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夏秋季节，我们38军在长春以东的九台县休整、练兵。训练的主要内容是爬墙、跳高、造云梯。一切都是为了做强攻长春的准备。
一天，突然总部来了命令，要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出发去打锦州。当时，我是38军后勤部粮秣科长，负责全军的粮食。说要打锦州，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筹集六天的粮食。在九台虽然还有我们吃的，但要带六天的粮食却不够了。后来，总部给我们批了一张条子，让我们经梅河口车站到吉林去运粮食。说那里有一百吨小米，可装五个车皮。我拿了条子后，带着几个人星夜赶到吉林市。
搞到粮食后，我心中大喜，挂上车皮就往回赶，谁知到了梅河口就走不通了。我急坏了，忙找人联系挂车运粮。
却不料，车站里充满了作战前的紧张繁忙的气氛。人们往返匆匆，各执其事，谁也不管我的粮车。我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自已是搞事务的，管不了。我没有办法就去找站长，站长又不在，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五车皮粮食就是无人负责挂上列车拉走。部队不久就要出发，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我们的军粮都在此处滞留运不走。怎么办？我心里急得不得了。为了快点把粮食拉走，我又到处找人。正在奔忙之中，忽然碰见以前在一个部队并肩战斗过的老熟人。他见我慌慌张张，就问出了什么事。我说： “我运粮找不到人给挂车，正着急。你们站长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一听就笑了，说道： “你就是找到站长也不管用，现在这个车站让炮兵接管了。因为要打锦州，只能运炮和牲口，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运。”
我一听可急坏了，忙问： “炮兵谁管这事儿?"他答道： “朱瑞司令员管这事儿。”
听了他的话，我真是喜出望外，忙说t “好，我这就去找他。”
他又说： “朱瑞现在是司令员，马上要打仗，他忙得很，你上哪儿去找?"
我说： “你忘了，他在红一方面军时是政治部主任，我们是宣传员，经常在一起，找到他，他一定能帮我的忙。”
原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我们红一方面军曾在甘肃豫旺城的七营川一带与东北军对峙。为搞统一战线，朱瑞同志常带我们宣传队到东北军防地宣传演出。他的勇敢无畏的高大形象，他的慷慨激昂的统战演讲，在我脑子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于是我就对那个同志讲： “不管怎样，你得把我领到他那里去。”
来到办公室，他对警卫员说； “有个nLI樊文烈的同志要摅司令员。’’
不一会警卫员出来对我说： “司令员请你进去。”
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朱瑞同志正坐在桌前忙着处理公文。他一见是我，马上迎了过来，微笑着说t “你原来是宣传队的人吧？”
我说： “是的。”我心里想，我在红一方面军的宣传队里呆的时间并不长，而且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想不到他还认得我。
朱瑞同志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因为要打仗，不可长谈。他问我来这里有什么事。
我说： “我们38军的粮食车还在车站里，挂不上，拉不走，我正在着急哩。”
他笑了，说： “你当然挂不上去了，车站都归我们管了，我们要运大炮和骡马，忙得很。”
我急了，忙说： “那怎么办呢？我的任务完不成，回去受处分倒也罢了，可是全军的粮食运不回去，影响了整个部队的行动可怎么了得'? ,,
他笑道： “那好，你先不用慌，我来帮你想办法，今天有一列运炮火车要走，我让他们把你的粮车挂上就是了。”我一听乐坏了，就跟着旭走。他找到站长，吩咐把我们的五车皮军粮给挂在炮车后面一起逻走。站长二话没说就照办了。
事情办妥后，朱瑞司令员又热情地招待我吃了一餐饭。
当天晚上，我告别了朱瑞同志，押着车皮回到了预定的地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朱瑞同志几天以后就牺牲了。
原来，我离开梅河口车站之后，朱瑞同志也随着炮车向锦州出发。此时敌人望风而逃，一个劲往后撤。去锦州半路的彰武守敌一枪未发就跑个精光。朱瑞司令率队伍来到彰武，一下火车就去察看守敌留下的炮阵地，踩中了敌人逃跑时埋下的地雷，不幸牺牲。
消息传来后，我难过地哭了。当时我们部队也正在向锦州出发。行军途中，同志们看我在默默地流泪，不解地问：你为何事这么伤心。我说：朱瑞同志牺牲了。他们听了好心相劝：打仗嘛，牺牲几个人是常有的事，何必哭哭啼啼。我说： “你们哪里知道，我们部队现在吃的粮食就是朱瑞同志用炮车给我们运来的。要不是朱瑞同志把我们装粮食的车皮挂在他们的炮车后面，我们早就该挨饿了。”同志们听我这样一说，心里也难过起来，从心里怀念我们的好首长。
是啊l朱瑞同志原是红一方面军的首长，我是一般的战士，十几年不见，他不但认识我，还热情地招待我，帮助我解决难题，这样的老首长怎么能不叫人怀念。这正是：
革命利益重，同志情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