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我出生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最为残酷的相持阶段。我的父母李光远、宋兹心都在八路军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工作。面对日益严酷的战争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他们没有条件也无暇顾及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像当时大多数抗日军人一样，只好把孩子寄养到当地老乡家中。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不到万不得已，谁能轻易割舍自己的骨肉？他们通过当地的组织，选择了一个家境相对较好的家庭，把我送了过去。
收养我的是沂南县孙祖乡乔家庄的一对心地善良的夫妇。他们已有两个女儿，但是对于我这个八路的孩子，他们比亲生的还亲。当时我出生只有三天，母亲离去以后，就断了奶。养母用玉米糊糊熬成粥，一口一口地喂我。那时群众生活十分困苦，粮食很少，都是以地瓜干和糠菜充饥，谁也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活下来。有时我哭得厉害，养母就抱起我，到有奶孩子的家去，要几口奶吃。老乡们知道这是八路的孩子，宁肯自己的孩子少吃几口奶，也都抢着给我喂奶。可以说，我是吃沂蒙老区百家奶长大的。
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几多日夜，几多寒暑，养父母对我倾注了他们全部的心血。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我没有遭到受冻挨饿之苦，但比冻饿更加严峻的是敌人的频繁扫荡。敌伪顽沆瀣一气，视抗日根据地为眼中钉、肉中刺，三天两头地侵扰，必欲置于死地。特别是1941年曰寇大扫荡，根据地军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时候，收留八路的孩子是要杀头的。养父母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背负着我父母的嘱托，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养育着我。乔家庄的村民明明知道我是八路留下来的孩子，但是人人守口如瓶，没人向敌人告密。
开始的时候，我父母还曾回来看过我几次，可是不久以后，就音讯全无了。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我父亲于1941年5月就奉派到胶东抗大的三支校去了，我母亲也于同年9月回到胶东区党委工作。他们临走的时候连声招呼也没来得及打，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十几个年头。
养父母待我视为己出，怕我不好养，给我起了个乳名叫栓柱，意为“拴住”。我像沂蒙山上的小草一样，顽强地成长起来。乔家庄中一个小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出门就是高山。我像山里娃一样，上山拾草、放羊，和小同伴一起在田野里追逐打闹。到了上学的年龄，养父母把我送到了邻村的学校，省吃俭用地供我上学。他们给我起了个大号叫徐一东。他们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后来都先后因病去世了。
除了村里的老人，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是八路留下的孩子，直到有一天我的亲生父母出现在我的面前。
1957年的春天，我的生身父母来到沂蒙山，将我接到了青岛。我在青岛九中上完中学，考入青岛冶金建筑学校（现在青岛理工大学的前身）。毕业时，学校谁备让我留校工作，但是父亲说：“你学的是冶金专业，矿山更需要你。你应该带头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能让别人说你是领导干部的孩子就可以特殊。”我被分配到山东铝厂湖田铝矿当技术员，和工人们一起在矿井里摸爬滚打，一干三十二年，直到退休。
我的生母叫宋兹心，我的养母：叫宋云新，她们都姓宋。这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但她们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冥冥之中我仿佛感到她们是一个人。俗话说，生养、生养，在一般人看来，生和养是不能分开的。但对我来说，生是生，养是养。生我的是亲生父母，养我的是养父母。有谁能说，生重要而养不重要呢？在战争年代，是养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无论怎样报答都只能是万分之一。
我在淄博工作之后，就从沂蒙山区把养父母接出来赡养。当时我和爱人于化春十几年都只是二级工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七十元钱。后来陆续又有了三个儿子，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但我不忘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坚持为他们养老送终。老人后来得了痴呆症，屎尿都拉在床上，都是我和我的爱人给他们擦洗，喂水喂饭。两位老人去世以后，我把他们的骨灰送回沂蒙乔家庄埋葬，还立了石碑，上书“先父徐兴堂、先母宋云新之墓”。这件事后来在沂蒙老区广为传播！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我们的家庭曾被评为“五好家庭”。但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古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他们对我有着活命养育的大恩呢。
今年我已经六十五岁了，回想起我传奇般的人生历程：我无怨无悔。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当中能够活下来，我是幸运的；比起在闭塞山区里的山里娃，能出来上学深造，成为国家干部，我是幸运的；特别是比起那些因未能找到生身父母仍然留在沂蒙山区的八路后代（有些是父母已经牺牲了，有些是因失去联系找不到了），我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来，我是幸运的。
现在，我已有了孙辈，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骨肉分离之苦，我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远离战争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