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了，家乡仍传着这句趣话：“守着谷草饿死牛”，这话似乎有点玄，但却有此事。张拴喂的那头牛，确确实实已卧在谷革上死去了。
张拴自幼父母双亡，而孤身一人在村放牧，现已30多岁的人了，仍是个光棍牛倌，20多年来，他天天在牛户家轮流吃饭后，每早把羊角号“呜呜”一吹，主家便把牛撒出，他便扬起鞭子“乒乒乒”三声告别山村而赶着牛群上山放牧去了。
放牧，天天在山上，风打头，雨洗脸，本是个苦差使，有人问他苦不？他说：“常了，不觉的怎样；反正灶王爷绑在腿上，走到那是家，自己吃跑了全家不害饿……”
是呀，他以大山为伍，以牛群作伴，啃着煎饼卷，喝着山泉水，听着鸭兰鸟叫，他有他的乐趣：他爱唱戏，天天唱给大山听；他还学会了口技一虎啸、狼嗥，鸟鸣，并且学的还很象，有的却能以假乱真。有次他向天“吱一啦一”几声高叫，竟引出一群山雕在他上空飞旋着，也“吱一啦一”、“吱一啦一”地叫了起来，于是把牛儿惊得也昂头朝天而叫：“哞一”
他从小爱唱戏，人称他戏迷。他听到弦子响，嗓子就发痒，有次村中来了个拉弦讨饭人，而他却跟着连唱了三个大口。当主家催他去吃饭，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但仍感到戏瘾未过而在饭桌前又唱了起来；“有啥吃，无啥吃家中坐坐，炖南瓜，熬豆角溜上窝窝……”这时逗得主家大娘拍呱大笑：“张拴呀，你真是个戏迷，你的心都拴到戏上去了！”
冬天，大雪封山了，牛儿变群放为户养，而他这个牛倌也该回到他祖传的那间草房里去过冬了吧，不，于是他忙把赶牛鞭向屋墙上一挂，又穿起祖传的那件破羊皮袄，又闯荡梨园去了。
在我们家乡，有不少村都有子弟班，冬闲时便拉起班串乡演出，一直演到“二月二”才收兵回家干自己的“老本行”。而张拴不仅是个戏迷，还是“戏篓子”，生、旦、净、末、丑。都能扮演。所以他在家乡子弟班中成了“香香”，都争着要他去演角。就是界湖的小科班里他也是常客。为了学艺，既是派不上角，让他打杂，他也心甘情愿。有一年界湖班在他村唱灯戏，因风大照明成了难事，而他却自告奋勇当了灯架，在完成演出任务后，他却被油烟熏成了“大黑脸”，邻家有位平素与他很要好的翠妮，她原听女伴们对她说张拴今晚扮演白袍唐将小罗成（是女伴们有意逗她的），但来后见张拴充当了“小灯架”，戏后，她便去责怪起了张拴来了：“你傻啦，不图麸子，不图面，你图个啥呢！”而这时，张拴却用戏白答道：“翠妹，此言差矣，吾不架灯，你和村里人怎能看上《穆桂英下山》呢？”
张拴的演技虽达不到“炉火绝青”的程度，但有些角却也扮演的满象样，最受观众欢迎的，还是在《朱元璋放牛》中他扮演的朱元璋：
“东家你不信快来看，你家的黄牛钻了山，山这边你把牛尾拽山那边可听到哞哞牛叫唤……”
每逢演到这里，台下总是报以热烈掌声，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他是个牛倌，有生活而扮演太象“朱元璋”的原故吧！
扮演好一个戏，也不是一日之功，在他演史中，也都不少失误，有次他在《王定保借当》中扮县太爷，一上场就“扒”了，“王定保，你家住哪里，姓什名谁？”这时台下便哗地一片鼓掌一喊了“倒好”，他的脑袋直觉猛地大了。
在扮演《探阴山》中的包拯时，他慌的忘了戴胡子就上场了，他便灵机一动，来了“以错就错”地唱了起来：“包相爷下阴曹，胡子气掉，叫王朝和马汉快去寻找！”于是王朝马汉应声下场……这时台下不但未喊“倒好”，有的观众反而赞许地说：“这个情节，改得很逼真！”，在下场后，老班拍着张拴说：“老弟，真高！”“不敢当，老兄过奖了！”
“嘭，嘭，嘭嘭”、“二月二”打囤的簸箕响了，子弟班垛箱了，张拴已唱着‘‘快马扬鞭未下鞍，披星戴月转回还”，当他来到门前，开门一瞧，呀，见他喂的那头牛卧在谷草上已闭上了眼睛，忙伸手一试鼻7L，不喘气了！
他本无牛，这还是头年春，忽来一犊，自行加入他放牧的牛群，他只好收留，待失主来认领，谁想从春到冬，小牛已长成半大牛，仍无人来认，这牛只好与他合家了，而偏偏他又是个戏迷，早已有人约他去拉班唱戏，咋办呢？张拴生了个馊主意：便把他唯一的那间草房里放上谷草，设上一缸水，临行时，他与黄牛还作了告别：“我的好伙伴，这屋内有草有水，你在家自个过吧！我唱戏去了，几天就回来看你！”
张拴锁上门走了，说是“几天”而一去月半，小黄牛先是急得嗥叫，后却闷的蹦逃，水缸被踢破了，水流光了，而有草无水，牛，渴死了。为此，家乡人才打趣地说：“这真是守着谷草饿死了牛呀！”
说姓道刘
我的家乡，姓刘的真多，就拿“临蒙公路”线上的一些较大的村镇来说吧，界牌、朝仙桥，丁旺庄、瓦子坪、垛庄等村里都有姓刘的，并且是大户和首户，如我们西长明村在解放前就有一大半以上的人家姓刘，所以说，那时当地人就有：“沂水西南乡（今是蒙阴县垛庄镇）无刘不成庄！”之说。
刘姓这么多，是否都是一个家族呢？基本上是。传说在许多年前，有个刘姓大地主他有八个儿子，而他共建了八幢大楼分给八个儿子，因此当地人称他是“刘八楼家”。后来人称“八楼刘”而我们这些姓刘的，那就是“刘八楼家”的后裔“八楼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家从一户到八户，进而成了百户千户万户，可谓发展之快之大，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大变化，那就是有的户住的楼更高了，而有的户却从楼上搬进了草房甚至山洞，这样就在“一笔写不出俩刘字”的前头，各写上一个字：或“富”或“穷”，便有了富刘和穷刘之分。
就以垛庄雁翼堂刘日飞家来说吧。他拥有40多顷良田，住着八卦宅子，是沂水西南乡的首富，你想一个山乡能有多点好地，他一家就占有这么多，相比之下，一个乡拥有几万户人家，而每家还能占有多点土地呢？所以“富刘”富得流油，“穷刘”穷得刀刻无肉。
随着穷富的两极分化，在辈上也拉长了距离，往往在同龄人中，“富刘”比“穷刘”要小两、三辈甚至四、五辈。这是因“富刘”在十多岁就娶妻生子了，而“穷刘”往往已长到三、四十岁，穷得还未找上媳妇呢！既是找上也不一定养活得了。记得曾有这样一首民谣：
“穷小子，娶妻子，头天吃的麦子面，第二天吃的地瓜蛋，第三天吃的“瞪眼看”，穷小子饿倒了，
新媳妇子饿跑了！”
这真够悲惨了！既是不这样，三、四十岁娶妻，当生下儿子时，而“富刘”已经生孙子了。当“穷刘”得孙子时，说不定当爷爷的早就离开了人世，这时“富刘”已经“五世同堂”了。于是在同龄人中，“按辈而论”，“富刘”就是孙子辈了。虽说“富刘”们积极主张修家庙，续家谱，那不过是借此来夸耀自己的，那时，我从未听见有哪个“富刘”呼哪个“穷刘”一声爷爷的，而恰恰相反这些爷爷们却向这些孙子们呼“少爷”。
“富刘”是怎么富的呢？传说当时，雁翼堂的发迹人，是过籍给一个地主寡妇而得了很多银子而发了家，但也不全是得了外财，我曾听我父亲说：他的曾祖父原在沙坞后村，因雁翼堂分家，把他的几亩地丈量到富刘的地里去了，虽说手中有地契而富刘有财有势，你去打官司，不但告不赢，说不定会以误告为名把穷刘送进牢房的。所以，我父的曾祖父，只好弃家而到西长明村种了庙地……
父亲的话在我脑海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加上我姥姥也是佃户，我有较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地主不讲理，不是好东西。所以，有一天雁翼堂管家和少爷们骑着大马去下峪（佃户村）收租回来，正从我村前的松山寺下走，我便伙同小伙伴们用弹弓在庙上向他射击，打惊了他们的马，咴咴叫着，一气跑到下河，才把马收住，当他返回来追查时，我们早已逃之天天……雁翼堂早已成为历史，而刘日飞的后代大多数都参加了革命，五十年代末，那时我在泰山疗养院工作，泰安粮食局刘长振同志，他就是刘日飞的曾孙。我们相识后，本来是同志又是同龄人，按家族，他是孙子辈，我不主张论族，而他却声声喊我“大老爷”并且喊得那样自然，热乎，这时我真还有些不好意思呢。心想：我们本来是一家人，由于两极分化，却走到对立的两方了，后在红旗的指引下，我们又走到一条线上，真正成了一家。
若知今日，当初我何必用弹弓打惊了他们的马呢？若知今日，我想当初他们也许不会将我家土地丈量到他家的名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