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红四方面军在长征的道路上，历尽了千难万险，饱尝风霜雨雪之苦。我当时才十五六岁，蛮想随部队胜利地到达陕北，没想到过党岭山时，不幸让病魔缠倒了。爬山的第一个夜晚是露营在半山坡上，遍地是雪，根本没法睡觉，同志们背靠背坐着，冷风卷起了积雪，盖在我们身上，埋住了两条腿。半夜我被冻醒了，感觉头疼，发烧，病得好狠啊!好容易坚持到天麻麻亮，部队出发了。我强打精神慢慢地站起来，哎呀!头就像铁锅一样沉重，我心里想：可不能病倒啊!要坚持，坚持住!这一天觉得特别长，越走，头疼得越厉害，浑身发抖。一阵烧，恨不得钻进雪堆里；一阵冷，只想缩成一团。一个同志把他带的一块破羊皮披在我身上，我竟不知道，只觉得眼花缭乱，头痛发昏，一摇晃我就跌倒了，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是在一家房子的楼口旁躺着，这是第二天的下午了。我们来到了西台寨，我恍惚听到于队长由通司翻译着跟谁说话：“老妈妈，我们这个小同志有病，请你……”这时我勉强睁开酸痛的眼，模模糊糊地看到在我面前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她头上垂着数条小辫汇成的一条大辫子，紫黑的脸，额上有几条明显的皱纹，斜披一件老羊皮大袄，脱着一条袖，下身是一条花麻布裙子，脚上穿着一双高筒皮靴。她见我睁开了眼，忙蹲下来，一双仁慈的眼睛，仔细地端详着我，一双粗大温暖的手，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她皱着眉，撅着嘴，看来很不满意。我心想：糟啦!要是老乡不帮忙，连个发汗的地方也找不到，病就难好了，完啦，到不了陕北啦。
我正在胡思乱想，她却生气地说：“看你们，孩子病得这样重，还不赶快抬到屋里去!”从她脸上可以看出这种责怪中包含着母亲般的慈爱。我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感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老妈妈一面和于队长、通司扶着我往屋里走，一面说：“翻过大雪山谁都要害场病，这么小的孩子哪受得了!看病成什么样子了，这非得好好暖暖才行。”屋子是两层，下边喂着牛马，上边住人，老妈妈把她的小孩子撵起来让我躺在铺上，把一条麻布棉被给我盖上，又叫她那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抱来一捆木柴，放在铺边点着，渐渐地，我身上暖了，可心里更暖。天黑了，我身上烧得更厉害，老妈妈为了使我发汗，做了一碗青稞面辣椒汤，她亲手端着，一口一口地喂我，然后把两个孩子盖的羊皮和她穿的羊皮大袄都给我盖上。
羊皮被火一烤发出一股浓烈的腥味，迫使我露出头来，可是老妈妈却不让，她一会儿塞塞这边，一会儿掖掖那边，生怕盖得不严。半夜，我出了一身汗，老妈妈和于队长坐在我身旁守着。他们见我醒来，忙问：“喝水吗?冷吗?”这时我感到身上很轻松，神志完全清醒了。老妈妈和于队长这样地照顾我，不禁鼻子一酸，眼窝里涌出了感激的热泪。
天刚亮，老妈妈看到同志们整理东西又扫地，她知道红军要走了。她把于队长和通司拉到屋里，伸出两个指头比划着，意思是叫我再住两天。“不行啊!老妈妈。”队长说完，通司就向她翻译了。“孩子年小，病没好能走吗?”老妈妈有些着急了。“他好了!”队长摸着我的头继续说，“已经退烧了，蛮可以走啦!已经把你老人家麻烦得不轻了。”这一句话惹得老妈妈生气了，她像教训孩子似的说：“麻烦?要说麻烦不光你们，前几天过的军队也不少啊，你们为了谁?我都明白。别说你留下一个病人，前几天十几个病人都是我侍候好的，我也没嫌过烦!”队长被她说得不知说啥才好。
我这时再也躺不住了，虽然头有些沉，四肢无力，还是硬支撑着站起来了，刚站起来，就觉得天旋地转，赶紧抓．住于队长，对老妈妈说：“谢谢妈妈，我好了，可以走了。”她伸出两手摸着我的头说：“还有烧，病没好怎能走?多住两天吧，孩子，权当我是你的妈妈，等病好了再走。”部队已经出发了，我们无论怎么说，也不行，队长只好答应，通信员冷振民同志留下和我做伴，老妈妈笑着送走了于队长和通司。老妈妈细心地照护着我，青稞汤，辣椒汤，还做羊肉掺糌粑面给我们吃，我的病很快的轻了，身上也有了劲。
当我俩穿上她补好的衣服，精神抖擞地站在她面前向她告别的时候，她摸了摸我的头，又仔细看了看我的脸，满意笑着点了点头。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有些不舍，停了一会儿，她把自己的大孩子叫来了，孩子光着两只脚，两手捧着一双鞋子，老妈妈比划着要我穿上，我怎么能穿?她拍着胸口指着鞋，意思好像是说：“这是我的心意。”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鞋子穿上了，她又给了我一个可以烧水煮饭的小瓦罐，我高兴地接受了。然后老妈妈把我们送到寨子外边，紧握着我的手，眼睛湿润润的，一直走了好远，我回头看见她还在那里站着。
二十来年过去了，我想起来就后悔，没有问清老妈妈的姓名，可是我永远忘不了这位藏族妈妈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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