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川西北以来，我们的给养就一直十分困难。两三个月，没有后勤部军需部给养供应吃过一顿饱饭，能有一把煮得半生不熟的豌豆，就算得上顶好的饭了。有时一连几天搞不到一点粮食，全靠野菜充饥。没有吃的，还要行军赶路，有时走着走着，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在路旁扯上一根野蒜，放在嘴里嚼着，在水坑旁边喝上一口凉水，再往前走。
十月初，我们到了绥靖一带。这时前方传来消息，说部队在绥靖附近打了一个胜仗，从敌人手里搞到了一些吃的东西，留在离绥靖不远的一个村子里，要我们派人去取。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第二天一清早，粮秣科长就带着我们十几个工人，直奔绥靖去了。我们顶着一条崎岖的山路，艰难地走着。由于长期没有吃到一点正经东西，走起路来腿都发软了。可是，当我们一想到留在后面的伤病员同志们是多么急迫需要粮食的时候，就又提起精神，不由地加快了步子。
经过一天一夜不停的行军，天亮时，我们到了目的地。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子。部队缴获的东西，就放在村中一个大院落里。我们进去一看，两三百头羊，几十头牛，挤挤攘攘地在一个土墙围子里关着。这时我们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无法说。我们中间有个叫陈士仪的老工人，来时在路上拾到一只受了伤的羊，像得了个宝贝似的，扛在脖子上，压得直喘气，都合不得丢。现在他把扛的这只羊往羊群里一丢，钻到羊群里，抱抱这只，摸摸那只，乐得嘴都合不拢。你想想吧，当你饿了几个月，突然给你送来了这么一大堆吃的东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能不这样高兴吗?接着，我们又通过政治部，在政治部指定的属于地主的地里掰了一些包米。一切都弄好了，就等天一黑，就把这些东西运回去。吃了点午饭，我坐在院子里编草鞋，忽听谁喊了一声“总司令来了”，我一抬头，可不是，朱总司令，还有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已经走进院子来了。
总司令还是穿着那身灰军装，人却比过去瘦多了。他和我们一样，也是几个月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首长们直向我们走来，看样子好像有点生气。果然，陈昌浩同志刚把粮秣科长叫到跟前，就狠狠地批评开了：“你们是什么红军?还懂不懂纪律?”怎么回事呢?我们掰包米，是按规定通过政治部，在地主的地里掰的；牛羊是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又不是牵老百姓的!正说着，一伙老百姓从外面走进来，向总司令他们又是磕头又是作揖。这时我们才明白，原来部队缴获的牛羊，是敌人从老百姓手里抢去的。总司令一向是很和气的，他招呼老百姓坐下来，作了一些解释，然后叫他们把自己的牛羊认领回去。老百姓欢欢喜喜地牵着牛羊走了，一只牛羊也没有留下。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心里可真不是滋味。我们的伤病员同志，几个月没吃到一点有营养的东西了，瘦得那个样子，叫人一看就心酸。现在好不容易给他们搞了这些东西，却又变成一场空欢喜。总司令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他走到我们跟前，满脸带着笑，说：“怎么?同志们，不大高兴?”他要我们坐下，又接着说：“不错，咱们的给养很困难，是要赶快想法解决。不过，筹粮食要做工作，要作调查，不在群众中做工作，又不作调查研究，只顾满足我们的需要，就侵犯群众利益，这样，表面看来，我们的困难暂时可以解决，而实际上，这只会增加群众对我们的误解。我们红军依靠的是群众，脱离了群众，我们的困难将是不可想象的!”
总司令接着又交代我们：今后筹粮食，一定要先在群众中做工作，不得乱拿群众的任何东西。总司令他们说了半天，又找到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作了详细的交代。这时，太阳已经西沉，天色渐渐昏起来了。该给首长们弄点东西吃了，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叫首长们吃什么呢?牛羊一头也没有了，连陈士仪拾的那头羊也叫老百姓领走了。后来，我们拣了点嫩些的包米又弄了个南瓜，煮了煮，连点盐也没有，总司令他们就吃起来。我看着这情景，想着总司令刚才说的那些话，感动得鼻子一酸，眼泪差一点就流出来了。
吃完饭，总司令他们又继续向前进发了。可是，总司令要我们红军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遵守群众纪律、都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的亲切教导，和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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