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放初期到四清运动（1949年6月至1966年6月）
6月2日青岛解放，我随军管会和市委的汽车队一起进入青岛。下午3时许到达市南区太平路37号军管会驻地。接着我们在太平路31号（即现在的栈桥宾馆）设立了办公地点，对外的名义是山东妇联驻青办事处。按照在市外的部署，将妇女大队的干部除部分留在机关工作外，大多数分赴各区街和厂企开展工作。6月21日我们召开各界妇女代表座谈会，由我介绍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和会议精神，并提出取消原旧妇女会，成立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6月26日召开了全市各界妇女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女文学家、山东大学教授冯沅君、女地下工作者刘文英、学生代表刘卓、知识界妇女黄绍湘、段超人、中纺总经理范澄川的夫人文佩南、海洋科学家童第周的夫人叶毓芬，以及教育界、医务界、文化艺术界的妇女知名人士。正式成立了青岛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选出委员45人，常委9人，正副主任3人。
青岛市妇联筹委会成立之后，根据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决议与青岛市总的工作部署，积极广泛地联系各界妇女，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各种活动。为正式成立青岛市妇女自己的组织做准备工作。
鉴于青岛刚解放不久，当时确定的工作重点是：以女工工作为主，团结争取其他各阶层民主妇女，迅速恢复生产。青岛是山东女工最多的城市。从“五·卅”罢工，到解放前护厂斗争，女工都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反帝、反封建、反甄审中，许多女工、女学生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解放以后，她们又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接管、清点、复工和生产。我们派遣工作组配合市总工会到女工较多的中纺等工厂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由于女工的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新的劳动态度逐渐地建立起来，她们的产品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在生产中起到骨干作用。女工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在进行女工工作的同时，我们还派遣工作组分驻各区，配合政府的取消保甲制，摧毁反动统治机构与发放救济，以工代赈等工作。发动家庭妇女参加制做军服，既完成支援前线的任务，又为部分贫困家庭妇女解决了生活困难。我们还配合社会救济委员会进行失业登记，安排失业女工就业，收容安置乞丐、乞童。在这些工作中陆续涌现出一大批街道家庭妇女积极分子，给开展区街妇女工作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青岛中纺系统和金融界中有许多上层妇女，她们在大革命时期，有的和党有过接触，有的抗战中在大后方和党有过联系或接受过党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制造分裂、发动内战早有不满。这次解放，她们从心里拥护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所以纷纷走出家庭，向党靠拢，积极参加各种妇女活动。由于在全国大城市解放中，党的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的感召和落实，一些资产阶级家属和知识界上层妇女，也纷纷出面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参加社会救济和儿童福利事业的捐款和创建。如抗日战争时期有个在大后方热心做保育工作的唐康，也为开展我市儿童福利事业献计献策，并主动为我保育员训练班授课；有的则在社会上积极筹资创办托儿所，如张宜范、刘淑英筹建的康乐幼儿园和乐群幼儿园，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都是我市有名的托幼组织。她们不仅亲自筹资创建，而且亲任所长、教员，和保育员一起为孩子起居饮食、病伤治疗、文体教育付出辛勤的劳动，使我们现在还不能忘记她们。
女医生吴亦林、助产士刘桂英等，在妇婴卫生工作方面义务为贫苦妇女免费诊病或接生。工商界家属肖钰卿在大家的鼓励下筹资组建“有生体育服务社”，成为青岛解放后工商界第一位女经理。她曾任省市妇联执委、省市政协委员和各界人民代表。青岛有名的资本家陈孟元的夫人杨秀清，在购买胜利公债、捐款进行社会救济，筹措儿童福利基金等，每次都是走在前头，热情捐助。通过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先后组织起来并经申请批准参加妇联的共128个会员单位和团体。包括公私企业女工、女学生、女教师、医务工作者、保育工作者、文艺戏剧工作者、郊区农村妇女、工人家属、街道劳动妇女、公私企业职员家属、公教人员家属、工商民族资本家家属等。在整个宣传与组建工作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其中有些先进分子，我们还把她们吸收到市妇联机关工作，有的当了部长、副部长或机关干部。1950年4月16日至19日召开了青岛市首届妇女代表大会。会场设在太平路29号（后为政协礼堂）。市委书记薛尚实到会祝贺并作了报告。他号召，要组织与动员全市30万各阶层妇女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与全市人民一起，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支援前线，为建设人民的新青岛而斗争。会上我代表筹委会作了《九个月妇女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代表大会选举曲韶华为主席，我和山大教授冯沅君、女工王秀珍为副主席，王毅军、新一、王少木、李桂枝同志等当选为常委。成立了第一届青岛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这之后一直到1956年5月我到省委党校自修班学习，6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妇联工作，先后担任了两届妇联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妇委会书记。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和公私合营几个时期，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50多年过去了，青岛市妇联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发展青岛的各项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涌现出无数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工作者。现在，当年的老大姐有的已经故去，健在的也都已是白发银丝，在儿孙的照料下安享晚年。至今，我对解放初期那些为我市妇女运动付出心血、做出贡献的老姐妹们仍然抱有深深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1956年9月我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以后，组织上让我担任中共青岛市委秘书长。我知道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我有信心把工作做好。秘书长的工作繁重而又细致，不容有一点的马虎和差错。要善于准确领会领导的意图，全面周到地考虑问题，紧紧围绕市委领导的工作重点，配合好，服务好。同时，秘书长接触的面广，经常要面向各个不同的部门和单位做好协调工作，对我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我怀着极大的热忱，加倍地努力工作。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0年的自然灾害。工作的难度不小，但我充分发挥工作大胆泼辣，性格热情豪爽，善于与人交往的特长，勇于面对挑战，知难而上，团结带领同志们较好地完成了市委交给的任务。
在市委秘书长任上的一件大事就是57年夏季毛主席来青岛时的接待工作。毛主席在青岛写下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重要的文章，并在青岛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老总、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毛主席当时住在信号山麓的迎宾馆。我们在安排好首长的生活、工作、安全保卫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尽职尽责的工作。会议结束时，中央首长接见了我市干部并合影留念。我因为担任市委秘书长，多次见到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总理。朱老总还和我一起跳过舞。
1960年11月我当选青岛市副市长，但因当时患病并未正式到职。一年以后，我被任命为中共青岛市委外事领导小组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港口涉外党组书记。这一时期是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时期。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我们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青岛地区的灾情比较严重。生产救灾成为当时的工作中心。机关干部有些被下放，大部分忙于救灾，外办的本职工作不是很繁忙。
从1963年4月开始，我被调到中共青岛市委党校任党委书记、校长。
早在青岛解放之初，市委为适应解放后工作广泛开展的需要，即着手筹建党校性质的干部学校。从工厂、学校中选拔了一批积极分子，集中到干校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时事政治。这批青年通过干校一段学习，思想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在分赴各个工作岗位后，均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不久，市委将干部学校正式更名成立青岛市委党校。
我是1963年春到1980年初在党校任职，中间跨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统算起来有十七个年头。在市委党校前后的十七年，这是我在一个岗位上任职最长的时间。
1963年到1966年，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市委党校的教学工作也逐步转入正常。这期间党校先后举办了理论班、中级干部自修班、基层干部训练班及基层党员干部训练班等班次，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到1966年春，共训练学员1000多人。这些学员结业以后，对配合党的中央的中心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党校工作，把党校作为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作为培养干部，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通过党校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武装党的干部队伍。我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过，解放战争时期也担任过一段时期北海地委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并多次进上级高级党校学习。我深知党校作为培训党的领导干部，组织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担负着异常重要的责任。党校的中心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的干部。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党校教学业务和工作制度建设以及教员队伍的提高上来。在市委的领导下，这一时期是党校发展较好的时期，轮训了大批党员干部，党校本身的建设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市委把大连路以南，胶东路以北很大一片山头划给了党校，经过几年的努力，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党校的教学设施已经达到很完备的程度，教员的队伍也配备完善起来，可谓兵强马壮。
四清运动开始后，我作为青岛四清工作团分团副团长参加民政系统的“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五、“文革”期间（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
“文革”的突然来临，使我思想上毫无准备。由于四清工作团还未撤回，我首先遭到民政系统造反派的揪斗冲击，继之又返回市委党校接受“揭发”、“批判”，大会小会作检查成了家常便饭，从运动一开始我就“靠边站”了。
1968年5月17日，经过长达两年的“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经当时的市革委宣布“解放”。1968年底随下放干部到昌北青岛“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干校”我在干部连烧茶炉兼喂猪。那一年冬天奇冷，大雪飞舞，天寒地冻。第二年又发生了大海潮，海水几乎把整个昌北平原都淹没了。
1970年4月，我被任命为中共青岛市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11月又兼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直到“文革”结束。
六、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1976年10月以后）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为了拨乱反正、教育干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市委党校担负了轮训干部、端正思想路线、开展大批判的繁重任务。我恢复了党委书记兼校长的职务。经过实践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党校工作的重要地位日益凸现出来。实践证明，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党员和干部，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的党员干部队伍。“四人帮”对党校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是很重的，是难以弥补的。我认识到，在当前形势下，更要以新的高度来认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各级干部的重要性。首先，这是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的一代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是跨世纪的一代，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他们的素质如何，对我们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第二，这是在“苏联东欧巨变”的国际大气候下，反对和抵制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第三，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需要。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上，我们工作的好坏是关系全局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党员干部，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工作，使各级领导能够经受执政的考验。我在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党校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对党校建设的一系列指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联系实际是学好马列主义的根本方法，也是进一步办好党校的关键。衡量党校教学质量的好坏，就是看我市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能否通过在党校的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素养，并用学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同时，能否运用学到的这些理论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增强党性，在复杂的斗争面前，立场坚定、自觉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大业贡献力量。
我认为拨乱反正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还历史的真面目，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因此我积极撰写回忆文章，为党史委提供材料。同时，对历史上的错案、冤案我觉得作为当事人有责任，有义务为其提供证词，促其得以甄别平反。
1978年，我在收到青岛市党史办《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征求意见稿）后，仔细阅读材料，认真回忆史实，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提供意见。王冠仲（徐允一）同志是抗战之前党领导的青岛学运负责人之一。1936年冬，曾代表青岛“民先”参加了当时在北平召开的“民先总部成立大会”。但是，这位同志1941年在胶东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时因涉嫌被关押，反扫荡中被错误地处决。我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与其他老同志都认为应该给他平反昭雪。并对他在青岛学运中的作用给以恰当的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历史错案的过程中，我多次向组织反映自己的意见。1978年，当青岛早期学运负责人李新同志来青参加青岛市党史委为《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稿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时，得知市委已为其落实政策，以革命烈士对待，我感到十分欣慰。
还有抗战初期蓬莱“民先”队员真世萍，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她也在1941年肃托中被错杀。经过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奔走呼吁，都得到了平反。
1980年1月，我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开了市委党校。这一届人大常委会是“文革”后第一届。常委会主任是李治文，副主任是武杰、周化南、赵西林、曾在因、王训颍和我。这一届工作的重点就是继续拨乱反正，恢复和实行宪法所赋予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的传统，健全法制，依法治市，以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的权利。我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期间，1982年4月我曾以青岛市人大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访问日本。由于我从事过多年妇女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还担任市妇女儿童基金会会长和名誉会长。
1983年12月，我和光远同志一起正式离休。1991年11月18日光远同志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了。从1935年我们相识算起，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互相帮助，互相促进，风风雨雨走了过来。光远同志的突然去世对我确实是巨大的打击。我时常回忆起过去在一起的场景。两个农村小学教师带领他们的学生走在宣传抗日的田野上；“三军二路”两次攻打蓬莱城的战斗场面；西上抗大和抗大东迁的艰苦跋涉；重返胶东共同战斗的峥嵘岁月，以及青岛解放以后，为岛城发展而共同辛劳的日日夜夜。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那九死一生的战争年代我们活下来了；我们是幸福的，因为从青年时代起我们风雨同舟一直相扶到老。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情操，共同的爱憎使我们步调一致。我为了工作，孩子生下来就给老乡代养，光远总是二话不说支持我的意见。1940年鬼子扫荡大儿子留在了沂蒙山，1945年抗战末期大女儿留在了莱阳。1947年国民党进攻山东，小儿子留在了蓬莱。我们把子女看成是革命的后代，对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1981年在给组织部门所写的家庭情况汇报材料中我是这样写的：结婚43年来我们夫妻感情甚笃，和睦相处。双方一致认为，夫妻二人应该是爱人，又是同志。要互相信任，及时沟通理解。彼此信任才是通向幸福的桥梁。
在子女教育方面，我的教子观是：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正直上进，身教重于言教。告诉他们做人要正派；对社会要讲贡献，不能光讲索取。对内要勤俭持家，自力更生；对外要大公无私，廉洁奉公。
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比较严格，对他们的学习要求高；他们在学习上都比较刻苦，都达到了大学程度；生活上要求他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不因为父母是高干而有特殊化思想，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工作上要求他们努力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政治上要求他们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
他们四个人都是中共党员。我的大儿子徐一东，1940年生于沂蒙山区，一直寄养在老乡家，直到1957年才领回青岛上学。我教育他不能因到生父母身边就忘了养父母的恩情。因此他一直随养父母姓徐并负责赡养他们。
在对子女的具体评价方面，我写道：
大儿子徐一东：工作认真负责，思想作风忠诚朴实。
大女儿李亚力：好学，钻研精神较好。
小儿子李晓群：工作认真肯干。
小女儿李布：工作积极，认真负责。
正是有以上严格的家庭教育，四个子女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都能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今年我已经八十九岁高龄。回顾几十年来跟着党参加革命的风雨历程，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不管是硝烟弥漫的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为能为党的事业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而欣慰。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974年完成初稿，2006年8月补写，李晓群整理
本文载于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2006年10月《回忆与思考·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