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下午，我们赶到山谷边。两旁坡上，尽是密层层的大树林。当我跟着进入林子，就碰见我们班的陈金兰和李秀英，抱着一大堆血污绷带朝河边跑。我跑上坡对伤员们说：快坐下，我先替你们换洗绷带好不好?”“这倒使得，就是先要跳个舞，唱个歌才行咧。”像往常宿营一样，伤员们又拍着手掌，向我提出这个条件。我只好卸下枪和刀。廖医官把笛子一横，我就提起缎子旗袍，随着悠扬的笛声，跳了个“乌克兰舞”。笛子拖长尾巴还没断气，大家又拍手叫我唱歌，我正唱着，一个小传令兵冲进林子，一把扯下廖医官嘴上的笛子急急地说：“医官，寨子都打开喽，喊你们快去背伤员!”立刻围拢来许多人。两位医官一琢磨就决定：“小妹妹都留下来，其余……”“哎，为啥子不喊我去?”我一急，冲着廖医官喊。他用笛子敲我一下：“人小，就不准去。”张天蓝班长晓得我的脾气，她拍哄着我：“李桂春，你就留在林子里。听话嘛，啊!”我把身子一摆，赌气地说：“这么远的路，人家都跟来喽——今年十四啦，还说小!”“你晓不晓得，这是命令?”廖医官有些冒火了。我的泪花快滚出来了，背转身咕噜着：“我怕啥!你们前脚走，我会后脚跟……”
“好啦，好啦!叽叽喳喳又要翻半天。”罗医官在背后扶着我的肩膀说，“前面多危险啊，出了事谁负责!”“只要喊我去，我自己会负责。”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廖医官又好气又好笑，他只好对张天蓝说：“就带上她吧——准备出发!”山里面的枪声还在响。我们沿着小道跑去。前面高山顶的积雪还没化，山腰间，一个红屋顶高耸耸的冒出围墙，张天蓝告诉我，那就是炉霍。我们一抵近山脚就往上爬，两个医官带着二班直接跑进寨子；我们一班和担架队，就绕过寨子，钻进后面的大丛林里。
一进林子，马上就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子弹，嗖嗖地擦着树叶在头上飞，我在老粗的树底下穿来穿去，连续包扎了几个伤员，交给大姐姐们送进寨子。我正想上前荐去搜寻，就见班长在那边对我招手，我赶忙过去，她说：“我先背伤员下去，你就在这里包扎。”说完驮起一个伤员就朝坡下冲。我一看，四周躺着好几个同志，我一摸救护包，才晓得绷带和碘酒都用完了，担架也没见来，又看见侯任秀和李秀英都在背。我跑过去扶起一个右臂受伤的同志，他看着我说：“小妹妹，你背不起我呀!”我见他痛得脸上的肉都在跳，一只袖子都染红了。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就用背顶住他的胸口，托着他的大腿，歪歪倒倒就驮起来了。他的身子几乎把我全遮住了，我颠着腿一步一步朝下跨。他手上的血，一点一点地在我眼前滴……我晓得：血流多了是会死人的；就焦急起来，只想快些背下去。忽然，我的腿一软，朝前栽，我赶忙抓住他受伤的手，扑倒在树根下；看看坡下的密林，吓得我捏了一把汗。我翻坐起来想了想，就撕下一块旗袍角，把他的伤口缠好，又鼓起勇气驮着他。这一回我是双手撑在地上，倒着往下退的。我爬一步，他就在我背上呻吟一声，我对他说：快到寨子啦，你莫心焦，我保险不栽跟头。”我明白：倒着退还是不轻巧，就是稳当些。我一直把他驮到寨门口，便交给了二班的姐姐。我这样来回背了好几趟，八角帽子早就剐掉了，头发被汗水打得浇湿，又粘上了许多泥沙。
天快断黑的时候，山顶上的敌人，冷一枪热一枪地还在向我们射击，我又冲进林子里。越朝里头走，树林就越稀，前面不远就是乱石堆和光山坡，再上去就有敌人。这时，我看见林子边边上躺着一个人，跑拢一看，是大腿受伤了，摇摇他，他不出声，我侧起耳朵听他的心口，幸好还在跳动。我急忙摸强心针，手还没有伸进救护包，尖啸的子弹碰得树皮哧哧溅。我爬在他身旁，眼睁睁地望着被血浸透了的灰色单裤。我想：我是护士嘛，我不能让他死，也不能再让他负第二次伤。我把主意拿定，不管子弹在我身边跳，一扑就压在他的胸口上，我紧紧压着，一心想等天快些黑下来，就算子弹打准了，最多也死我一个人。可是我一想，他的大腿还露在外头，急忙又朝下滑，可是又把他的胸口亮出来了。我看上下都遮不过来，就支起身子，又爬上他的胸口，死死捂住他的头。这时，听见旁边林子里有人喊：“小妹妹，沉住气，不要慌。”我没出声，摸出强心针，就在他的膀子上注射。
不一会儿，左边林子里就向敌人开枪了，敌人的子弹也转了方向。于是，我才松了口气，急忙抓出一沓布钞票(红军处置伤员伤口的钞票是用布印的，大小不一，最大的是五元)，挑了几张五元的贴在他伤口上，又哧啦撕下一条黑缎子给他包好。我扶着他的腰杆刚刚站起来，眼前黑昏昏的，好像树林在打转转，我不敢再耽搁，支持着昏沉的身子，拼命地朝坡下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一截，才躬起背把他驮起，又倒退着朝坡下慢慢爬。走到半路，来了一副担架，我把伤员交给担架，感到骨头架子像要散了一样，坐在树下大口大口喘气。深夜，战斗结束了，我们才进寨子。我冲进屋里，只见满地躺着伤员，阴暗的油灯下，二班几个大姐姐蹲在一旁拆旧棉絮；廖医官拿着剪刀，正沿着旧报纸的白边剪，地上还丢着许多旧书，他面前的红药水和碘酒也仅剩下小半瓶了。我晓得：又是没搞到药，就连药棉、纱布也没有，廖医官见我木呆呆的不出声，就说：“泄气是不对的，要战胜困难嘛。”说罢，就给伤员的伤口抹一点点碘酒，又十分仔细地把白纸条贴上。我看见血立刻把纸浸透了，再贴上几层，又染得红糊糊的。
因为要治疗负伤的同志，我们医院就暂时驻在炉霍寨子里。医官分配我护理五十个伤员，其中，就有我用身子掩护过的李指导员。第二天，李指导员醒来了，我给他端去半茶缸青稞麦，他用深陷的微弱的眼光望着我，许久才出声：“谢谢你——”他把茶缸接过去，放在稻草上：“多大啦，NUL,人呀?”我告诉了他。他望着屋顶像在想啥子，隔了一阵，他从枕头边摸出一件小花旗袍递给我：“这是在四川打土豪时分的，换一换吧，你看。”是的，这几天，我还是穿着这件撕成一片片的黑缎子旗袍。他摸着我的头，轻声说：“我们穷人闹革命，哪有不吃苦的。只要坚强，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我们都能够走到陕北去……”我捧着小花旗袍，睁大眼睛望着他那苍白而坚强的脸，心里热烘烘的，好像陕北就在我的眼前。
就在第三天清晨，窗外才微微发白，伤员的呻吟声把我们护士闹醒了。大家急忙跑进去，当我走到李指导员的身旁，用油灯一照，只见他额上淌着大颗大颗的汗珠，一张瘦长的脸绷得紧紧的——他在忍受着多么剧烈的痛苦啊!“伤口化脓啦，医官!”侯任秀守在一个伤员身边，对走来的廖医官喊。我一听，就蹲下把李指导员腿上的绷带、棉花也取下来。贴肉的几层纸已变得乌黑了，我用镊子轻轻拨开，伤口就散发出一股臭味，又看见一些小蛆在里面蠕动，我不知怎么办好，目瞪口呆地望着廖医官。他低下身来看，就沉默了。“白袋换得不勤，袋里又有石灰，那还不感染?”张天蓝在我背后悄悄地说。廖医官回头见我在偷偷地擦II艮．N，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把头发一甩，就扑在指导员腿边，用镊子把蛆一条条地朝外挑。不知怎的，这一次我看见那一小块一小块红里发白的烂肉，镊子就直打颤。我晓得化脓就是疼，就拿我八岁那年说吧：养母把我打伤了，我不敢回家，就躲在野地里睡，没两天，肩膀上的伤口就烂了，疼得我全身打颤，幸好皂桷桠上有野草，我就摘草叶贴过……是的，是草叶……我猛地转头对廖医官说：“草叶!我就贴过草叶，我们乡下都贴草叶!”我这一叫，把廖医官从沉思中惊醒了，他打量我许久没说话。张天蓝在旁边添了一句：“对头，我们四川就用草叶贴疮口。”廖医官看看张天蓝，又望望我：“草叶是凉性，可以退烧，可惜咱们这里没有中医。”“我认得，我认得!医官，你们去搞，让我来认。”屋角里那个平常爱唱金钱板的轻伤员抢着说。
最后，大家都同意试试，我和陈金兰、候任秀跑出寨子：田边的豌豆已放小白花了，遍地都是青油油的粘满露水的野草。我弯腰找着宽叶子摘，不多会儿，胀鼓鼓的装满了几包。回来把叶子倒在地上，罗医官也从外边进来了。攀!“我那边的伤员也化脓纛啦，老廖!”他拾起一片叶子+鬻又说，“才听说你们想找草飘药，多快啊，就采回这一大ii堆——这不是薄荷叶?这东西篝呀，我们湖北蛮多蛮多!”誊。屋角那个轻伤员也坐起爹一来，指手画脚地说：“那个长篓二条条的就是车前草嘛，你鞋子誉踩着的不是蛤蟆叶是啥子!”于是，你一句我一语，就拣出了不少草药。还是廖医官豢细心，他对罗医官说：“先消消毒，那就更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
我把叶子洗干净，一片片用针线穿成串，然后吊在筷子上，挂在锅里蒸。一个上午，陈金兰、侯任秀她们就把伤员的伤口洗净了，医官、班长和我，便把阴干的草叶，一张张地给伤员贴上。叶子贴上后，病房里的呻吟声还是没有减少，是不是伤口又感染了呢?整个下午，我的心都是沉甸甸的。黄昏，我一直守候在李指导员的身边，呆呆地望着他的脸。大概伤员们睡着了，房里的声音也慢慢地低弱下来。指导员忽然从迷糊中清醒过来，我急忙扶着他，他微笑着说：“昨夜呀，就像过关一样，我真怕把大家吵醒了……”“现在还疼不?”“小妹妹，我觉得伤口凉幽幽的，好多了。”一听伤口不太疼了，我站起来手掌一拍，就连跑带跳地去报告廖医官。炉霍的田野成了我们的药品供应库了。
在半个多月中，除了重伤员向后转运外，轻伤员都能拄着树枝走动了。后来，医院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长长的行列开路了，廖医官还是甩动他那支笛子慢悠悠地走着，李指导员一高一低地比别人走得并不慢。我心里热腾腾的紧跟在伤员们后面，小马枪的枪托，还是一路碰打着我的脚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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