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四川省江油县一个佃农家庭。家中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真是一贫如洗。．全家靠租种地主的田过日子。这家的主人是江油县教育局的视察委员。他势大、权大，为人心狠手辣。每年农忙时节，他规定佃户首先无偿地给他耕种，等他的田种完了，才能回来耕种自己的田。他的田种在前头，佃户的田种在后头。这样，佃户的田就错过了季节，收成哪能会好？到了秋收时，他却用他田里的产量来估佃户田里的产超。这样一估，有时还租上加租。可怜贫苦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也剩不下几粒粮食！如果你不帮他种田，他就不让你租他的田种。农民不种田吃啥子？为了活下去，农民对地主这种剥削和欺压，只好忍气吞声，有时还得给他送礼，见面也得，r氧头哈腰。因为印把子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呀！
家中贫穷，为了活命，我七岁便帮人放牛。，＼、九岁时又帮我舅舅家推磨，只混口饭吃。记得十岁左右，在农忙时，我父亲、大哥、二哥帮地主家种田，我也到地主家去帮着照顾小孩，陪着他家的小孩到十几里外的学校去上学。地主的孩子已十几岁了，比我还大几岁，过沟时我还得背上他。平时走路，他也要我背他，好象他没长上胯子似的。如果遇到刮风下雨、下雪，那就更糟了，那地主崽子骑在我身上不下来，一背就是七八上十里路。不背，回家他就告状。地主也不问三七二十一，抓起棍子就狠命地打我。地主崽子上课，我还得整天在外面等着。地主的崽子又娇贵得很，动不动就哭。老师没办法，就叫我坐到教室里陪他、哄他。这老师可是个好人，看我呆呆坐在教室里无事干，就找书给我，叫我跟着一块儿念。这样陪地主崽子一、二年，我还学会了写几个字。我天天陪着他的孩子上学、放学，地主还不给饭吃，我还得吃我自己家的饭。每当学校里吃中午饭时，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吃的大鱼大肉，我心里就十分难过，只好拿着从家里带的糠菜饼子，躲在外面角落里去啃。当时我想，同样是人，为啥子这样不平等？！
不平等的事还多得很。人们常说国民党的税多，这话一点不假。我们那地方的税就多如牛毛。那时，连走路都有什么“脚板税”。收税的名堂也多得很。如，保长开个会，说花了多少米，多少钱，就要由各家分摊。有时保长高兴了，掏出枪来，朝天上“乒乓”几枪，说是打土匪，打了多少多少子弹，每户得出“剿匪税”、“子弹税”。他问： “你们听到枪响没有?,,如果哪个要说没听到，他就顺手“啪啪”给你两巴掌，最后你还得拿钱出来。这些只是杂税。还有军粮哇。国民党总说这里打了胜仗，那里打了胜仗。打了胜仗就要老百姓捐粮。国民党的士兵打仗被打死了，说是为老百姓卖命，你又得拿钱出来，逼得农民有苦无处诉，恨死了国民党反动派。
我们全家起早贪黑，拚死拚活地干活，一年忙到头，所得的一点粮食，既要交那填不满的租子，又要交那摊不完的税，最后还是养活不了一家人。我父亲、大哥是木匠，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就挑脚（就是帮有钱人在山里背货物），出外打短工，什么都干，修房子、做像俱、修理农具，做一天活，就管两顿饭。我十一岁时还在地主家里帮工。一天，一个驾船的听说了我的遭遇后，很同情我，便说：“帮工还不给饭吃？走，拉船去吧，好歹可以混饱肚子l”我想，只要能饱肚子，哪儿我都愿去。就这样，我就跟他到船上去了。一上船就是十年。拉船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船走上水时，需要人在岸上拉纤。没上船时就说好了的，我只是混饭吃，没有工钱的，我是船上的“丘二”（意为勤杂工）。船走上水，我就上岸拉纤，船走下水，我就烧火煮饭。船浸水了，我就往外戽水。那时船上挣钱是分成几股：东家两股，“太公’’（船老大）一股半、“船老二”（舵工）一股半。其他人一人一股。我是“丘-”，不算股，我的钱是其他人随便给一点。那时在长江上混饭吃的，都会抽几口鸦片烟。我想，干活不藏力，力又不要钱买，用了还会来。闲着没事时，我就帮船工们烧鸦片、打洗脸水、洗脚水，把什么都端到他们跟前。我在船上埋着头干，干到了十八岁，虽然钱没拿到一股，但大家都很照顾我，发了钱时，这个给几吊，那个给几吊，一回也能积几吊钱。那时，三十斤一斗米，只要四十吊钱。虽然我的钱很少，沮寄回家去，多少是一点贴补。
我们拉船的，跑的地方多，上到天朝，下至重庆。只要哪里能多赚钱，几个人一商量， “太公”出面一接头，就跑哪里。我在船上虽然混饱了肚子，却混不上一件遮羞的衣服。那时我们拉船的，都是光着屁股在水里爬来爬去，在悬崖峭壁的石头上踏来踩去，身上总是被划得一道道血口子。到了冬天就更难受了，江面上：i匕风刺骨，身上只披件破棉袄、破麻袋，打双赤脚在江水里爬上跳下。上岸后，跟着积雪在悬崖上拉，稍不小心，就会滚下悬崖摔死。但不这样怎么办呢？要活命呀！有时，我呆呆坐在船头，望着滚滚的江水，暗自想着：这种日子，几时才能熬到头呀？
就这样，苦苦熬着的日子！包不安宁，国民党到处拉兵，搞得人心惶惶。国民党在城里拉兵时，把几个城门一关，挨家挨户地搜。见到青年人、壮年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捆着就拉走。因此一般男青、壮年人，根本不敢进城，连小镇也不敢去。国民党在乡村里拉兵，有时是突然把几个村子一囤，见人就拉。这还是拉兵。还有派兵的。就是往各家各户摊派。地主富农有钱的，可以出钱买丁。我们穷人连饭都没有吃的，哪里还有钱去买丁？有的穷人派兵派到头上，无奈只好东挪西借，凑了钱给保长送去，保长收了钱，转头来还是把人给抓走了，搞得穷人人财两空。在那虎狼当道的年代里，到哪里去伸冤呀？！拉兵的灾祸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一天之中，就被抓了三次。这天早晨，我从船上一上岸，就被一群国民党士兵抓住了，不由分辩，用绳子一捆，拉着我就走。我心里急得要死，这跟他们一去，给军阀老财当炮灰，还能活着回来？我决定找机会逃跑。我这个帮船的，跑的路多，对这一带的环境熟悉。这时，走到一个茶馆门前，茶馆跑堂的是我远房幺叔。他见我被拉兵了，就假装热情地迎着国民党士兵说：
“老总，前面坐，前面坐！喝口热茶解解乏！”
这几个国民党士兵跑得口干舌燥，也正想解解渴。不要钱的茶送到了嘴边，哪有不喝的？于是装模作样地说：
“好吧。快把茶端上来，喝了老子们好赶路。”
等国民党匪兵刚刚转身在桌边坐下，我就飞快地穿过堂屋，推开后门跑了。边跑，边解开手上的绳子。哪晓得还没跑到船上，我又被一股国民党士兵抓住了。怎么办呢？我还是要跑！就是在家里饿死，在江里淹死，我也不愿当国民党的遭殃兵！这次被抓，是强迫我给他们背东西。我背着沉重的背篓，沿着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路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快走近一个小庙时，我见这里的路很窄，坡很陡，刚刚放得下一双脚，稍不小心，滑一脚，就会掉到山下摔得粉身碎骨。而山上又有密密的树林。看到这些情况，我心里立刻冒出个主意。我取下背篓，放在路上，转身长长喘了一口气，擦着汗，对跟着我的国民党士兵说：
“老总，请帮着扶一下，我去解个溲就来。唉，真把人给憋死了。”
他为难地看了看背篓，不扶，人一走，背篓就会滚下山去。丢了当官的搜刮来的财物，他回去交不了差；扶吧，吃亏受累不说，还会丢了自己押送人的那种威风。他犹豫了一下，看着我那急切的样子，无可奈何地走上前，扶住背篓吼道：
“他妈的，就你屎尿多。快点！”
我假装顺从地点点头，转身走到山路转弯的地方，等他看不见我时，我便迅速上山，钻进树林里，拚命地跑。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天已黑了下来，我刚跑到一个小镇上，结果又被一个国民党兵把枪逼住了。我想，这回可完了。他们把我抓住，往黑房子里一关，那真是插翅也难飞出来了！
我来回地奔波了一天，已累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劲了。双手还被五花大绑捆得死死的。此刻，我只有懒洋洋地跟着他走。当时四川兵都有两杆枪：一是步枪，二是烟枪。走着走着，不一会儿这个烟鬼呵欠连天，眼泪直流，他对我说：
“弟兄”，随后又做了个抽烟的手势。我晓得他的烟瘾发了，我讨好地说：
“老总，我会烧烟。”
走到一家烟铺前，他便把我带进烟铺，大声喊道：“伙计，快把烟端上来！”
他把步枪往墙边一靠，解掉我手上的绳子，身子就势倒在铺上，凶狠地对我说：
“你老实点。不准跑。惹烦了老子，老子一枪崩了你！”我装着害怕的样子说： “是。不敢，不敢！”
我给他烧着烟泡，他猛地连吸几口。趁他紧闭双眼，细细品尝烟味的时候，我轻手轻脚地跨出了烟铺，溜走了。
我不敢回船上了，只好逃回家去避避风。一整天的奔跑，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何况连水都没有打湿口。但在此时，什么累呀，饿呀，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得越远越好。
几十里山路，我两三个小时就跑到了。一进家门，父亲听说了我的遭遇，叹口气说：
“这是啥子世道嘛！共产党快来，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们真活不下去了哟！”
在我们家乡，那时已听人说，共产党是专门打富济贫，替穷人办事的，所以乡亲们都盼着共产党快来。那时，还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国民党遭殃兵的追悼会，经常在我们家乡的村镇里召开，死者是在与红军打仗时被打死的。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心里明白，共产党、红军离我们不远了。
不久，红军象神兵从天而降，解放了我的家乡。嗬！我们那里就象开了锅似的，全沸腾起来了。成立苏维埃攻府，打土豪，分田地，闹得很红火。我两个舅舅，一个箩舅是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一个是财经委员。我大哥还是游击队队长。后来，我见村里有许多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我心里非常羡慕。我想，在家里日子难熬，躲壮丁都躲不赢，不如当红军闹革命痛快。于是我和几个伙伴商量好，瞒着大人，偷偷地带着十五岁的弟弟，于一九三五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此，我逃出了虎口，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在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由于当时部队规定十六岁以下的少年不准过草地，我弟弟就留下来给一户少数民族老乡当了儿子。这样，弟弟就留在了毛儿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