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党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北方。党担负起领导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军阀政府封建压迫的历史责任。党不仅在哈尔滨有地下组织，还在青年中成立了党的两个外围组织——“国际青年反帝大同盟”和“赤色救济国际"（简称革命互济会）。
其时，我在哈尔滨三中读书。我读了蒋光慈的反映亡国之恨的小说，读了一个瑞典人评述外国侵略中国的社会科学著作，逐渐对封建家庭的约束产生不满，对包办婚姻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横行霸道义愤填膺，对东北政府的软弱无能更加愤恨。从此，愈发喜欢阅读社会科学的理论书籍，通过阅读，我知道_『苏联的社会主义，知道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渐渐倾向革命。
不久，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中姓耕．的教员。他原在日本就参加了共产党。他那里有许多革命书籍。见到这些书，我心中大喜，便和另外两个一中的同学常去借书看。那两个同学中有一个是哈尔滨特区法院院长的儿子，叫陈尚哲。他是个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我常躲在林家阅读革命书籍。有时与陈等讨论革命道理。我们读了党刊《布尔什维克>。其中有一篇似乎是恽代英同志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对我影响最大。文毒中分析了国内革命形势和各党派力量的对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土地革命的纲领。这篇精辟的文章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决心。
后来，陈尚哲因“思想赤化”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他转学到沈阳之前，向我暗示了一中的学生翟作人负责“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并说此人可能和党组织有关系，以后可以去找他。就这样，我接近了翟作人同志，并于1928年冬加入了“青年反帝大同盟”。
这个组织由王达三同志直接领导。王达三是个化名。他是一个瘦瘦的南方人，拖着肺病第三期的虚弱身体，却精力充沛地奔忙于工人、学生中间。他原先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并参加过北伐战争，搞过工运，是一位很有对敌斗争经验的领导同志。他教我们唱国际歌，给我们讲他在北伐战争中的战斗经历，向我们灌输革命道理。
那时，哈尔滨的工人运动才刚刚开始。哈尔滨的工人阶级久受日本帝国主义、沙俄帝国主义以及东北地方政府的沉重压迫，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党组织确定工运的主要内容应是经济斗争。斗争形式是集体罢工。但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和极左路线还很有市场。他们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过许多不切实际的过激口号，大力鼓吹“城市暴动”。有一本名为<艺术论》的小册子，以马克思“暴动是艺术”的名言来隐喻其义。试图把“城市暴动修说成是唯一的革命道路。小册子中总结巴黎公社、匈牙利革命、十月革命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的成败经验，拟出“暴动暴动再暴动”的城市工作方针。介绍了一套如何占领电报局、铁路车站、高层建筑等要害部门的城市暴动行动方案。这些极左口号实际上否定了除城市武装起义以外还有其他武装斗争形式，还有利用合法手段开展经济斗争，逐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的合法斗争形式。王达三同志对此深恶痛绝。他说，在党的影响还不十分大，群众觉悟还不十分高的东北城市里搞这些不切实际的盲目行动，只会损失革命力量，脱离广大群众。因此必须根据群众自己的经济利益，发动经济罢工，并逐步引上政治斗争的轨道。
汜得有一位叫刘凤笙的同志曾在“革命互济会”中提出过一些严重脱离群众的极左口号。如“欢迎红军北上”、 “武装保卫苏联”等等。这些口号使群众十分不理解革命目的，吓跑了许多人。事后刘凤笙同志受到王达三同志的严厉批评。不久，他被调走。
在王达三同志的领导下，我们“青年反帝大同盟”的会员以半公开的身份向哈尔滨的工人阶级作宣传。我们说我们是工人的朋友，愿意帮助他们改善地位。进而再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一开始，因为我们青年学生缺乏经验，也碰了不少钉予。但我们总是有一股革命热情，在王达三同志的正确指导下，我们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渚如：走访、谈心、撒传单、飞行集会等等。甚至还在春节期间扭秧歌。那是1929年春节，时值朝鲜发生了一桩惨案。 “青年反帝大同盟”组织了工人上街扭政治秧歌。工人们装扮成为中国、印度、朝鲜的工人群众，携手前进。另一些人装扮成为日、英帝国主义分子。他们身穿和服和西服，有的脚上拖着木拖鞋，还有的装成日本女人，牵一条哈巴狗。那是讽刺媚外欺内的政府官吏。秧歌队伍前进着，帝国主义分子被中印朝人民打得落花流水。喻意中印朝人民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作斗争。逐渐，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反帝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哈尔滨地区，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开办的工厂里有许多工人之外，在国内资本家办的小厂、作坊里，手工业工人也为数不少。他们和在大工厂做工的工人比较，经济地位更加低下，生惩更苦。他们身受封建作坊主、资产阶级厂主、中国军阀政府、帝国主义势力等多重压迫，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手工业工人为争取经济状况好转的罢工愿望很高。
市区里有三、四十个小的皮鞋工厂。我们有个姓张的山东老乡也在其中一个厂里作工。通过他的关系，我们结识了许多皮鞋工人。王达三等地下党员积极发动工人。通过个别结识、互相串联，在各个小工厂里我们组织了三百多人的罢工队伍，（以后在斗争中又逐步发展到五、六百人）。这些人都是具有阶级意识的穷苦工人。王达三同志将他们编为许多小组。十人一组，每组选一个组长。每个厂还推选一名代表，出头共议大事。
一天，王达三同志召集各厂代表在“青年反帝大同盟”总．部里召开罢工预备会。正当我们热烈讨论“增加工资”、“组织工会刀等罢工内容的时候，警察包围了会址。我那时年轻无经验，很怕他们逮捕人。但是王达三同志却镇定自若，小声地对我们说： “继续开会，警察不敢捕人的。因为我们是公开的组织，有群众在周围。只是散会以后，大家注意。他们有可能要单独追捕领导人。”这样，我们镇定下来，又继续开会。王同志叫我抄写了几份“哀的美教书”即给厂主的最后通谍。各代表还商讨了在厂主不接受“哀美的敦书”所列条件之后，再如何发起斗争的最后手段——罢工的种种细节。
一散会，工人都疏散走了。王达三同志知道警察早已注意了他的行踪，因此也急于脱身。但有些工人出于好心，为了保护王达三同志，便和他同行。这样一来，王达三同志反而不好穿街走巷甩脱敌人了。王同志还知道，如果警察看到他一个外地人和正在酝酿罢工的工人走在一起，就有了“煽动工潮”的借口来捕他。这时，后面的暗探已经跟上来了。但这些工人毫无经验，还是和王达三同志一起走。王同志无奈，便提出去饭馆吃饭。进了一家饭馆，他吃了两口，便问堂倌厕所在哪里。问罢，起身就向后院走去。工人还在饭桌上等他。一等不来，二等不来，心中不免疑惑，但找又找不到他的人。事后才知道，王同志一进到后院，便发现有后门，随即他就从后门走掉了。他后来对我们说： “我从后门出来，看见暗探还在前门守着。真是些傻家伙。幸亏哈尔滨的警察不高明。要是在上海，我早就给抓去了。”
以后，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将“青年反帝大同盟”搬家。翟作人同志和我们商量了搬家方案，确定派我去喊马车。我喊求马车，就往总部赶。不料，这一下连人带车落入警察手中。原来，警察已和房东勾通，约定有人来此即报告警方。加之我缺乏经验，没有察觉到可疑迹象，弄了个自投罗网。被警察抓住的共有四人，其中翟作人同志最为机警。总部这所房子靠街的一面有一个卖烟酒的小店铺，翟同志馁说要去小铺买盒烟。警察居然让他过去了。谁知他一去不回。原来他早从写4的门溜走了。哈尔滨的警察也笨，一会儿看看，说，“怎么少了一个？是那第一个被堵住的跑了，脸黑黑的。”警察忙问我们：“黑小子哪去了？”我们说：“不知道。”他们这才想到进店去找。哪里还找得到。问掌柜的。掌柜的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人买了烟就走了。警官急得没办法，把守人的警察打了两耳光。翟作人脱险后，我们三人被押进一辆小汽车里带到公安局。其中又数我的事情最为严重。因为上一次开罢工预备会时，我就被他们发现了。这时，我已由翟作人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并转学在巾苏合办的“扶轮育才学校”即挟路学校读书。经过组织的教育，我自然知道在这种场合下，应该严守组织秘密。
审问开始。警察问我。 “你是哪里的？”我说： “我是‘扶轮学校’的学生。”“你上次到．大同盟’去干什么?"“我好奇心重，到那里去看热闹的。”“那你今天又带马车来是怎么回事?"我笞道： ∥今天的事情是这样。我在半路走，碰到那个黑小子，他谫他要搬家，要我帮忙去叫马车。我叫了辆马车来了。就让你们给堵住了。”
“尔怎么认识他的?!"
“学校学生会开会的时候见过面。也算是同学吧。他叫H-么我可不知道。”
警察又问其他二人。他们也只说和“黑小子”见过一、二面，叫什么，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警察无奈，就把我们关了起来。他们原本是为了破坏罢工才抓我们的。于是就把我们三人分开，分别关押在监狱的不同囚室里。
我和另外两个犯人关在一起。一个是白俄，是杀人嫌疑犯；另一个是带铐子的土匪。
一进号子，先把鞋带、裤带搜去。据说是怕自杀。牢房里是大统铺，较为干净。记得那土匪很有本事，能将手铐退下来吃饭、干事情。“白俄”也有本事。监狱里不准吸烟，但他老婆将烟夹在面包里递送给他。
不久，警察就发现把我们三人抓起来并没有影响罢工。市内皮鞋工人罢工的浪潮早已掀起，声势越来越大。其它铁工厂等厂的工人也积极声援。哈尔滨市政当局害怕了，就出面调解。要资方与工方都出代表淡判。谈判之间，政府又派人暗中抓去一个工人代表拷问。问他工人罢工有没有人指使。那工人很单纯，心想不妨吓唬吓唬他们，就回答说：有。有南京政府派的人来了。他被释放后，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王达三同志批评他说：怎么能这样讲。这样讲很容易授人以柄。其他工人也很气愤。说他是内奸，要揍他。后经王达三同志的劝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经过这样的一些波折，工人们懂得了斗争的策略性，变得更加聪明了。为了维护罢工队伍的利益和安全，组织决定成立纠察队。十人小组中选一个最坚定的分子担任纠察队员。选举纠察队长的时候，群情激昂。当选为队长的是一位自告奋勇的工人。他环顾会场说： “我来当剿匪司令。哪个日后叛变了，我先揍死他！”这样便组织了一支当时起到很大作用的保卫∥、伍。罢工领导人也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他们从以前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工人罢工胜利后，领导人脱离群众招致被捕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始终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没有群众就不说话，不暴露自己。这样政府与资方要破坏罢工也不易得逞。
罢工浪潮越高涨，反动政府越加恐慌。他们生出一计，策划在公园里召开调解会议。开会时保安队进行了武装包围，企图恐吓镇压工人群众。但工人们没有退缩害怕。开会的二百人无一人逃跑。不仅如此，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赶来支援。会场上人越聚越多，达五、六百人。讲话’由工人总代表在人群中心，四周有工人纠察队保护着。政府找不着头，镇压无从下手。工人总代表提出的条件，一呼百应，气势雄壮。政府当局迫于形势只好迫使厂主接受了工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巨大胜利。当时因斗争需要，提出的条件并不高。王达三同志分析说：如果第一步能够取得胜利，便可以唤起更多的工人。果然，这次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工人们的觉悟又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胜利那天， “青年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发起了庆祝胜利的大会。哈尔滨出现了一片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各行各业的工人们都赶来慰问罢工工人。有的抬着大面包，有的运来白馒头，有的担茶送水。在这种工人兄弟团结战斗的气氛中，当街召开了庆祝大会，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自然，警察觉得我们三个被捕的人，同罢工无关，就在罢工胜利的当天，把我们三人放了出来。
与此同时，我也被学开除了。家里把我看管了三年。以后，我挣脱了家庭的羁绊，就去北京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信念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