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瓦峪村的洋学堂办不下去了，我就随本村私塾先生念“冬学”。随着日军的南下，“冬学”也上不成了，一有风吹草动，乡亲们就成群结伙到山洞里“逃反”，我也随着大人们东躲西藏，不得安生。乱世出“英豪”，鲁南各地的地方杂牌军、土顽纷纷拉起武装，抢占山头，自立为王。有的以抗日为名，行残害百姓之实；有的巧取豪夺，打家劫舍。老百姓过着生不如死、暗无天日的生活。那时，瓦峪村南有滕县县长周侗、土顽申宪武，北有泗水的张显荣，西有土匪黄团，东有土匪刘贵堂（绰号刘黑七）。他们或官或匪，割据一方，少则千余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专门从事杀人越货、拉客绑票、奸淫掳掠的勾当。瓦峪的老百姓只有听不到枪声后，才敢到农田里战战兢兢地干活；每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挑挑担担，拖儿带女，爬山沟，钴山洞，以躲避战乱。我那时体弱多病，两只脚都被冻烂，无法行走，只好由父兄轮流背着逃难，才躲过了一场场灾难。韩复渠的三路过后，瓦峪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先是滕县县长周侗，带着他的大小官员、亲信、爪牙数百人到瓦峪避难。因为他是当地的“父母官”，碍于“情面”，没有公开抢掠，但是，这几百号人，每天由村闾长到家家户户派饭，他们白吃白拿，情吃坐喝，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这真是用软刀子割肉啊！与公开抢劫，明火执仗有何不同？今天是申部，明天是刘部，后天是黄团，乱纷纷你下场来，我登场，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我们邻村的党山就被土匪马广汉盘踞着，附近三五里之遥的崔家口、马石片连同瓦峪一带，经常被他们骚扰、抢劫。匪兵们进门先“认亲”：“妻侄龟孙小舅子”，非打即骂，非抢即夺，人人提心吊胆，一听到大街上有脚步声就赶快跑，跑晚了就会被匪兵们抓住。匪首马广汉的父亲是党山“义五社”的社长，浑号“马猴子”，他是滕北一带的大地主、大豪绅。日本人进关之后，马广汉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回到家乡党山，依仗其父的势力，招兵买马，网络地痞流氓，三教九流，成立所谓的“抗日游击队”，总部就设在瓦峪，当地人称其为“马团”。
“马团”依仗财大气粗，借抗日之名，不断扩充自己的地主武装，强行向各家各户派工派粮，要枪要火，滕北一带的枪支弹药搜刮殆尽。凡是投奔他的人，包括混饭吃的叫化子，他都留下，甚至哄骗，拉拢十几岁的少年也加入他的队伍，成立了所谓的“娃娃队”。其人马逐步发展到上千人，马广汉也由“团长”变成“司令”。
为躲避日本人的围歼，“马团”总部也不断转移，先在瓦峪，后迁到骆家庄，再躲到马石片。名为“抗日”，但一碰到日本人，就马上钻进连青山。后来，马匪羽翼逐渐丰满，成了气候，他就把人马拉到邹西高庄、郭里集、微山湖一带，专门对付我地方武装与八路军。申宪武原为党村大地主的一个狗腿子。日本鬼子入关后，他借用党家的护院武装，趁火打劫，也拉起了游击。后来不断扩充势力，拉出来单干，人员扩充到几千人，他也自封为“游击司令”，在连青山一带兴风作浪，搜刮民财。
记得那是一九四一年的麦季，我家收割的小麦还未晾晒，山南的土匪头子申宪武就带着队伍，抓来挑夫，带来大车小辆，到我村抢粮。他们挨家逐户，翻箱倒柜，盆盆罐罐也不放过。我家只收了三、四百斤鲜麦，只有半缸。全家老小一冬一春吃野菜，扒树皮，人人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那点粮食可是全家的命根子哪。匪兵们搜到粮食就用口袋扒，母亲、姐姐和我就拼命阻拦，硬是不让他们装。气急败坏的一匪兵小头目，抬起一脚把母亲踹倒，边打边吼：“老子提着脑袋抗日，不能背着锅台！”我和姐姐豁出去了，全力护住麦缸，只见他们蛮横地装了一口袋，先扛出去了。趁此机会，母亲、姐姐和我猛然关上大门、屋门，并用顶杠抵住。等匪兵头回来，疯狂敲打，我们就是不开门。母亲急中生智，把缸中小麦取出，撒到屋子里、院子里，等他们破门而入，看到无法收拾，就破口大骂，但也无济于事。忽然，听到哨声一响，匪兵们只好悻悻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