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俩也由营政委和营部副官被罚到这个排一、二班当班长。大家尽管蒙受了不白之冤，但革命意志没有消沉，始终抱着跟党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把我们的问题搞清楚。
挑夫排的主要任务是挑银圆。开始，是一个班挑。不久，随着沿途打土豪钱多了，全排都挑。一路上，我们身背“反革命”的包袱，肩挑沉重的银圆担子，在强敌围追堵截、内部出现叛徒的恶劣环境里，我们一心向党，团结战斗，出生入死地颠簸了十个多月，足经六省三十多个县，辗转万余里，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历尽了各种艰难险阻，终于分文不少地完成了挑钱任务。这一段带“罪”挑银圆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皖西向鄂东火速转移。经几天且战且进的连续行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一天早晨赶到光山县斛山寨歇脚。全军同志虽疲倦不堪，但转移中的节节胜利，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我们挑夫排的同志在高兴之际，还夹着沉重的心情，一路上，既不给我们枪，也不许我们参战，在专人监视下，只准挑着担子跟进。对于曾经驰骋战场的我们，剥夺了我们杀敌的权利，这种滋味，是何等的难以忍受啊!难道我们真的成了反革命了吗?不!我们从没有干过对不起党的事，也决不会去干对不起党的事。全排同志枕着担子，蜷缩在一起，一个个翻来滚去，怎么也无法入睡。
大约上午九时多，徐海东副军长的马夫(外号叫“猴子”)起来喂马，突然发现远处有敌人围了上来，他边跑向军首长处报告，边喊：“敌人围上来了!敌人围上来了……”我们一听喊声，一骨碌地爬起来，向四周一看，黄压压的都是敌军。敌先头部队端着枪，平行并进向军机关住的寨上摸过来。军机关和直属队的同志睡眼惺忪地立即占领阵地，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但敌人来势汹汹，我们难以支持，吹号调部队来援，因居住分散，一时也上不来。眼看敌人直往上冲，势如燃眉，我们挑夫排的同志无枪无弹，不能参战，真叫人心急如焚。全排同志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齐冲到军首长面前，一致要求：请首长相信我们!发给我们枪，让我们上去打吧!詹广华、胡世安、杜老虎三个班长齐声恳求说：“如果出了问题，打不好，我们三人愿以脑袋来担保。”
吴焕先政委和徐海东副军长见我们恳切的神情，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马上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命令我们同军机关一道去顶住敌先头上来的两个团。强烈的杀敌愿望实现了，枪和手榴弹又回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深深意识到手中枪弹的分量：它标志着党的重新信任，标志着我们“身份”的转变。我们激动得热泪横流，一个个顾不得抹去泪水，背起枪弹就往寨南面的阵地冲去，决心将这满腔的激愤集中到枪弹上，以勇敢顽强的斗志，来接受党的考验。
在三班长杜老虎(原团长)的统一指挥下，全排同志熟练地选定了军机关阵地左侧几个相连的小山包为阵地，与军机关阵地形成掎角的坚守阵势。在山头上“一”字摆开后，我们向冲击过来的敌群，劈头盖顶地扔出一百多颗手榴弹，接着就是步机枪的连续扫射。嚣张的敌人被从侧翼突然袭来的“闷雷”打得晕头转向，拼命朝山下溃退。乘敌混乱之际，我们以小部坚守阵地，大部分同志灵活地利用有利地形，跟踪接敌，又来了一阵痛快淋漓的抵近猛打。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挑夫排与军机关部队的同志就一起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的冲击，成功地掩护了军首长和机关转移到寨子附近的高山上。
上午十一时许，敌人四个师的兵力，在四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总攻击。军首长抓住时机，指挥部队击退敌人的进攻后立即发起反冲锋，杀得敌人溃不成军，丢枪弃弹，抱头鼠窜。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黄昏，全军在追击中缴获了大批枪弹，俘敌四千余人。
战斗结束后，全排同志集合去军部回令交枪。吴焕先政委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深情地说：“在组建挑夫排时，有人说你们政治上不可靠。可是在这次战斗中你们不但一个没走，反而如此顽强的杀敌，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呀!枪就发给你们用了，军党委信得过你们!”听了这暖人心怀的话语，我们一双双激/情的眼睛，又一次簌簌地流下了热泪。从此，我们就一肩挑银圆，一肩背着枪，行进在北上的征途中。
全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开始北上。一路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冒雨越过平汉铁路，乘夜闯过七里冲夹击圈。于十二月初，一个风雨夹雪的下午，来到许(昌)南(阳)公路边上。先头二二四、二二五团与封锁公路的敌庞炳勋部短兵相接地顶上了。挑夫排和军机关奉命陆续集中到一条干河川里，待机突过公路。骄横的敌步骑兵四个多团，妄图堵截我军于徐南公路东南，尔后与尾追的“追剿队”合击，消灭我军于该地。我军因在雨雪里兼程行进，所有的物品都淋湿结了冰。指战员们穿着内湿外冰的衣服，又饿又冻又疲劳，尽管先头两个团奋力作战，但终因敌优我劣被逐渐压了下来。吴焕先政委见此情景，站在河沿上振臂高呼：“共产党员、干部跟我来!”说着从警卫员腰间抽出大刀，带领部队冲向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战斗进行得异常险恶。
这时，负责带领机关和直属队行进的陈参谋长(名字忘记，是江西人，身材矮胖)骑在一匹骡子背上，对我们阴阳怪气地叫嚷：“前面部队已经垮了，军长政委也下落不明，大家各自逃生吧……”我们一听这蛊惑人心的话，当即给予了严厉的制止和反驳。胡世安同志对他说：“我们在鄂豫皖转战多年，比这更艰险的场面经过多次，都转信为安，顺利地闯了过来。今天我们也一定能打垮敌人，闯过公路，不许你动摇军心!”一班同志都愤怒地指着他大声痛斥。这个参谋长见煽动不成，马上恶狠狠地狡辩说：“你们不要冤枉好人，我何尝不是为革命着想?只是现在情况太危急，我不忍心看着大家去白白送死。”“好一个好人!大敌当前，你不思如何歼敌，却煽动临阵脱逃。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还想狡赖!”一向温文尔雅的李云春同志(原鄂豫皖红军医院二分院院长，是位深通医术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时也勃然大怒疾言厉色地批驳他。军机关和直属队的同志们也都怒不可遏地围上来齐声痛斥他动摇军心的行为，交通队的同志们骂他是癞皮狗，要把他抓起来。这家伙见势不妙，转而哀求道：“我是为大家着想，你们不能负了我的一片好心啊!”说着躲到一边去了。
“同志们!我们决不能上他的当!为革命就是牺牲了，又起!我们宁肯拼个鱼死网破，也决不能当可耻的逃兵!”詹广家喊道。这时，天近黄昏。我军逐渐收缩阵地，集中在路东南的七与敌人胶着地相持着。到晚上八点来钟，徐海东副军长带着后来投入了战斗，经一夜的激战，在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才得以零散地突过公路。
这天早晨，天气奇冷。我们挑着担子，在漫天迷雾中疾点多钟，天又下起了大雪。当我们前进到一带土冈区，正想喘然埋伏在土冈边的一股敌人冲了出来，一下子把我们本来就很冲得更加七零八散。敌人东追西赶，我们挑着担子无法战斗，跑，一直跑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在伏牛山麓与部队会合。这次强突许南公路，在外部强敌攻打，内部出现煽动脱逃下，我们战强敌，斗叛逆，饮风餐雪，挑着担子连续行军近三一}二百多里，没有一个说半句怪话，没有一个动摇的。钱挑子一副也没有丢掉。
肩挑银圆数十担，洗尽私囊情一片，
遇故不去动一圆。聊助战友化危难。
这几句诗概括了我们挑夫排的同志在长征途中，不动公家一块银圆，而慷慨解囊，接济危难的战友张良义同志这件事情的情形。那是在一九三四年的旧历年关，我们在粉碎敌人重重围攻堵击后，进到了陕南。在陕南佛坪附近，遇到了四方面军留下的重伤员张良义同志。张良义原是我们在鄂豫皖时的战友，两年前，我们奉命留下坚持原地斗争，他随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移入川时，途中因负重伤，被安置在宁陕一带老乡家里养伤，伤好后，同当地一位精心照料他的姑娘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孩子。敌人得知后，到处搜捕他。他在原地无法再待下去，就带着家属和不满周岁的孩子藏进了佛坪一带山区，一家三口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家属小孩在风波颠簸中害了病，他们无衣无食，更没有钱去请医买药了，真是贫病交加，走投无路。
当他打听到我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了此地后，就星夜下山赶来找我们。同志们不禁为战友的遭遇而怆然泪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他的灾难也就是我们的灾难，我们一定得设法帮助他。张良义同志提出要跟队伍走，但所挂心的是留下家属孩子无法生活下去。我们挑夫排的同志商量后，决定把全排几十个同志发到的零花钱凑起来，送给他安排家属，尔后请示领导批准他归队。詹广华同志向军里经理处吴经理作了汇报请示，昊经理不但同意张良义同志归队，而且批准从我们挑的银圆中拿一点送给他家属做生活费。张良义同志非常感动，我们也都为他能归队而无比高兴，但同时感到，部队生活也非常困难，难得筹到这批款子，平时军首长总是教育大家，要尽量节约使用，中央红军比我们更艰苦，要争取多留一些钱，等会师时，送给中央红军。我们想来想去一致认为，现在部队处于困难时期，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个人家庭困难而让组织上动用公款。大家商量后，决定不去动用公款，而仍然由我们大家凑钱给老张。
我们把想法告诉吴经理，吴经理赞许地说：“部队是很困难，但你们也难得发到那么一点零花钱，我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们仍然坚持不动公款，把我们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凑给了老张。老张含着热泪激动地说：“我张良义天涯飘零遇亲人，承老战友们解囊相助，实在感激不尽，我决心以自己献身革命的行动来报答战友们的一片深情。”他匆忙回去安置了亲属，即来到了队伍上。此后，他随部队转战在陕北、华北和华东，解放后在海军工作了多年，直至殉职。他确实实践了自己为革命献身的誓言。
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又调集了五个多旅，再一次对我军发动了“围剿”。我军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主动进行穿插迂回，寻机歼敌，在华阳镇与先头追上来的张瑞生旅激战，毙俘其团以下官兵六百余人，继向西南小河口一带前进。这一带群山环抱，荒坪绵亘，枯枝交错，坪上荒草藤蔓半人来深，是土匪经常出没的窝窠。一个东北风怒号的中午，我们正在山麓下的荒坪中行进。突然发现前方黑烟弥空，烈焰冲天。走在我们前面的军交通队抓到当地民团的两个团丁，审问得知：是民团和土匪相勾结，四下放火烧荒，妄图阻止我军前进。军政治部和交通队的同志跑步闯了过去，待我们和后卫部队赶上来时，火乘风威，风助火势，漫天大火已烧到方圆数十里。我们闯不过，绕不开，只得在火海里边打火边走。每个人的草鞋都被烧破，脚上烙起了很多水泡，衣服不时地着火，揉熄了这块，那块又烧着了，烟熏火燎，烧得我们一个个口燥舌苦，干渴难忍。有的同志像中暑似的昏昏沉沉掉了队，战友们就扶着他们蹒跚地行进。我们每人腿脚烧破好几处，挑着担子行走，疼痛揪心，但大家仍咬紧牙关全力向前挨。排长王新海和几名身体不好的同志不顾自己劳累和干渴，每走出一段后，就打熄一片火，轮流把自己的担子放在地下，回头帮病号接担子。大家就这样不让一个人一副担子丢下。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终于闯过了“火海”，来到一条涧溪边。大家如鱼得水，有的跳进冰凉的水里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够。可令人痛心的是，有的重伤病员喝了几口冰冷的水后，就倒在水边再也起不来了。
当晚进到小河口附近，又获悉胡宗南在川陕边界新布下了四个师的重兵，为避免陷入重围，我们又连夜掉头转移，再经“火海”，爬上了天谷山。这里山高岭秃，朔风凛冽，冰雪堆积，是个空无人迹的地方。我们经“火海”雪山的奔波，人困马乏，又饥又冻，实在走不动了，只得在山上雪地里歇宿。同志们找块避风的地方，把被单往身上一蒙，枕着钱担子就睡着了。夜间，又飘起大雪，给我们每人和担子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天亮醒来，我们扒开“雪被”往外爬，个别重伤病员就冻死在雪地里了。翁永豪同志被扒开来时，已冻得昏迷不醒，经李云春检查，发现他的脉搏还在微微跳动。李云舂当即组织我们围成“挡风圈”进行抢救。李云春轻轻地给小翁按摩和活动身体，好几个同志主动脱下身上的棉衣给小翁盖上，并轮番把小翁的手臂和脚腿放进自己的怀里取暖。抢救了一会儿，小翁稍微恢复了一点知觉。李云春同志说：“现在非常需要给他灌点热水。”大家都感到老李讲得很有道理，但这里遍山积雪，同志们都靠嚼口干粮咽口雪充饥，到哪里去找柴火烧水呢!后来还是李云春同志一声不吭地走到自己的挑子边上，拿起茶缸，装满雪，然后拿出自己仅有的一条夜间御寒用的小被单，涂上他平时随身带着的凡士林，点着被单烧水。我们默默地看着他这种忘我的行动，为之感动不已。小翁喝些热水后，慢慢睁开了眼睛，他呆呆地看着李云春和周围的同志，一切都明白了，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他断断续续地轻声说：“感谢……同志们的救……救命之恩。”他哽咽了好一会儿，又接着说：“我不能再……拖累同志们了，胡班长，请您……把我的……挑子交给供给部，将我……留下吧。”说着痛心的泪水簌簌地流个不停，恳求胡班长答应他的要求。胡世安同志攥住小翁的手，泪水汪汪地劝他不要这样想，小翁感激地说：“可现在我实在是走不了啦，请相信，若我能活下去，待身体恢复后，一定设法找到队伍，找到上级党，你们就下决心把我留下吧。”他说完，就痛心地闭上了眼睛。
军供给部(那时军经理处已改称供给部)张喜才政委得知后马上赶来，一边劝说小翁，一边就和同志们一起，把小翁扶到他自己骑的马背上，而他挑起小翁的担子，和我们一道上路行军。一路上张政委常领着我们唱红军歌曲和家乡革命小调，张政委以身作则的精神和满腔热忱的关怀，更加坚定了我们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我军从陕南游击区出发，西进甘肃。一路涉渭水，下秦安，过通(渭)静(宁)，翻越六盘山。八月下旬，赶到了陇东的泾水南岸。陇东黄土高原，看上去一马平川，但塬沟交错，翻一道深陡的沟壑，就是下坡十里，上坡十里，老百姓都说看川跑死马。我们进到这里时，正值阴雨季节。滂沱大雨淋得地上就像浇了一层油，我们冒雨在泥泞中行进，加上肩上的担子一悠一晃的，稍不留心，一抬脚就滑出去好几步远，不是一屁股摔在地上，就是连人带担子滚出去。有时一脚捅进深泥坑里，拔也拔不出来，用力一拉，草鞋绳被挣断，草鞋也就留在深泥坑里了。连续行进，最后多数同志都是光着脚行走，可是二班李云春这位知识分子没经历过，他丢了一只草鞋简直是寸步难行，全班都是“赤脚大仙”，哪有草鞋送给他呢?只好搀扶着他走。他见大家也都跌跌爬爬的，就要求留在后面慢慢走。胡世安同志怕他跌坏，就跟在后面保护他。一次下坡时，胡世安班长自己也滑倒了，没有顾得上拉他，他一下滚出去两丈多远，扁担摔成了两截，两个钱袋轱轱辘辘地滚进了水沟里，两人当即下水去捞，一个钱袋和一截断扁担还没有滚脱，扯住断扁担很快拖了上来，可另一截断扁担被水冲跑了，一个钱袋滚进了水底，两人往下水摸出一丈多远，才摸到。捞上来一看，钱袋被冲散了，少了几块银圆，他俩又像摸鱼似的摸来摸去，约莫摸了半个小时，才把散丢的银圆摸到。两人重新捆好钱袋，老李把两个钱袋的绳头拴在一起，往肩上一挂，一手拄着一截断扁担，就开始向坡上爬去。他吃力地爬爬滚滚，跌得像个泥人似的。走在前面的一班长詹广华同志，因闹肚子，体力不支，也逐渐掉了下来，他看见李云春同志跌成这个样子，心里实在不是滋味，马上脱下自己脚上仅有的一只草鞋送给老李，可李云春不仅不要，反而将自己脚上的一只草鞋脱给詹广华同志，并恳切地说：“詹班长，俗话说，‘拉拉倒’，你一连泻了三四天肚子了，体弱腿软，比我更困难，干脆两只草鞋凑一双，你穿上我这只破草鞋赶路吧。”“老李呀，我自打吃了你给我搞的马齿苋，肚子好多了。再说，我走这种路比你有经验，你怎么反过来把草鞋送给我呢?”“你现在是个病号，我没病没伤，你应该收下我的这只草鞋。”“老李啊，一路上，你虽没有开处方权，但心里时时想着我们，自己不顾劳累，到处采集草药，热心为大家看病治病，我们可从来没有推辞过呀!今天你跌成这个样子，我送给你一只破草鞋还不应该吗?”两人让来让去，让不完的阶级爱，说不尽的同志情。最后胡世安“裁决”做主，把一只草鞋给了有病的詹广华，自己扶着李云春同志走。三人互相照应着，慢慢地往前赶。
黄昏时分，部队瞠过了黑水河，驻下宿营。老胡、老詹两个人找来了一点草，首先给李云舂同志打了一双草鞋。八月底，我们北涉泾水，向陕北前进，在合水东北方向的山区，遭到了敌骑兵的偷袭，徐海东副军长险些牺牲，部队伤亡较大，粮食也被敌人劫走了。我们在绵亘无际的绍山一带，行进了三天多没碰到一个村庄。同志们几天没吃上东西，一个个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刚巧一个羊贩子赶了几百只羊经过。经协商，他把羊卖给了我们，我们饱餐了一顿烟熏火燎的淡羊肉，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根据地。
在边区政府所在地——永平镇，我们受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的边区政府和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九月我们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也很快来到了。
我们按照军团的指示，把银圆交给了党中央。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代表党中央接收银圆时，看到我们一个个肩上厚厚的补钉和肩胛上长满的老茧，亲切地赞扬我们是革命的铁肩膀。毛主席和党中央得知我们这批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很快下了一道命令，给我们一律平反，享受排以上干部的待遇。中央通知我们到延安去参加平反大会，全排四十多个同志全部恢复了党组织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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