绝对不应这样早早就辞世的。
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我的同乡海洋研究所所长孙自平夫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事。孙自平同志在抗战初期与我一起参加在家乡蓬莱的“民先”组织，战争年代曾担任过蓬莱县的县长。几十年来为革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没想到“文革”中竞被造反派迫害而死。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沉痛地悼念这位战友、兄长。
七、改革开放的春天
1973年1月，我被“解放”并担任市革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这时回头一看，我已有将近七年的时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人也从正当壮年的52岁步入了近60岁的老年行列。但是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由于“文革”的破坏和干扰，那时候青岛的经济工作同全国一样，千疮百孔，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生产指挥部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到处救急。工厂缺水、缺电、缺能源、缺原材料，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更是雪上加霜。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换得的整顿的成果，又被他们“反复旧”的恶浪冲掉。直到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号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航船才重新拨正了航向，开始了新的征程。
1978年7月，我被选为青岛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并担任市政协党组副书记。这是“文革”以后的第一届市政协。在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市政协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与全市人民一道，积极参政议政，为青岛市的改革开放大计建言献策，开创了市政协工作的崭新局面。
1983年底，根据组织上的决定，我办理了离休手续。虽然身体离休了，但思想不能离休，我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着青岛市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并为她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而高兴。
离休后，我用了较大的精力撰写回忆文章，并帮助家乡蓬莱市委党史办整理抗战前后的斗争历史。。由于时隔较为久远，当时也很少留下文字性的东西，收集、查证、整理那段历史确实难度不小。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我除了自己回忆以外，还积极为蓬莱党史办提供线索，让他们找到尽可能多的知情者了解情况。我还专程回了一趟家乡，与党史办的同志座谈，提出建议，指出错讹，解答疑难。回忆革命斗争的历史，许多牺牲了的战友又浮现在脑际，使我觉得做好这项工作，也是对革命先烈的告慰。对于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我也是认真进行回忆，写出证明材料，提供给组织部门。当我得知许多同志多年沉冤昭雪，感到非常欣慰。
“老来倍觉党恩重”。
回顾从1936年参加革命至今，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牢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言行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为标准，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历了革命战争战火的考验和和平建设时期的斗争实践，为人民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取得了一些成绩，心中充满了自豪感。真是“人逢盛世精神爽”，“满目青山夕照明”。“老牛自知黄昏近，不用扬鞭自奋蹄”。
1990年冬于河南路寓所
本文载于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2006年10月《回忆与思考·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