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甫早在中学读书时，便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立志革命。当时曾与限制学生阅读进步书籍自由的校长进行斗争，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继续求学和寻求真理，他辗转来到济南正义中学念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济南学生赴南京请愿的队伍。南京请愿导致蒋介石下台。但第二天，国民党便一手制造了“南京惨案”。李文甫等一行人被武装押解回济南并被通缉。李文甫并未被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于1932年春节后去了北平，经人介绍加入了“左联”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秋，由于西城区委书记王志甫叛变，李文甫等人在北京山东会馆被捕并被递解至南京，关进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后转至南京首都反改院。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重新合作，中央派周恩来与叶剑英来到狱中探望“政治犯”并讲了话。李文甫做了详细记录并广为传抄。周总理的讲话阐明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发展形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他们眼界顿开。通过一个多月在狱中对周总理讲话的学习和讨论，武装了头脑、增强了信心，明确了出狱后的斗争方向和方法。
1937年9月，李文甫出狱后，回到肥城便开始搞抗日宣传活动。在当时山东省委指示下，1938年1月1日，泰西抗日武装起义爆发，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李文甫任自卫团政治部副主任。随后，打下肥城，镇压了反动封建势力头子范维新后，部队迅速扩充了实力。
1938年4月，日寇进攻肥城。肥城失守后形势逐渐紧张，自卫团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坚持斗争。于是，李文甫受命率自卫团3个大队挺进大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了对外活动方便，李文甫提议部队的对外名称叫大峰山独立营。为在大峰山区立足，必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此李文甫特别注意抓部队的群众纪律，严禁侵犯群众利益，并将侵犯群众利益的首犯李子英执行枪决，广大战士拍手称快。由此部队得以巩固，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李文甫深刻认识到，部队要在大峰山站稳脚跟，还必须有抗日的实际行动。于是在当年8月初，根据情报，决定对由长清去平阴的日寇进行伏击，这就是当时令日寇胆寒的下巴伏击战，这一仗不仅鼓舞了士气，更使群众对部队竖起了大拇指，许多群众甚至部分士绅纷纷送猪送羊慰问部队，同时部队也得到了扩充，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李文甫一生命运多舛，不仅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建国后，还两次无过而身陷囹圄。在他接近不惑之年任郑州市委副书记时，曾被当时中南局负责人错误地以“违法乱纪”的罪名送进监狱达半年之久。后来，是党中央给予了甄别。又一次灾难是“文化大革命”，李文甫被迫害而失去人身自由十余年。当李文甫带着身心累累伤痕重新站起来时，又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投入党的工作。
有道是：一滴水可见大海的光辉。李文甫平时特别注意廉洁奉公，刚住进干休所时，组织上要给他装电话，他就是不让装。他说：我现在不工作了，为党还能做的事就是给党节约每一分钱。还有一次，他刚刚解放出来不久，本溪市委给他送来一份奖金，他说我没干工作拿什么奖金，拿回去吧。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李文甫就是这样一个“一心向党，万事惟公，磊落耿直”的山东人。（文／田宝林 李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