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1月1日，李文甫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县桃园镇西里村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上中学时，受进步教育影响，立下革命志向。1932年春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秋被捕入狱，在南京军人反省院度过了4年的牢狱生活。1937年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回原籍组织抗日武装，开辟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历任鲁西抗敌自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大峰山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泰西特委宣传部长，八路军鲁西6支队3团政委，冀鲁豫军区19团政委，肥城县和郓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泰运专署秘书主任、代理专员，中共冀鲁豫区泰西地委书记、泰西军分区政委等职，是泰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建国后，历任洛阳市委书记，郑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中央中南地区工业部工业处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巡视员和工业工作部重工业处长，本溪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0年光荣离休。1987年病逝于山东泰安，享年7 5岁。
李文甫同志的一生充满着传奇与曲折。他在青少年时期即立下革命志向。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畏艰难险阻，英勇奋斗，在军事斗争中屡建奇功，在政权建设中屡创佳绩。为了建设新中国，他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在每个岗位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作风踏实，深入群众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多次在危难中打开新的局面。他心地善良，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了大量好事，深受人民爱戴。他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严格管束亲属和子女，光明磊落，永远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李文甫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县一个地主家庭。由于母亲去世早，他的童年并不幸福，从而使他自幼形成了反叛的性格。从读初中起，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组织同学们成立“学习会”，阅读进步书刊，被学校开除。“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集体卧轨，赴南京请愿。被押回肥城后，因殴打反动教育局长而被通辑，过上了流浪生活。1932年到北京考入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转入南京监狱关押。
家世及童年
李文甫的父亲叫李福林，是个有些文化又精明能干的人。最初，他认真经营祖上留下来的3亩桃园，勉强维持生计。后来他想，光这样干不行，即使再苦再累也难以发家致富。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呢?他在“佛"字上动起了脑筋。
山东肥城县的桃子又大又甜，与河北深县的水蜜桃一样，都是献给历代皇帝宫廷的贡品，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量精品桃子。当时清朝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也很喜欢肥城的肥桃。李福林想，如果能讨得老佛爷的喜欢，或许能给自己的桃子带来新气象。
经过精心培育，他家桃园的桃子长得又大又甜，最大的一个竟有2斤4两重!更神奇的是桃子上竞长出“敬祝老佛爷万寿无疆”的字样!
桃子送到北京，深得老佛爷的欢心，一下赏给他50亩地，要他好好种桃，年年向朝廷进贡。山东肥城的桃子也由此获得“佛桃”的美称。接着，府里县里也都认为他为地方上争了光，纷纷赏地给他，使他的桃园一下子扩大到1 0 0多亩!
李福林很有些经济头脑。他学习外国资本家农场主的经营方法，雇佣农业工人，实行专业化分工，果园连年丰收。他的桃子基本上不在本地销售，而是装箱外运，远销济南、青岛和国外。种桃子赚了钱，他大量购置土地，很快发展到200多亩。他给工人发工资，给工头赠送土地，实行奖励办法，使工人们很乐意为他家干活。
李福林比较开明。他不像一般地主那样，一味置办土地财产，也不挥霍享受。他懂得办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用赚来的钱办学校，并且说服村里的和邻村的几家地主和他一起办。先办男校，又办女校，使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还吸收附近村里的孩子们都来上学。他在村子里很有威望，成了当地有名的开明地主。
李福林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地主，有人叫这样的地主是“经营地主”。李文甫出生在这样的地主家庭，受到了不同于一般封建地主家庭的影响，造就了他独特的个性。
1912年农历9月2 3日，李文甫出生了。家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在4个同胞中，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男孩子，自然受到宠爱。然而好景不长，他的母亲便因病去世了。在他的记忆中，只有继母的形象。继母对他不好，时常虐待他。吃不好，还得干活，贫苦人家孩子所受的磨难他几乎都受到了。特别当继母生下男孩子以后，他在家中的地位就更凄惨了。尽管他的父亲屡次保护他，然而都无用。他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连续高烧不退。家人看他医治无望，便把他放到门洞里，地上铺了草席，浇上凉水，让他在这里等待死亡。两天过去了，水米不沾。家人以为他死了，而他居然活过来，知道饿了，要东西吃。
李文甫的病好了，而继母生的弟弟却因病死掉了。后来，继母又连续生了两个男孩都先后夭折了，只留下一个妹妹。这样，李文甫又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子，重新受到宠爱，连继母也不得不把他看作李家的希望。
过早失去母爱的痛苦和来自继母的虐待，在李文甫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使他没有沾染上一般富家子弟娇生惯养的坏习气，反而使他从小养成了反叛的性格，倔强直拗，敢爱敢恨，敢于反抗一切他认为错误的东西。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但是童年的生活造就了我的反叛性格。”
从小立下革命志向
李文甫7岁入学，成绩一直很好。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得父亲喜爱，街坊领居和学校老师都夸奖他。1925年，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泰安中学读初中。
这时，剧烈的社会动荡，已经波及到学校生活。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李文甫开始阅读郭沫若、鲁迅等进步人士的著作，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小册子。他偷偷参加进步师生的秘密集会，听进步教师讲解课堂以外的新鲜事物。后来，李文甫组织同学成立了“学习会”，带领大家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这些活动，使李文甫初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他决心献身中国革命，拯救国家和人民。
李文甫和同学们的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学习会"被强令解散。学校重新修改了校训，明确规定不准在校内集会活动，甚至不准阅读课外书籍，引起同学们的强烈不满。李文甫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找校长理论，遭到学校开除。
后来，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李文甫来到聊城中学继续读初中，并于1928年考入济南正谊中学读高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无比义愤。济南正谊中学师生沸腾了。李文甫带领同学们集体卧轨，要求赴南京请愿。
在南京请愿中，反动政府阴谋制造了“珍珠桥惨案”，请愿学生遭到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数百名学生流血牺牲。李文甫幸免遇难，被武装押回济南，又押回肥城。在同县教育局长理论时，面对这个蛮横不讲理的反动官僚，李文甫忍无可忍，动手打了他。这下惹了大祸，他被列入通辑名单，东躲西藏，过上了流浪生活。
走上革命道路
1932年春节后，李文甫来到北京，考入燕京大学读书。他原来的名字叫李寿昌，从这时起改叫李文甫。他积极寻找共产党组织。经进步人士介绍，他找到了党组织，并经陈沂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的北京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抵抗，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枪口对准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士。共产党人随时处于被逮捕被屠杀的危险之中。然而，这样的血雨腥风，没有吓倒年轻的李文甫，反而使他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丑恶本质，更加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命运的真理，更加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正是在这个时候，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候，李文甫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李文甫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一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担任主席、部长、党团书记等职。他以燕大学生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他参与领导了“九一八”1周年纪念活动，参与领导了“李大钊出殡”活动，参与领导了欢迎鲁迅先生到各大学演讲活动。在一次散发传单时，被军警逮捕。后因查无实据被释放。
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的迫害，左联组织被破坏，李文甫又一次被通辑。由于叛徒出卖，李文甫等革命同志在北京山东会馆被捕，从此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3年秋，李文甫等革命同志作为共产党要犯，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后又转到南京首都反省院。从这时起直到1937年秋被无罪释放，他在国民党监狱整整度过了4年的苦难生活。
李文甫具有坚定而远大的革命志向。4年的监狱生活，不仅没有使他灰心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他利用这漫长的4年时间，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是做了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他选择穷苦出身的狱卒作为争取对象，向他似讲解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讲解共产党人的革命宗旨，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最终争取到狱卒们的信赖和同情，将一些进步书刊带进监狱，送到李文甫手中，并向李文甫传递各种社会信息，成了他了解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
第二，与同监的难友交朋友，特别是同那些刑事犯交朋友，从他们犯罪的真实原因中了解社会底层穷苦百姓的生存状况。李文甫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尽管也有过悲苦的童年经历，但一些底层百姓的凄惨生活仍让他始料未及。特别是那些被逼无奈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难友的苦难经历，更使他大为震惊，从而更加激发了他献身中国革命，立志改造社会，解放穷苦百姓的决心。
第三，认真研读进步狱卒从外面带进来的革命书刊，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油印小册子，结合难友们的讲述认真思考，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觉悟产生了质的飞跃，由感性阶段跃升到理性阶段。他说：“坐监期间是我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些研读和思考，对于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他工作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第四，积极从事党的活动，与同时被捕入狱的王绍芬、徐麟村等同志组成党支部，并逐步发展到30多名党员。他们还同狱中其他党支部建立了联系，坚持开展同反动派的斗争。
因此可以说，4年的监狱生活实际上等于他读了4年社会革命大学。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同志到狱中看望因爱国抗日而被关押的难友，勉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念，准备出狱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同志在演讲中详细讲了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和国内抗日爱国高潮，讲了国共合作对抗日战争的深刻影响，讲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演讲极大地鼓舞了狱中难友的抗日爱国热情。李文甫认真听了讲演，作了记录，会后又组织难友们认真学习讨论。他在党支部学习活动中认真分析了斗争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当前斗争的方向和方法。他和王绍芬、徐麟村等同志商定，出狱后回山东老家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公直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