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 子
有年春上父亲去垛庄赶集。天黑了，他还未回家，母亲猜思他可能又喝醉了，忙烧壶开水，泡上一杯茶等他回来。
我已睡下了，才听到母亲说：“你怎么才回来？”父亲只叹了口气也不回答。这时，母亲要点灯，这时父亲忙制止：“别点灯！”母亲不解：“不点灯怎给你倒茶？”父亲又叹气说：“唉！我，我不喝茶！”
我躺在床上未睡，他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心想父亲往日赶集回来总是先喝茶，为什么今天不喝茶，也不让点灯呢？母亲一再惊奇地追问：“他爹，你怎么啦？”父亲一头拱到床上痛心地哭起来：“我，我的辫子呀……”
父亲辫子被人剪去了，被谁剪去了呢？剪去作什么用？是不是上货部担去换泥哨？我心里有一连疑问，想问父亲而又不敢问。
那时男人头上都有辫子，而我父亲的辫子比别人的辫子粗些长些，因为母亲给他梳头时常加一绺头发，每当梳完后，父亲总是先照照镜子，如果去走亲会友还要借件大褂穿上，再戴顶帽壳……这在我眼里并不觉的好看，而父亲似乎觉的很自得……
辫子留在人头上，梳的时候很麻烦，千活时扫扫拉拉时，总是把辫子挽在头上，本来天很热，这样流的汗就更多了，留长辫子有什么用呢？我想来想去，它只有一点用处——那就是把梳下的头发，挽在竹杆上能套知了！
辫子剪去了，害得父亲不敢出大门，原先他担水，而今只好我和母亲抬水吃。种地怎么办呢？父亲只好用毛巾包上头，再戴上席夹子（草帽）再带上煎饼和开水，来个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不见人。这也真够憋了！
我家北坪子那块高梁地，有个地邻叫段三，因他吸烟不带烟包，只有一只没嘴儿烟袋，是个找烟吸的人，所以，人们都叫他“干烟袋”，巧了他在集上也被剪了大辫子，也来此地块锄三遍高梁，也怕见人，我们两家地连地，而锄起地来，只听锄头“察察”响，而谁也不吭声，真是“狗咬马虎二下怕”。可段三烟瘾大，又无烟包实在憋不住了，来向我父亲找烟吸，终于都露出了“半截毛”。真是“如此一样”，这才哈哈一笑！
钻了几天高染棵，我父亲的烟包也瘪了，提出要段三去集去代买二斤“坦埠绺子”（烟叶）而段摇头不去，父亲劝说：“你不会包上头再戴席夹子！”可段三为了吸不花钱的烟，也只好点头了。
段三到了集上，怕什么却遇上了什么——剪辫队来来了。他们有男有女，女有是“半毛子”（短发）男的是“秃和尚”（光头），提着篮子，持着剪子，见了大辫子男人，就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捞住就剪，把个集市闹得乱哄哄的。这时，忽儿一只白胖胖的手儿抓下了段三的席夹子，便露出“半毛子”，吓得段三黄了脸，可那“半毛子”却轻轻拍了下段三的肩头便又向他翘起了大拇指！这时段三才幡然醒悟：“是呀，没有辫子可抓了还怕球！”
段三便索性抛掉自己给自己戴上的“千斤鼎”便大摇大摆地买上两斤黄烟又大摇大摆回到我家，把市上的情况对父亲一宣传，引的我全家一阵阵欢笑，从此，被剪去辫子的成了“自由人”，便公开下坡干活，赶集，串亲而无扰无虑，相比之下，那些未剪辫子的人却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感到“半毛子”确实比大辫子方便，但还不如光头干净，洒脱。一天父亲在集上，便索性理了个“一扫光”回到家对母亲开玩笑说：“你看怎样——不嫌我是秃和尚吧？”母亲笑着答：“只要你不疼得哭就行，什么和尚不和尚的。这倒省我的事——免得天天给你梳大辫子！”
买 枪
我老家里，有两件东西：一件是滑石石狮；一件是军号。石狮已把头上的发疙瘩磨平了，底座也已磨薄了，只有那两只鼓溜溜大眼在瞪着，象在对人叙说什么？那把军号已生了绿锈，但擦出来仍是金黄锃明，吹起仍是雄壮嘹亮，这两件东西，都连在父亲买枪，打土匪的那桩事儿上。
20年代中期，我的家乡闹土匪，当地人称土匪是码子，开始村人去城墙山去避难，尔后山寨被土匪打开，我家乡死伤不少人；传说有位老奶奶便从山上领下七个小孩子（因母亲们被土匪用排枪“嘟嘟”了，因这些孩子体小而幸免），我村人便四散奔逃，我与二伯父家便逃上有围子的邻村瓦子坪去避难。
庄稼人离不开土地，有一年秋我村种的高梁熟红了头，我父亲与二伯父回村去砍高梁竟遇上了土匪，我二伯有一只“单打一”枪，凭借着一座大坟子，把枪筒子都打红了，终于打退了敌人，可他也在胯下负挂了花，血流满鞋廓廊子，他的脸腊黄，但未流一滴泪。
听人说在瓦子坪不远的万泉山狮神庙有败兵卖枪。而我父亲为了抢收熟了的庄稼，便跺了跺脚，咬了咬牙，使了20块大洋（银圆）的高利贷，把钱用煎饼卷子一包，便去神狮庙见到一伙败兵，当我父亲交上钱后，他说钱是假的：“妈的，拿这样的铁片子来骗老子的铜枪……”这时，我父亲见他耍赖便说：“老总，这钱也不是我造的，真假我也不知，若不卖枪就把钱还我吧！”这时“哗拉”一声，子弹上膛：“我还你个花生米（子弹）!”……枪没买来，却白白让败兵敲去了20块大洋竹杠，而父亲便用“大包”（束外腰的腰带）怏怏背回这个石狮，那时我年小，也没问背回个石狮啥用？莫非要它作见证？还是留给后人作纪念？
记得那年“八月十五”土匪头子马丰和李长刚结合起来打垛庄街。他们为什要打这儿呢？困为这是我乡的一个重镇，镇上有个雁翼堂，是拥有40顷田地，驻着“八卦宅子”首富，这镇上商店又多，又加上过“中秋节”各家商店又备了那多酒肉月饼，土匪想打开这镇，除大吃大喝一顿，临走捞一把大洋，再架上些“肉票”梦想发大财，他们怎料到当攻进外围子时天就明了，此时四乡里有不少村都组织起红枪会，当夜里听到垛庄街枪响后，知是土匪打垛庄了，人们那还顾得圆月，街头巷尾，人群沸腾，论论纷纷，特别是红枪会里早已急得磨手擦掌，纷纷要求出征，当天一放亮，道徒们，便吞上朱砂符，扒光了脊梁，操起了红樱枪，当羊角号嘟嘟一响，人们就象潮水似的嗷嗷叫着向垛庄涌去，这时，我父亲也参加红枪会，他虽没买到钢枪，他却专找铁匠给他打了个象张飞用的那只“丈八蛇茅”似的红樱枪。他在支援垛庄的战斗中，活捉了土匪的一个号兵，缴获了一只军号后，他还认出这号兵原来是在狮神庙卖枪的败兵。这时父亲要捅死他，会首说：“不，还是把他吊在集市的树上，让赶集的人都看看地当土匪的下场吧！”…．
垛庄大捷后，民心大振，许多村便纷纷修起了围子，办了红枪会，这时我村也是如此。而父亲更加积极，在一次夜间土匪去我村西北角抢场上抢粮时，我父亲便在西北炮楼上吹起了军号，围子里便放起土炮，吓得土匪弃下抢粮的用具，抱头鼠窜而逃。
他本来不会吹号，自从得了那只军号后，虽然不断练习，但吹出来，仍带些花点和滑音，这时有个会友逗趣地说：“六哥（父排行第六）你吹得号怎么有点象小孩哭呀！”父亲便诙谐地答：“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呜哇——”这是码子被咱打得哭，“得得”，那是咱们红枪会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