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们“红光报社”(是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党委机关报)的编辑袁洪华和郭士成同志，扶我爬下一条独木做的楼梯。每走一步，疼得心直跳，刚离开四灵寺，就累得我一头大汗。有一双磨出来的脚板，就是忍饥挨冻我都不怕，这时，看见一望无边的草地，我真担心自己是不是能走出去。袁洪华同志问我：“疼得厉害吗。”我摇摇头说：“没关系，走吧!”在草地里我们的“红光报”仍然是三天出一期。当时坚持出报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刻印”这一套困难很多，什么东西都没有，全靠我们自己解决。草地是买不到蜡纸的，我们用四川出产的无边纸，抹上黄蜡，放在火炭上化匀，来代替蜡纸用。油墨是牛油和锅底灰熬成的。牛油容易凝固，印的时候，还要把“调油板”放在牛粪火上烤着才管用。现在呢? 我和小余又不刻印了，这些工作都得他们去做，怎能加重他们的负担呢!
我下决心咬紧牙关自己走，但他们坚持着，把我的干粮袋、油印机和老羊皮抢了去，左右两边地扶着我，艰难地向前走着。黄昏，我们宿营在河边一块干草地里。袁洪华一边看稿子，郭士成忙着点火烧水，半温不干的野草燃着浓烟，熏得他直流眼泪。我靠在一块石头上，看着同志们这两天更加瘦了，心中很难过，“何时才能走过草地呢?还不如死了好，免得把同志们拖坏了。”“你们走吧!不要老照顾我。”
第二天出发时，我对扶着我的袁洪华和郭士成同志说，“让我一个人慢慢走吧!实在不行，就算了!”“你为什么这样想，小朱?”袁洪华不大爱说话，可是对同志很关心。他说，“艰难的路程我们已经走了几个月了，咬咬牙就把草地过去了。上级说过，过了草地，就会很快到陕北的。只要我和郭士成同志能走过草地，你也能走过草地。”他拍着我的肩，忠厚而宽大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脚慢慢会好的!”郭士成同志摆出老大哥的样子说，“小朱，袁洪华说的对，草地不会有多远了。”他用手摸了摸胡子，“你看，我三十多岁的人了，都还有决心活到共产主义，你年轻轻的，为什么要想到死呢!”这些话句句打动了我的心，我被这种阶级友爱感动得流出了泪。是的，今年我才十八岁啊!党培养教育我好几年了，难道我就没有这股子革命劲了吗?我一定要坚持到陕北。
我紧紧地挽着他俩的胳膊。记不清这是哪一天了，我们掉了队，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草海，叫人分不清东南西北。我们顺着踩倒的乱草向前摸。天黑时，摸进一个原始森林，抬头一看，落叶松和油松的枝叶交叉在一起，好像一把把大雨伞，地下是一尺多厚的树叶，发出霉烂的气味，袁洪华同志伸了个懒腰，幽默地说：“咳!今天晚上该睡钢丝床啦!”那一片阴森森的气氛，使我感到恐惧，我想：“要是遇到敌人和豺狼虎豹怎么办!我们没有武器，拼不够本啊!”我虽然没有说出口来，但心里却这样想：“我死了还没有什么，要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都是我拖累了他们。”我这双不争气的脚啊!偏偏它又化了脓。郭士成同志踏着枯树叶子，从森林中走来，喜笑满面地说：“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同志们!跟我来!”走过去一看，这是一棵三丈多长，直径两尺多的大树，这棵树不知是哪年倒在这里的，树心早已空了。说起来好笑，活像一口棺材，垫上树叶，铺上老羊皮，躺在里边，还可以伸腿缩腿呢!他俩说我年纪小有病，硬是让我钻在中间。
一天行军的疲劳，我很快就睡着了。天亮醒来，郭士成同志给我送来一碗热腾腾的炒面，吃完炒面，我们又继续前进。路上，他对我和袁洪华说：“昨夜有‘敌人’(指少数民族武装，受反动宣传欺骗，当时仇恨汉人)到森林里来，没敢叫醒你们。”我这才知道，为了我们的安全，他一夜没有睡觉。就是这种同志的力量，鼓舞着我越走越坚强。袁洪华和郭士成同志为我耽误了一些工作，后来听说还受了批评，我感到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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