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我父亲在我村外的西北岭上造了一个住处。因为很奇特，所以。我给它还起了名儿叫“屋中屋”。
它是三问屋框，在室内院内已长了青草和树棵，当我第一次与父亲到这里来时，还从屋框里跑出了一只野兔呢。
在这儿铲除了草草棵棵，栽上了一根柱，再把东山和北墙上抠上两个洞，横上几根棒，上边盖上草，把西、南两面堵上棒楷，这“屋里屋”就竣工了！
虽在岭上，但这“屋中屋”却在凹处，在岭下看不着它，而四周却是青石磊磊，棘棵丛丛，偏在这屋后有块哨石，站上去四周的远处都能一目了然。由此说来父亲择在这儿居住其用心之良苦。
我村离此不到三里，家有三间正房，两间配房，虽称不上宽房大屋，在全村中也不算很差的家院。既然如此，为何要移到这偏僻荒野之处呢？若按八路军的话说这叫备战，若照农家的话说这叫避难。因为那时日寇常来我家乡扫荡，人们过“钻山沟，住山洞”的日子已经尝够了苦头（因山洞中不仅有长虫、蝎子，还十分潮湿），特别有老人或有病人的家，常背着逃难那就更难了！
再说“空舍清野’’。只能埋藏些粮食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可还有那些会喘气的家禽、牲畜不能埋藏呀，一旦鬼子驻到村里，人跑了，而这些东西却被“一扫而光”；如果有个避难所，人和牲畜先移到那儿，一旦鬼子来了，人、畜就近一藏，鬼子即是到此也只一晃而过，相比之下，人畜的安全系数就多了。
在此之前，我正患疟疾，当逃到石屋子村东头的路上，鬼子的马队就追来了。于是我便滚到路旁的豆棵里藏起来，才使我度过难关，否则说不定我会被那一个个比碗口还大的洋马蹄子踹成肉泥的。
虽说鬼子也是人生父母养，可他们是武装起来的一群恶狼，对于这群野兽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否则就会遭殃：我村有个叫“大先生”的乡儒，因年老不能逃难，当鬼子进村后他还专意泡了一盆热茶招待，当鬼子问他“八路”去向时，因他说不出；竟然遭到“一盆热茶”的回敬——烫了他一身潦泡；垛庄有个农民叫乔二，民主政府动员他“空舍清野”，可他却来了“聋子买油—一不听当当”当鬼子来后他又恋财难舍，竟被鬼子以“八路探子”论处——被绑在村西集市的树上，用秫楷点着火活活被烧死…
稍一平静，父母便回去忙秋收，这“屋中屋”我便成了常驻“大使”。不，还有“小黑”（狗）。大黄、二白、三花（鸡）……白天由它们作伴过得还算凑合，可到了夜间，它们住外“屋”，我和小黑住里屋。总觉孤独，空虚难耐，夜里过得很长……一旦形势紧张时，全家便团聚在“屋中屋”中，即便听到垛庄、界牌据点里放的枪声，我便紧偎在娘的怀里，身上觉得温暖，心里觉的贴实……一旦稍平静，父母又要回村子，这里我却恋恋不舍，当他们走出“屋中屋”老远了，我还爬到“哨台”上向其招手：“晚上再来呀！”
岭前还有我家二亩薄地。种着地瓜和绿豆。由我自收、自炊、自食。这就是我的病号饭，虽然一日三餐是地瓜绿豆粥，我仍感到比住日逃难在山洞里啃千巴煎饼，喝冻水好受些。有时，还在近处抓些秋蚂蚱，一肚子籽，用火一烧，香喷喷地吃得嘴上流油‘，乌黑，也算是改善了生活。
一天飞来两架敌机，在上空旋来转去。吓得小黑先是汪汪咬，后是嘤嘤叫，我忙把它搂在怀里，两眼随着飞机转动……这时，我猛然想起前次鬼子扫荡时丢在瓦子坪南场的那颗炸弹炸了一人多深的一个坑，把场边那棵槐树都炸没了头……当我想起这情景时，我就有些“毛”，就在此时，两架飞贼竟然投下了两个黑物，眼看要落到我的头上，于是我紧紧抱住小黑，趴在地上，怒目待毙……忽见两个黑物悠悠变成两群白鸟，纷纷扬扬飘落于岭上，竟有几片飘在我的身旁，是什么东西？我忙起身拾来两张一瞧：原来是写有什么“中日亲善”的反动传单呀：这时我要把它撕碎，又想它还有用——擦腚l虽说敌机没投下炸弹而撇下了传单，其间却把我吓出了一身大汗，从此我患的那疟疾，却不治而愈，人言“皮寒方子，一大筐子”，莫非这“吓”也能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