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2年5月，部队精兵简政时到抗大一分校学习的，到1944年4月毕业。我调到抗大前，当时虽然在部队当了半年排长，但年龄刚满20岁，缺乏带兵经验。调到抗大学习，真是机会难得。学员从各个部队而来，不分文化高低、年龄大小混合编班，随到随编，我被编入二大队三队。一般10人一班，学习、训练、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当时二大队编四个中队，一、三队为军事队，二、四队为政治队。学员到齐后，一、三中队又按文化程度进行了编组，我编在一队。学习的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政治工作和游击战术等科目。记得到抗大上的第一课，就是队长带我们参观内务，进行条令条例教育。抗大的学习训练是严格的，处处要表现军人的仪表，并将条令条例贯彻到日常生活之中，谁违反了纪律就要自我检讨，自行纠正，决心不得再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每个同志必须牢记和自觉遵守的，谁也不敢违反。当时我们有部分新学员一时想不通，认为我们到抗大是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回到部队就要带兵打仗，参观内务和学习条令条例有什么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对条令条例的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明白了一支部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没有正规的管理就不可能出战斗力的道理。当时抗大很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使我在理论方面增强了理解，提高了认识，初步领会了马列主义精神实质，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学校在开展军事、政治学习的同时，并配合部队教育，开展了形势多样的整风、生产运动和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等各项政策，为反攻作战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进行准备。
在抗大二年学习中，在军事上系统地学习了战术技术，特别是对“五大技术”在战场上的运用有了深刻的认识，做到既会讲，也会做。在部队对“五大技术”也进行过训练，但没有在学校学得系统。当时学校教学条件很差，既没有课室更没有器材。射击和投弹训练当时没有实弹，主要是要领的训练，投弹主要是练习投远、投准。土工作业主要学习敌我双方工事的结构和构筑的一般规律；学习爆破的原理，炸药特性及用量，等等。经过系统的学习，使我的军事素质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增强，技术战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敌人的装备、器材有了全面的了解。回到部队工作后，指挥部队训练都运用到了这些技术，增强了运用各种技术的灵活性。对各种装备的性能也有详细的了解，为正确使用各种装备器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学习“五大技术”的同时，学校也很注重战术理论的学习，组织我们学习战例、总结实战经验，运用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大家对战术理论学习的兴趣和理解能力。
学校还根据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开设了地理、政治、语文和数学等课程。我到抗大前，在家只读过几年私塾，根本就不会算术，更没有见过地图。经过抗大的学习，我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从不会写到会写，特别是学会了识图用图，为我到部队后研究部署作战任务、分析判断敌我情况帮助很大，为正确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创造了条件。
1942年到44年国内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根据地开始减租、减息，斗地主，开展阶级教育。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阶级和阶级觉悟，参加革命前，只想到要参加八路军，杀日本鬼子，为中国人报仇，没有阶级这个观念和觉悟。通过谁养活了谁、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穷等形式多样的阶级教育，使我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八路军为什么革命这么认真，正是因为阶级决定了人民军队的命运。经过二年时间的学习，使我在政治上不断地成熟起来，初步认识到当前国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面临的任务、困难，真正确立了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抗大的生活、学习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记得1943年秋天，我们学校没有油吃，不少同志患了夜盲症，影响到了学习和训练，上级首长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想办法增加油的供应，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患夜盲症的同志逐步得到康复。当时的条件虽然很恶劣，但大家学习、训练的热情不减。．没有课室就在露天操场上课，没有桌椅就席地而坐，没有纸笔就用大地作纸树枝作笔进行练习。1943年八月，学校为了检验教学质量和军事训练水平，全校进行了一次军事训练竞赛和大阅兵，当时罗荣桓首长亲临校阅。在抗战时期，进行正规化的军事比赛是不容易的。当时抗战形势比较紧张，在学习训练的同时，还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有时也配合部队参加战斗，只有在战斗的间隙抓紧时间进行学习、训练。在抗大一分校学习、工作、战斗的二年中，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和文化，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带兵管兵的能力。抗大的学习和锻炼，为自己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4月18日于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