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宋淑兰，1917年4月28日出生在蓬莱县文化较发达的一个大村镇——马格庄一个中农家庭里。父亲宋福庭早年在青岛经商。母亲性格柔顺和善，能容忍，不喜争辩，信奉道教。1926年我九岁时，母亲带我和哥哥来到青岛，与经商的父亲共同生活。我由此离开了家乡蓬莱到青岛上学。开始在北京路小学，后转入尚德（今上海路）小学。大约在十二岁到十四岁这个期间，我看了不少的旧小说和武侠电影，加上母亲的“慈善为怀”与“忠诚正义”的教养，使我思想上同情穷人和弱者。一度只想入深山、求仙师、学武艺、当侠女，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把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不正派、压迫人的坏人杀光。这是我少年时期的带有幻想的侠义、报复、正义、保守心理形成的朦胧时期。
初小毕业后进入文德（现八中）女子中学附设高小读书。高小毕业后，直接升人该校中学部。尚德和文德都是教会学校，教学比较正规，除语文、算术等基础课程以外，还有英语、音乐、绘画、体育等。学校经常由驻校的牧师和修女布道，咏唱赞美上帝的歌曲。但宗教对我的影响并不多。在中学时期，由于自己较聪敏灵活、爱好体育，颇受教员和同学们的宠爱。1935年，我上高一时，曾人选青岛市棒球队，并代表青岛市去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有些上层分子的子弟多争相与我接近，似乎接近我能增强他们的光荣。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了个人英雄，会走上层，会应付场面，会铺张形式的能力。那时母亲住在蓬莱老家，我每年寒暑假回蓬莱，平时在学校住宿。从高小开始，我就喜欢与高年级的同学交往，而且还颇讨他们喜欢。这一方面形成了我好热闹、善交际的性格，另一方面，亦在他们的感染鼓动下，超过一般小学生地参加了一些较大的活动——当高小学生代表、闹学潮、“九·一八”游行宣传、没收日货、募捐慰劳……虽然这些活动还不是自觉的，但不能否认，在参与这些行动中，使自己心底深处，暗暗地埋藏下对统治者不满与反抗的种子，燃起了追求光明正义、向往民主自由的人生理想。
一、参加革命队伍的经过（1936年12月至1938年底）
1935年，日本侵略军从我东北三省大举向内蒙进犯。随后，又向长城各口（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口等）进攻，步步危逼华北，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特别是北平学生纷纷发动抗日救亡宣传。是年冬“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爆发。青岛学生以国立山东大学为首发起声援。我当时经常与大学的进步学生来往，参加他们编演的剧目，搞些进步宣传活动，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在以山东大学为核心，联络各中学集合声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因为积极参加以山大为首的大中学生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引起学校当局注意，在布告上公布了名字，并给家长发出警告信。父亲怕我惹事，在寒假我回老家之后，就不准我再回青岛。家里人怕我在家乡留不下，就托人把我介绍到蓬莱马格庄尊三小学教学。尊三小学校长于仲淑是一个曾在北京念过大学，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以尊三小学为基地，组织一些进步师生开展抗日的社会宣传活动，建立了一个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下设宣传队、歌咏队、救护队。
我们当时从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出发，感到国难当头，应奋起抗战，因此热情很高。通过教唱救亡歌曲、讲演、演文明戏等宣传活动，影响遍及全县。教歌、讲演、演文明戏我都是活跃分子。蓬莱县的几个区我们都走遍了，甚至一些偏僻的小山沟我们也去过。有时来不及扎台子，就在场院里席地而坐，演出很受欢迎。像《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土龙山》等进步剧目，我们都演过，往往把全村的人都吸引来观看，宣传的效果是很好的。
战地服务团先后发展到二百多人，其成员主要是蓬莱几所小学的进步教员，也有一部分高年级的学生参加。战地服务团后来成为蓬莱“民先”的外围组织。由于它是公开活动的，对“民先”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后来成立“民先”时，大多数成员也都是服务团的骨干分子。
总之，在家乡蓬莱教小学的过程，使我接触了一些思想进步，更加接近贫苦下层的知识青年，了解了许多过去所不了解的社会问题和党派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半年相处观察，仲淑同志觉得我思想进步，各方面条件较好，放弃学业太可惜，就动员我还是回青岛继续读书。于是我在8月底就和仲淑同志的大妹于汀子回到青岛。她搭船东渡日本留学，我又返回文德女中继续读书。从此，和仲淑同志常有书信往来。
“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先”在北平建立起来了。仲淑同志经过其五弟于眉（北京大学党员学生）的介绍参加了“民先”，并经北平“民先”总部批准，于1936年9月建立了“民先”蓬莱县大队部，任大队长。这年冬天，于仲淑代表蓬莱“民先”大队部到北京出席全国“民先”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把我的情况介绍给青岛大学学生代表王冠中（徐允一）。王冠中回到青岛以后就到文德女中找到我，发展我为“民先”队员。从此后，我与青岛的进步学生有了更频繁的接触，革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于1937年春参加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统一组织的“民先”会议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青岛“民先”总队负责人是李欣，女队员有9人：吴靖、胡家珍、沙霞英、贾兰英、王桂英、李凤、万家宁、王良玉和我）。通过在“民先”过组织生活，思想开始有了较大的转变，对政治问题更加关心了。马灵庙之战时，我们学生组织了爱国救国会，发动募捐，支援前线。西安事变时，在青岛参加党所领导的声援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抗战。这标志着我由一个具有爱国心的青年学生在党的教育下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以后，我又回到家乡马格庄尊三小学当教员。这时在各地求学的青年纷纷返回故里，与当地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共同组织救亡团体。蓬莱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改名为蓬莱人民抗战服务团（三军二路的前身）。我那时的任务是组织妇女成立救护队。由于我在高中学过《救护学》，分工我担任救护队队长，训练女青年、女学生学绷带包扎等战地救护知识。我还积极参加蓬莱“民先”的活动。“民先”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其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秘密积蓄力量，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我经常随同仲淑同志带队到全县各区演出抗日救亡剧目，如《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教唱抗日革命歌曲。所到之处，远及崮寺店、西宋家等边远村庄，波及全县。群众听到我们抗日救亡的讲演，看到我们编演的抗日剧目，无不群情激愤。这为后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打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群众基础。许多青年在我们拉起武装队伍之后，纷纷投奔而来。在民族仇恨的激奋下，我的善于出头露面、宣传鼓动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整天东跑西颠，忙忙碌碌，从未感到艰苦与疲倦。面对侵入华北地区的日军继续南下的威胁，我们加紧了筹备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主要是派“民先”队员做各区“乡校”的工作，使“乡校”的武装为我所用，同时组织了反韩复榘逃跑的斗争，因而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
不久，根据中央有关“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以及山东省委、胶东特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精神，于仲淑同志在中共蓬莱县委领导下，以蓬莱“民先”组织为骨干力量，以抗战服务团为基础，积极进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面广泛深入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组织群众；一面锻造大刀、长矛，搜集枪支弹药；并向“民先”队员，抗战服务团的同志传授游击战术，进行军事训练等活动，为武装起义积极地做准备。
根据蓬莱县党组织的决定，1938年春节的第二天武装起义开始行动。各区起义人员都从本地出发，向大辛店以南集结，于2月3日（正月初四日）先后赶到西宋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起义，正式宣布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于仲淑同志任大队长，于眉同志任政委（亦称特派员）。后来部队逐渐发展壮大，县委决定将起义部队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在“三军二路”，我和鲁萍（后曾任山东省文联主席）、李雨之（光远同志的妹妹，后曾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一起在三大队担任中队指导员，协助三大队政治委员孙自平同志（后任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进行工作。在二打蓬莱城的战斗中，我担任救护工作，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为伤员治伤做手术。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我还担任过“三军二路”妇女部长。1938年7月，我经于眉（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高达三（后曾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政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至9月任蓬莱、黄县妇救会筹委会主任，9月至12月任胶东妇联巡视员。由于参加工作一开始就担任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工作，这对我是一个锻炼提高的好机会。记得那时常常代表胶东四百万妇女到大会上讲话（抗战初期每次开大会总是党政军民工农青妇一齐上台演讲）；自己到各县巡视工作；随交际处到友军——厉文里、姜黎川部搞统战……常常得到首长们的夸奖。
二、西上学习和抗大三年（1939年1月至1941年9月）
1938年12月，胶东区党委抽调数名同志到抗大学习。我和李光远同志被批准去延安。1939年1月我们从龙口出发，首先到达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鲁中沂水与山东省党政军赴延安“工作汇报团”的同志们汇合。在分局党校边学习边等候护送部队。前后共四个月的时间。汇报团的团长兼支部书记是程照轩同志。在这期间，经组织批准，在程照轩同志的主持下，我和光远同志在分局所在地王庄举行了婚礼。在以后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共同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风风雨雨，始终相扶相携，同甘共苦，被人们称之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大约在4月间，我们开始踏上西去的行程。绕过敌人一个个据点，突破一道道封锁线，有时一天行军一百多里，也有时为了等候护送部队和过封锁线的时机，要在一个地方呆好多天。光远同志患过肺结核，身体较弱，长途行军比较吃力。我们只好扔掉一条毛毯，把我的毛毯从中间剪开，一人一半。艰苦行军三个月，经过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进入太行山，到达山西壶关县晋东南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朱老总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因西去的道路被封锁，他让我们留在不久前从延安挺进太行山的抗大一分校学习。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组成的队伍。其中有留学生和归国华侨，有各个根据地派来的干部，有大中城市慕名前来学习的青年学生和职工，是一支由来自“五湖四海”风华正茂的青年及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队伍，有崇高的理想和火热的抗日热情。我们属于抗大五期，也就是抗大一分校第一期。我分在三支队三十三队（女生队），光远同志分在一支队四队。
1939年11月党中央决定抗大一分校到敌后的山东办校。我们又随分校踏上了东迁的征程。记得11月上旬，总部传达了准备挺进山东的命令。11月15日，在校领导周纯全、李培南、韦国清的率领下，从太南驻地神郊地区出发，开始了行程3000余里的东迁。3000余人编成行军序列，我们妇女干部和学生、文工团员合编为宣传队。队伍经冀南、鲁西平原，横穿平汉、津浦铁路，历时90余天，于1940年1月初到达山东中心根据地沂蒙山区孙祖一带。行前校领导作了动员报告，指出抗日战争已转入相持和准备反攻阶段。我们挺进敌后根据地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并告诉我们，这次长途行军是一路艰险，要在敌人据点中钻空隙，越山涉水，随时都有打遭遇战的可能。要求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纪律，注意保密，提高警惕性。还告诉我们，山东地广物博，人多枪多，但缺子弹。因此，要我们每个人背100发子弹，带给山东根据地的部队。
从神郊出发第一天就遇到了漫天的鹅毛大雪，大家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风大路陡坡滑，一不小心就是人仰马翻。当队伍进入冀南和鲁西平原后，敌人的据点密布，公路铁路交错，对大部队行军十分不利。夜行军，连续行军，急行军，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时是日夜兼程130 - 140里。如过平汉线时，从头一天的黄昏走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足足走了140里。过津浦线也是从除夕之夜走到年初一，跨年度走了130里。过了平汉、津浦线进入山东游击区，又面临敌伪顽与我军之三面斗争的复杂局面。当队伍从泰西到新泰、蒙阴时，多次遇到敌伪顽的骚扰阻抗。
1940年1月5日到达山东军区所在地沂南县孙祖乡。1月12日分校在东高庄召开了庆祝分校东迁胜利大会。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都出席了大会，还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同志称赞我们的东迁是一次“胜利的小长征”。当然，我们都知道，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这次东迁真是算不了什么。由于我和光远同志在东迁过程中表现突出，双双被校党委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并一起在校政治部锄奸科（后改名为保卫科）任干事。
沂蒙山区是一个新开创的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学校为创建一个有利于教学的环境，于1月下旬，抽调五六十名干部，成立民运工作团。我和光远也在其中。校政治部民运科长罗野岗兼任团长，康彬任参谋长，梁占桂任分支书记。下设三个队。一队孑L东平任队长，张逸群任副队长。下设分队．分队长有刘建国、秦思平、李民等。二队张骏任队长，石峰任副队长。分队长有张建华、张鸿书等。三队（妇女队）宋兹心任队长。女队员有林克、孙红、张霖、黎星、张曙、欧阳洛、包慧、卫爱珍、延毅等同志。当时，一队活动在南沂蒙的张庄、河阳、刘家店子、白石埠、焦良、前后土山、东西桃花、大小礼让庄、左泉一带。二队活动在葛沟、东西安乐、砖埠子、铁山子一带。妇女工作队不是独立活动，而是分散在第一、二队与男同志共同编组配合起来开展工作。妇女工作队员除接受该队统一领导进行工作外，妇女工作队还在一定工作阶段，将女同志集中在一起，总结交流有关妇女工作的经验。民工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开展减租减息、动员参军、扩军、扩枪等工作。我和林克同志分在刘家店子和工作团参谋长康彬同志在一起，主要是做大地主刘拂然、刘荫堂的统战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动员争取工作，他们交出许多枪支弹药。刘荫堂的子女几个人参加了革命工作。刘佛然被选为沂南县参议长。到了七八月份，我因怀孕又调回校政治部锄奸科工作。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与锄奸科的同志们在侍郎宅（青驼寺侍郎寨）的合影。有科长陈德先（曾任南京军区副政委）、苏羽（曾任安徽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宋光（曾任最高法院副院长）、胡成放（曾任我国驻外大使）、郑为之（曾任我国驻外大使）、房定辰（曾任黑龙江省农垦局局长）、王斌（曾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邓鄂（曾任抚顺市政协副主席）、张力等八位同志。这张照片时常引起我对抗大火热战斗生活的美好回忆，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我的相集里。1940年10月，我的第一个男孩出生。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是根本不可能带孩子的。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在孩子出生四五天的时候就毅然送给了当地的老乡抚养。后来戎马倥偬转战鲁南、胶东，等再见到儿子已是十七年后的1957年了。
1941年1月校党委派我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第一期学习。共学习八个月，于九月底结业。在山东分局高级党校第一期学习的还有董琰（当时的总支书记）、陈华堂（曾任福建空军司令）、邓龙翔（曾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张敬焘（曾任青岛市委书记）。抗大和高级党校的学习对我的思想觉悟的提高是很大的。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之所以做出了一些成绩，与当时的学习有密切关系，特别是组织纪律性和党性观念的加强，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增长才干，少犯错误。
三、重返胶东后的工作（1941年11月至1949年6月）
1941年11月，我由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结业以后被派回到胶东区党委工作，分配在胶东妇联任宣传部长，并任胶东区党委妇委会委员，一直到1943年夏。我们根据区党委的中心任务配合宣传工作，并出刊了两份妇女刊物《胶东妇女》和《妇女大众》。由于我对刊物投入了很大心血，区党委宣传部吕部长开玩笑说，“成了兹心专刊了”。这一段的工作经历使我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我人市后做妇女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943年初夏，我被调到胶东大众报社任编委兼通联科副科长。当时办报条件异常艰苦，人手又少。我们是又当记者，又当编辑，常常是从采访到编写校对都是一个人顶下来。为了不耽误出报，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报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基层工作，组织和宣传群众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锻炼了我的文字业务能力和政策水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8月24日，烟台附近的八路军指战员，兵分五路向盘踞烟台市的日伪军发起总攻击，当天解放了烟台。烟台市位于胶东半岛渤海之滨，水陆交通均较发达，素为有名的商埠，是当时解放区最大的一座港口城市，政治上、经济上和战略地位上均很重要。因此，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在接管烟台的同时，立即从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社抽调一批干部，赶赴烟台，创办中共烟台市委机关报《烟台日报》。9月5日，我们接到调令，于大申（当时是《大众报》社编委、编辑科长）调任《烟台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我调任《烟台日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长；刘恩调任《烟台日报》社秘书处长；于敬调任《烟台日报》社电台台长；于逢源调任《烟台日报》记者。我们都深知责任重大，移交工作之后，于大申同志便带领我们从莱阳城南郊匆匆出发了。我那时刚生孩子不久，为了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就把孩子托付在驻地一位老乡家里代养，毅然和同志们一起，直奔烟台。从莱阳驻地到烟台，约有二百华里。经过两天的徒步跋涉，于7日傍晚赶到烟台。当晚没有地方睡觉，就在刚接收的《芝罘日报》驻地的地板上和衣而眠。那时已是9月份，天气开始凉起来。夜里我把自己的夹袄盖在年龄最小的于逢源同志身上。这使逢源同志十分感动。多少年以后，于逢源同志见到我还忘不了当年的那一幕。
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1945年9月底，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太平洋舰队一部在赛特尔少将率领下抵达烟台港外，要求登陆。我解放区当即予以拒绝。指出这里是解放区，如果美军胆敢强行登陆，我军民将严阵以待，痛击入侵之敌。此一事件一直是在延安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处理的，由胶东区党委组织人员出面交涉。记得由于仲淑担任英语翻译，而我则以新华社山东分社烟台支社记者的身份出现，参与这一工作。当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还是现到一个地主家里找来一件旗袍穿上。这次斗争以美舰灰溜溜地撤离烟台海域而告终，大长了解放区军民的志气，人民奔走相告，成为一件大事。
1947年春我调到北海地委宣传部工作。那时候是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期，斗争异常激烈。但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对敌斗争策略，这种严酷的形势很快就有了改观。
1947年5月至1948年底我调任中共龙口工委委员、宣传部长。1948年底到1949年3月又调任北海地委党校副校长。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形势发展很快。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天津解放也指日可待。山东境内济南、荷泽、临沂等敌占城市相继解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解放区人民的共同心愿。胶东解放区的形势发展也很快，我军在解放莱阳、海阳、高密、平度之后，已对青岛形成了包围之势，解放青岛这一美蒋在山东的最后据点，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胶东区区党委开始抽调干部，做接管青岛的准备工作。区党委通知我准备做人城后的妇女工作。当年12月区党委组织部调我去参加华东地区妇女代表会议。当时胶东的妇女代表共9人。有王大、宋兹心、王毅军、张里夫、周文、胶东女民兵英雄孙玉敏，还有烟台市的一个女工代表、一个农民代表。我们与山东的其他妇女代表，一起在益都（山东分局所在地）参加了华东妇女代表会，会上选出了陈少敏、李坚真、张蕴等组成的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大会号召全体华东妇女以更大的努力，生产支前，拥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是1949年2月。会议从12日起开了6天，于17日闭幕。大会选出了陈少敏、李坚真、刘锦如、王月村、罗琼、钱正英等56人为华东地区出席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也被选为代表之一。
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那时到北平全是步行。我们几位参加会议的代表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于3月下旬到达北平。那时北平刚刚解放，人民群众热情很高，市区气象一新。到北平不久，就接到通知，说中央将举行人城式的检阅盛典，让我们全国妇代会的代表一起参加。听到这个消息，代表们欢呼雀跃。3月25日，大家乘上大卡车，到北平西苑机场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中的激动是难以言表的。毛主席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和在场的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并向妇女代表们招手致意。虽然以后我还有多次见到毛主席的机会，但是，因为这是在全国胜利的前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山东代表钱正英、董力生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我们来自各地的妇女代表们见到了邓颖超大姐、蔡畅大姐和康克清大姐等这些在全国妇女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妇女领袖，并听取了她们的振奋人心的报告。出席妇代会的都是全国妇女中的佼佼者。有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有解放战争中的女英雄、有劳动模范、优秀医生和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女战士。妇代会结束以后，我们又在北平参观学习了几天。代表们满怀胜利的喜悦，离开北平分赴各地，去迎接全国解放的胜利。在返回的路上，我们都是乘坐卡车，反映出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大不一样了。回到胶东，我们迅速将全国妇代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号召妇女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争取全国的胜利。
这两次会议对我来说，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在这之前我多是做宣传工作，虽然做过一个时期的妇女工作，但对解放后的大城市妇女工作还没有经验。通过会议亲自聆听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妇女界著名领袖的报告，学习了会议的文件，使我对全国解放后妇女工作的作用、意义、妇女统一战线的建设，以及开展妇女工作的方式方法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我由北平回到胶东区党委即参加了接管青岛的准备工作，对外称青岛工作教研会。4月23日教研会将分散在各大队学习的154名妇女干部集中在莱西县香水沟，组成接收青岛的妇女大队。我担任大队长。围绕区党委部署的接管青岛市的任务，集中学习了人城的各项政策和如何开展城市妇女工作的部署和步骤、要求等。
1949年5月，解放青岛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担负攻城任务的解放军三十二军和警备四旅发起了青即战役。教研会的同志根据分工随部队一起行动。解放青岛的战斗主要在青岛外围地区进行。在即墨马山一带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即墨解放后，我们妇女大队也随教研会紧跟部队向青岛移近。
6月2日敌守军李弥部从海上逃窜，在青岛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当天我们就控制了全市的局势。当时我已怀孕七、八个月，进城是跟着军管会主任薛尚实一起坐汽车进来的。当汽车进入市区，群众夹道欢迎，庆祝解放，场面十分感人。我从1937年“七、七”事变第二天离开青岛，一晃12年时间过去了，这次回来，青岛已回到人民的怀抱，抚今追昔，确实让人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