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甫经历了8年抗战和4年解放战争。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组织抗日武装，打响鲁西抗战第一枪，开辟大峰山根据地。历任鲁西抗敌自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大峰山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泰西特委宣传部长，八路军鲁西6支队3团政委，冀鲁豫军区19团政委，肥城县和郓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泰运专署秘书主任、代理专员，中共泰西地委书记，泰西军分区政委，参与创建泰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中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在地方政权建设中艰苦奋斗，屡创佳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打响鲁西抗战第一枪
1937年9月，李文甫和几个同时出狱的同乡同学经济南回到肥城老家。李文甫写了《告肥城全县人民书》，油印成传单，散发全县。经过多方努力，李文甫找到中共鲁西特委，恢复了组织关系。他们在各校师生中组建抗日队伍，在各区的壮丁训练班中建立抗日小组。
1937年末济南沦陷后，鲁西特委决定在肥城组织武装起义，公开亮出抗日旗号。1938年1月11日，鲁西人民抗日自卫团成立，李文甫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日，一举消灭了肥城县一支汉奸武装，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内中三分之二是肥城儿女。李文甫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终说服其他同志，成功收编了主张爱国抗日的肥城县保安团，壮大了自卫团的力量。从组建抗日队伍起，李文甫的家就成了“革命之家”。同志们吃住在他家，工作联络在他家，他家里的人也都参加了抗日斗争。
起初，李文甫回到家乡时，他的父亲李福林正为集资办学事和几家地主打官司。通过李文甫的抗日宣传，在他父亲的带动下，几家地主放弃争议，团结抗日，出人出钱，支持李文甫组建抗日武装，保家卫国。李福林深明大义，主动变卖家产土地，为抗日队伍筹粮筹款，购买枪支弹药。还主动扒掉一座两层小楼，避免了日本鬼子利用此房修炮楼。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他家田产已变卖殆尽，只留下18亩地聊以为生。土地改革时，他家虽划为地主地分，却享受开明绅士待遇。
在李文甫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唐红，他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参加了抗日活动，为抗日队伍洗衣做饭，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连他最封建保守的继母也成了抗日的“活跃分子”。
1929年，李文甫与唐红结婚。1938年夏天，唐红生下小女儿李杰。孩子刚满月，唐红就抱着孩子，坐着驴车，穿过鬼子严密把守的炮楼，去给李文甫送信。鬼子搜查使她受了惊吓。她又看了鬼子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李文甫的布告，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她成了李家第一个为革命殉难的烈士。
开辟大峰山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肥城沦陷，抗日自卫团的斗争环境异常险恶。回旋地域狭小，又时值春荒，筹粮困难，部队给养供应不上，急需开辟新的根据地。
经过反复讨论，自卫团党委决定开辟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大峰山位于长清县境内，地处平阴、长清、肥城3县交界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地，战国时期的齐长城，至今还有一段蜿蜒在大峰山顶。这里距济南仅47公里，对日寇威胁大，且可守可攻，回旋余地大，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处。
自卫团兵分两路，李文甫带领3个大队进入大峰山区，另一路主力部队，由团长带领，去平阴和东阿交界处活动。
初到大峰山斗争环境十分恶劣，不仅经常受到地主武装红枪会的侵扰和日寇的扫荡，部队常常一夜换几个地方；还遇到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没饭吃，没衣穿，没一分钱菜钱，生活相当艰苦。战士们吃糠窝窝蘸盐水，浮肿，拉不下屎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困难形势，李文甫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狠抓部队作风建设，一方面缩编部队，把3个大队缩编成3个连，成立大峰山独立营。少数干部战士产生了急躁和畏难情绪，所属3个连都曾经发生过动摇。身为营教导员的李文甫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这些连队重新回到大峰山。后来，得到了鲁西持委的支持，弄来了粮食弹药和服装，又从八路军山东纵队派来了经过长征锻炼的军事干部，独立营逐步站稳了脚根。
李文甫与营长密切配合，精心指挥，取得了下巴乡伏击战的胜利，消灭了鬼子一个汽车大队，得到大批弹药和粮食补给，振奋了部队思想情绪。这一仗，也使当地群众看清了独立营是替他们打鬼子的部队。独立营的严明纪律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和爱戴。他们解散红枪会，把大批农家子弟送来当兵。
独立营发展很快，不到半年时间，就为八路军正规部队输送了相当于两个独立营的军事力量。李文甫在大峰山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为革命和建设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
李文甫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每到一地，他都十分注意了解当地有威望的民主人士的情况，并通过他们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帮助共产党建立红色政权。
在创建大峰山根据地时，他就利用了长清县知名人士张耀南。张耀南是县中学校长。他把许多教师和学生送到大峰山独立营，多次出面为部队购买枪支弹药。李文甫曾建议上级委任他当县长，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未能批准。而张耀南不计较这些，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大峰山根据地的建设。
1938年秋，中共泰西特委成立，李文甫任特委宣传部长，部队也进行了整编，将包括大峰山独立营在内的泰肥山区抗日武装队伍改编成山东纵队第6支队。不久，李文甫离开特委，到6支队下辖的第3团当政委。李文甫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发展党员，在每个连都建立了党小组，每个连指导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在肥城县和郓北县
1939年秋，李文甫通过民意选举，当上肥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战争环境下，工作十分艰苦，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没有固定办公地点，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敌人称他是“夜老鼠县长”，悬赏重金捉拿他。他多次与敌人擦肩而过，多次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脱险。他设计伏击肥城县汉奸队，得到了一批枪支，便以此为基础，逐步组建了有300多人的肥城县独立大队，他任政委。又通过多次伏击战，阻击战，部队逐渐发展壮大。1940年初，这支部队被整编为泰西抗日革命军第二团，下设4个连队。李文甫又成了光杆县长，只有两个警卫员，一个挑行李，一个提文件箱。李文甫又开始谋划组建新的武装力量。
1940年春，遇到粮食短缺的困难，中共泰西特委经中央批准，决定发动群众借粮。后来又搞“红五月运动”，争取借到更多的粮食。肥城县也搞了借粮运动，执行中发生了“左”的偏差。上级又派来新的领导，借粮变成抢粮，引起群众不满，大好的抗日局面被破坏。李文甫坚决反对这种“左”的偏向，受到地委批评。
后来，泰西特委和肥城县的这种“左”的偏差被冀鲁豫区党委所觉察，立即着手纠正。改组肥城县委，向李文甫赔礼道歉，原县委只留下李文甫和民运部长两人。在李文甫精心策划下，经过激烈较量，取得武家庄战斗胜利，消灭了红枪会武装，重新稳定了局势。
1941年初，李文甫临危受命，调任郓北县长。当时，冀鲁豫根据地的指挥中心驻在濮阳县、范县和冠县一带，军区、军分区及区党委领导机关均设在这里。郓城县处于冀鲁豫根据地的边沿地带，被敌人分割成几块，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遭到严重破坏。为保住这块得来不易的根据地，区党委决定，建立郓北县试验区，以郓城县北部为基础，加上梁山县、范县和台前县的各一部分组成。调李文甫来任县长。
李文甫来到郓北县时，抗日环境异常恶劣。敌人正进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根据地蚕食扫荡。当地的汉奸武装很强大，到处修碉堡，安据点，步步紧逼，配合鬼子扫荡。而郓北县的抗日武装只有李文甫带来的一个短枪班和原县大队留下来的18名战士。李文甫立即投入重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紧张工作之中。他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情况有了好转。这期间，最重要的是收编了一支土匪武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县大队，抗日局面迅速打开。各村砸烂维持会的牌子，换上了真正的抗日政权。要求抗日的青壮年迅速增加，县大队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200多人。各区建立了区小队，较大的村子建起了抗日联防队。在全县普遍建立了抗日情报网。情报网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敌人有什么动静随时都能知道，避免了盲目和被动。
就总的抗战形势来看，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末，是最严峻的时期。日伪军反复进行残酷扫荡，制造无人区，根据地范围不断缩小。然而在郓北县却是另一番景象。军民协同作战，不断伏击奔袭，围歼敌人，使原来联络不畅的黄河两岸变得畅通了。郓北县的工作得到了上级党委的肯定，冀鲁豫区党委表扬了李文甫，号召各县向郓北县学习。
巧遇鲁伟结良缘
1941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文甫带领县大队执行任务回来，路过冯蝈区，正好遇见3个女同志被一群伪军追赶。其中一个女同志为了掩护另外两名女同志而留在后面，趴在河堤上，狙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掏出手榴弹，准备和围上来的伪军拼命。正在这时，李文甫带领战士们悄悄包抄过来，一枪打死伪军小头目，其他伪军跪地投降，求“八爷饶命”。李文甫冲上前去，伸手去拉那位女同志。这时，双方都认出了对方。这位女同志就是郓北县冯蝈区的妇救会主任鲁伟。她感激地拉着李文甫的手说：“李县长，谢谢您又一次救了我。要不，我就只能和敌人拼命了。’’
这是李文甫第二次救鲁伟。打这以后，两人的革命情意更深了。一年后，两人结为革命伉俪。
当初，鲁伟并不叫鲁伟而叫宋培贤。说起鲁伟改名的事，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宋培贤的父亲是东阿县开钱庄的，比较富裕。后来赔光了，改做贩酒生意，经营困难，家境渐贫。宋培贤上不起初中，就入了中共鲁西特委办的抗日军政学校读书。一次，她随部队夜袭鬼子据点，消灭了伪军一个小队。天亮了，鬼子追上来。宋培贤跑不动，掉了队。眼看被鬼子抓住了，她灵机一动，顺势跳进旁边一条河里，潜入水底，只用一根芦苇呼吸。鬼子追上来，向河里乱打枪。正在这时，李文甫带领战士们从这里经过，打死鬼子，救出宋培贤。宋培贤很感激，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同志，谢谢您救了我!”李文甫笑笑说，“不用谢。要说救你，你还得谢芦苇呢! ”经过询问介绍，李文甫开玩笑说：“你干脆就叫鲁伟吧!‘鲁伟’与‘芦苇’同音相谐，听起来怪好玩的!”
鲁伟改名了，她的几个兄弟姐妹参加革命工作后，也都改姓鲁了。
1942年，李文甫与鲁伟结婚。1943年，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取名凤丽。由于粮食短缺，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母女身体极度虚弱。鲁伟无法正常工作，暂居在老乡家养病。一日，鬼子大扫荡，“铁壁合围”。鲁伟怀中揣着女儿，拖着虚弱的躯体，村前村后，忙着指挥群众转移。战斗结束后，她才想起怀中的孩子。然而，孩子已经长眠在妈妈的怀中!她内疚自责，悲痛欲绝，一下子晕了过去。
1945年，抗战胜利，生下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取名胜利。由于战斗工作紧张，无遐照顾孩子，刚断奶，就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然而，没想到，这一分离，竟是生死两茫茫!全国解放后，他们多次没法寻找小胜利，都未能找到。
小胜利的丢失和小凤丽的惨死，成为李文甫夫妇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
和吴大明团长并肩战斗
1942年12月，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第三次整编。调整军分区，精简机关，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李文甫到冀鲁豫军区第5分区19团任政委。这个团是军区主力，各级指战员基本上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战斗力很强，团长吴大明更是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李文甫和吴大明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带领19团打了数十次战斗，为粉碎顽军、伪军和日军对冀鲁豫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做出了重要贡献，两人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大批顽军和伪军一起向冀鲁豫根据地袭来，妄图寻找我主力决战。7月间，李文甫所在的19团来到曹县青集，发现顽军一个团正向我侧后秘密运动。李文甫和吴大明团长研究后分工，吴大明带一营在青集构筑工事，从正面吸弓l敌人；李文甫带领二营、三营绕到敌人的侧后方隐蔽待机。一营和敌人从下午打到晚上。敌人刚要埋锅烧饭，二营和三营却突然发起猛烈进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抱头鼠蹿。敌人根本想不到和他打了一下午的一营只是个钓饵，主力却正在张网歼灭他!
青集战斗胜利后，部队来到单县韦楼，决定在这里“重下钓饵，再造金钩”，再给轻举妄动的敌人一个教训。大部队在韦楼设伏，小部队作正面佯攻，且打且退，逐步把敌人弓i进包围圈。经过3个小时激战，韦楼战斗胜利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一颗流弹打穿了李文甫的皮带和单衣，灼热的弹头只在他的腰上烫了一个小泡!李文甫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却从未受过伤。人们都说这是奇迹!
在战争年代里，李文甫指挥部队大大小小经过数百次战斗，绝大多数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无一伤亡或很少伤亡的代价，干净利落地取得胜利。这与他战前认真调查研究，精心谋划，战场上巧妙指挥，灵活多变地运用战略战术是分不开的。青集战斗和韦楼战斗就是他的特别佳作。
1944年初，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的进攻，党中央决定从冀鲁豫军区抽调6个主力团组成西进支队，支援延安，这其中就有李文甫所在的19团。中央规定，凡带有家眷的人员一律不得随部队赴延安。李文甫1942年结婚，算是带有家眷，因而失去了参加保卫延安的机会。李文甫失声痛哭。他割舍不下曾经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战友，他终生难以忘怀和吴团长一起胜利指挥过的数十场战斗：刘寺伏击战，青集战斗，奇袭考城等等，等等。
这次分别后，19团屡立战功，发展成19旅，吴大明升任旅长。后来，部队返回鲁西南，在一次战役中，吴大明旅长光荣牺牲。李文甫为此十分悲痛。他没想到，1944年2月8日的这次分别，意成为永诀!
在泰运专区
l 9团西进后，李文甫调任泰运专区秘书主任，后来又任代理专员。到任后，几次会议他都一言不发。地委领导问他为什么，他说：“初来乍到，情况不了解，没法发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下边搞调查研究。他常对人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关心群众。让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他们才会拥护我们，乐意为部队输送兵员，输送粮食，我们的部队才能打胜仗，根据地才能巩固扩大。”
李文甫作风踏实，关心同志，对同志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批评起人来从不讲情面。有人讲怪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主任来讲话。”李文甫知道后说，“我批评得狠一些，是看见工作做不好着急呀!如果大家的工作做好了，我也会表扬的。”
经过一段认真调查研究以后，李文甫在一次会议上说：“为了抗战胜利，我党早就开始减租减息了。但在我们这里，好多方还没有真正这样做。一些地主和坏分子利用我们这里敌伪顽交错的复杂形势，搞明一套暗一套的把戏，明减暗不减，这样就无法真正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我想，我们应认真研究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李文甫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说：“文甫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回去将向区党委汇报，作为下一段的重要任务来完成。这次应当给文甫同志记一功。”这次会议后，在1944年和1945年的近两年时间里，泰运专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李文甫身先士卒，带头下到基层。他和贫雇农群众一起住在地主家的草棚里，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阶段觉悟。冀鲁豫区党委召开会议，多次表扬李文甫，推广李文甫的群众工作经验。由于措施得力，局面很快打开。没有农会的村子建起了农会，一些假农会换成了真农会，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报名参军的青壮年多了，部队筹粮容易了。一位领导对李文甫说：“你是轻易不发言，一发言就了不得呀!一下子解决了专区长时间未能解决的问题。”
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些地主富农开始解雇雇工，挖空心思和党的政策相对抗。李文甫到平阿县搞调查研究，用建立农会(工会)的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专区党委在全区普遍推广了平阿县的办法，有效地制止了地主富农、资本家随意解雇雇工的现象，有问题必须通过农会(工会)协商解决。专区又以平阿县为试点，制定政策，允许贫雇农以原价赎回在困难时期卖出去的土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空前提高。
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李文甫从头至尾都经历了，或是领兵打仗，或是领导地方政权建设，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可是，虽然辛苦，却自得其乐。偶尔几天不打仗，他反而觉得不舒服。1944年夏季，他向部队借了一个排，在东阿西城外的河滩芦苇中，袭击了来这里出早操的一个中队的鬼子兵。李文甫经过长时间的观察，熟悉了这里的环境，摸清了敌人每天来这里出早操的活动规律，战斗打响后，敌人想还击，枪却架在远处，只能趴在平地上干挨打。战士们想冲上去多杀几个，李文甫笑笑说：“够了!撤出战斗!”到底打死打伤鬼子多少，不知道，没有打扫战场。估摸至少半个中队报销了，而自己却没掉一根汗毛。李文甫在送别部队时说：“没有战利品相送，只在村里买点煎饼让大家充饥，真是抱歉!”上级首长批评李文甫“胡闹”。他一笑了之，“保证下不违例!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泰运专区机关摆上酒菜，举行庆祝大会。主持会议的领导说：“下边的干部经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文甫来讲话。现在就请文甫同志讲话。”
人们猜想，李文甫今天该不会批评什么了吧。谁知李文甫一开讲，就批评了一种几乎谁也没有觉察到的危险倾向。人们在惊叹之余，无不钦佩文甫同志勤于调查深入思考的敏锐的洞察力。
李文甫说：“今天下午，我在迟桥的集市上听到一种说法，抗战胜利了，老蒋就要回来了，减租减息也该结束了。这表明这些人在盼望老蒋回来，重新剥削贫苦农民。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警惕的。不要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主持会议的地委领导说：“文甫同志的提醒很有必要。我们有些基层干部已在想，准备回家过那种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了。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要不得!”
这次大会的召开，使大家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受到了一次新的形势教育。
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谁都不知道下步怎么走中国革命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在这关键时候，莘县和寿张县的同志来到地委反映，在回赎土地时有的农会把地主的土地给分了，请示这种问题如何处理。
这是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央没有政策，地委无法表态。
在开会讨论时，李文甫主张应当支持这种分地行为。他说：“红军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搞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同志不同意，说在国共合作期间出现这种问题是不妥的。李文甫说：“现在问题不是妥不妥，而是问题已经出来了，怎样表态。虽然国共谈判的结果尚难预料，但是，国民党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共产党代表的是穷苦老百姓的利益。这个根本分岐是不可能谈得拢的。即是谈拢了，也是暂时的，早晚要打。我是支持分地主土地的，但具体政策要仔细制定，在方法上给予引导，以免搞得过火。要走一步，看一步，静观其变。”
当地委还在讨论如何表态的时候，基层干部群众等不及了。于是，在泰运大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了。
泰运专区的土改运动也出现了一些过火的现象。李文甫到基层调研时发现，在茌平、东阿的部分地区，把集镇店铺和小作坊的老板给斗了，财产给分了。他觉得不妥，回到专署，请求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有同志认为，这些店铺作坊和小工厂也是有钱人开的，且大部分是地主开的。“像农民分地主土地一样，斗了就斗了，分了就分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文甫坚决反对。他认为，“店铺、小作坊和土地不同，属于工商业问题，与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如果这些商店作坊关门了，这与罢工罢市有什么区别?这不是给我们的土改工作添乱吗?中央在苏区就是保护工商业的。”
有的同志说：“赞成分地主财产的是你，现在坚决反对的也是你，你是两边都有理。”李文甫说：“你的问题是把土地和工商业混淆了。虽都是地主的财产，但这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性质不同，处理政策当然就应当有区别。”
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问题反映到冀鲁豫区党委。过了几天，区党委领导来到泰运专署开会，肯定李文甫的意见是正确的。明确指出，“在土改中，要对店铺、小作坊、小工厂的经营给予保护，不要影响群众的日常生活。”要求专署干部“多下去走走，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不要脑子一热，什么都干。我党在历史上吃这种亏不少。”
1946年1月，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李文甫当选为山东地区国大代表。尽管后来由于内战爆发没有成行，但由此可以看出，李文甫在政权建设上的业绩是突出的，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广泛的。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5月4日党中央发布土改运动指示，泰运专区的土改运动政策与中央“五四指示”基本一致。实践证明，李文甫当初的认识是正确的。李文甫的工作业绩和思想政策水平得到了冀鲁豫区党委和同志们的赞誉。他被提拔为地委副书记。土改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青壮年踊跃参军，仅泰运专区向野战军输送的兵员就超过一个旅。
1946年6月内战爆发。8月，泰运地委召开反内战和自卫反击誓师大会。李文甫在讲话中号召军民“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反对内战，自卫反击，保卫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1946年11月，泰运专区分为运东和泰西两个行政区，李文甫任泰西地委副书记，积极组织支前工作。
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泰西地区的土改运动再次出现“左”的错误，导致大好局面被破坏。在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中，李文甫被提拔为地委书记。
这时，大部分基干武装整编为野战军，调走了。武装力量一空虚，形势更加严峻了。泰西地区东边是津浦铁路，北边是济南，西边是黄河，南边是东平湖，地域狭小，迂回困难，地委领导机关被迫向山区转移。
1947年10月8日，李文甫率队来到肥城布山，在前卫连的引导下向山区进发。这时，前卫连发现周围有敌人活动，本该立即占领制高点狙击敌人，同时通知后续部队，而他却不吭气溜了，致使后续部队遭到敌人包围。后经苦战，虽成功突围，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专区机关被迫撤向鲁西南。李文甫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后来，经上级党委批准，李文甫亲率主力部队回泰西打仗，局面重新打开。
（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公直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