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家有半碗粮，不当孩子王”。怎料我这个“毛孩子”于1944年春竟当了村办庄户学校第一任老师。虽然连“半碗粮”的报酬也没有，然而我却干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
我曾祖父是个种田地的，到我已是第四辈了，都是搬坷垃头的，而今竟从一个文盲世家的大门走出我这个“小老师”，可说是一景了；我在接受任教那天起，就认识到这是民主政府对我信任、乡亲们的重托，我决心要教出个样子来！
记得我上第一堂课前，我母亲就象打发闺女出嫁那佯，专意为我做了件新衣，并亲给我穿上；三大娘还亲自送来一兜大红枣，以示对我这个“走马上任”的侄子祝贺。
当时，我们村的文化人不多，虽有两位“私塾先生”已经老了；在年轻人中有几个，都是我的同学，相比之下，鸭群中走出只鹅……还数我的文才高呢！事实上我只是念了四年“之乎也者”又没开讲，念了些书歌子就象吞了一肚腊——食而不知其味，也只比他多识几个“蚂蚁爪子”罢了。幸而我们这些小老师，每星期天到区里统一备一次课——可说是“现发了现卖”。庄户学校是个啥样儿呢？它从书本上找不到，外国更没处学。而是解放区人民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型新型学校，记得前些年我曾写过一支很不样子的歌词，就是对“庄户学校”的真实写照：
太阳出来霞满天， 庄户学校开了班。小小黑板闪闪亮，课文也由自己选。一 若伺这课堂在哪里？村头巷尾小河边。吹起哨子来集合，
一声引出全村欢，小猪倌，小牛倌，还有民兵和妇女班，又学文化又劳动，庄户人家笑开颜。由此你可以看出：性质是业余的，地点是分散的，教学是流动的，课本是自编的。而自编的课本在一个地区大都是统一的。大都来自解放区的一些标语口号。如“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政府爱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男女平等”、“减租减息”等等；同时，在上文化课之前，还总是先教唱歌曲。如《跟着共产党走》、《十八集团军》、《解放区的天》、《谁养活谁》、《南泥湾》、《放足歌》等。这样我们的，文化课，又是音乐课，还是政治课，集三位于一体，简明、活泼、生动，一举三得。
我村有一处小学，是学龄儿童。而我们庄户学校的教育对象是“小学”外的青少年中的民兵、妇女等识字班。当时农村文盲多，人民深受其苦，又加上当时抗日形势的日日高涨。特别是解放区的青少年对学文化还是很迫切的。所以，民兵班和少年班很快就组织起来了。而妇女由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约束，组织她们学文化和参加社会活动那就难了。民兵班和少年班开课七、八天了，而妇女班还未组织起来，急得我和妇救会的几个干部团团转，有次我们去动员薛二妮，她老是低头不语，但当背着她母亲时，她却悄悄地对我说：“大兄弟，你怎么不明白，你去问你二大娘（她母亲）去！”由此说明，她想去而家长不让去了，于是我便对准了目标，磨了半晚上终于攻下了第一个“碉堡”。从此得出了经验：问题不在姑娘、媳妇身上，她们不是老封建，而真正的老封建是婆婆妈妈们，她们是阻碍女儿和媳妇上学的主要障碍。为此我们组织力量，先从村西头开始，因为村西头是我、民兵连长和识字班队长的家，情况摸得透，大都是刘段二姓。有利条件多。于是我编了个《换脑筋》的顺口溜，除登在黑板报上，还教少年班试唱，干部们说：“这次攻的是地方！”
少年班，打着竹板先在街上唱，后到重点户的门上唱。又加上我们登门动员作细致思想玉作，这样一来，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就在村西头老槐树下开课了。继之，又以此法在村中和村东头又组织起两个班，真是“妇女解放之日，正是全村胜利之时”，从此，我们的庄户学全面展开，日加稳定，发展。
全村共五个班，我不但要去教课，还负责办黑板报抓搞宣传，晚上还要去教扭秧歌，这样一来忙得我马不停蹄，而放弃了家务劳动，为此与家庭的关系也闹得十分紧张，父亲不高兴，不管饭了，而我只好向家“偷”煎饼吃。甚至向母亲要点钱买片花生饼来度日。后来区里于助理员来我村检查工作时，才？“了这一问题，他在衬里开了个干部会研究确定：要我坚持： 教学，半日参加家中劳动；把办黑板报和教扭秧歌的事交给儿童团长刘成修去抓，将三个妇女班合并为一个。要我中午去教妇女班，晚上去教民兵班，下午去教少年班。
经于助理员这一指导，真帮了我的大忙，经过认真实施，不仅解除了我与家庭的矛盾，并且在教学上使我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少年班的20多个学生，他们朝气蓬勃，敢想敢干，上午从事家庭劳动，下午与我一起，半日学习、劳动，不仅学了文化，还开垦了一块少亡林子，种上了棉花；并在东河头挖了个大泥塘栽上了藕；还在村南河两岸的空堤上，栽上了几百棵杨柳树；还给区合作社（在东长村）平地屋子赚了一笔钱。为了方便群众而我们用这笔钱当资金还在我们村中办了个小门市部呢。
我们的庄户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区出了名，1945年春天，我被选为教师代表，出席了沂南县在岸堤召开的教师代表大会。而区的于助理员还将我们村庄户学校的事迹写了一篇通讯登上了《鲁中大众》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