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的北平学生界，追求进步的风气已经形成。蒋介石政府抗日不力、剿共有方的倒行逆施，使广大青年学生对政府感到失望。国民党在北平学生界的威信降到零点。甚至有入国民党而不愿承认者。当时，学生中流行的一句话是： “希望在西北”，意即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重任。
这时，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应运而生。它是青年学生的核心，经常组织学生们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5年冬，我已在北平弘达工院读书。我加入了民先队，并任该学校的分队长，负责与民先队组织中心——清华大学联系。1935年，经清华大学的杨学诚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搞学生运动更加积极。
局势动荡不定，学生无心念书。有一次日本坦克穿{匕平城而过。各学校下半旗，以示奇耻大辱。北平政府对学生严加防范。开始宪兵三团肆意横行，实行白色恐怖。“何梅协定”后他们撤走。但是还有些学校，反动分子常煽惑一些头脑简单的青年殴打进步学生。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中，一些胆小怕事的青年学生就不敢参加斗争了。
在当时的局势下，主要斗争形式有：开会请名人演讲、举办时事讨论会、唱爱国歌曲、搞半军事性质的露营等等。有一次请名教授讲演，许德珩先生提出： “我们要走西北路线！”博得满场掌声。在这些活动中，青年学生也犯一些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记得有一次看电影，竞全场高唱国际歌，结果引起当局干涉。
J.936年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张、杨两将军扣留。广大进步青年欣喜若狂。当下，我们在西山露营，大开辩论会，讨论中国的抗战由谁来领导等政治局势问题。那天晚上，我和中国大学的学生高元贵放哨。其他同学热烈地辩论形势。
介绍我入党的杨学诚那时“左”得很。他就不大赞成统一战线，咬牙切齿地争辩非要把蒋介石杀掉不可（他后来代表华北党去陕北出席苏维埃大会，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在大会上，他的错误观点被批驳了）。在当时，学生中持有这个观点的不在少数。有的说要枪毙蒋，有的说要油煎蒋。我说最好把他装进木笼来游街，让全国老百姓一睹他的下场，以解心头之恨。以后，党中央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主张放蒋，才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放出以后，反动学生放鞭炮庆祝。而我们由于对局势的片面理解，心中很有些忿忿不平。直到以后在党内工作，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才认识了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北平的学生很活跃。清华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高等学府都是学生运动的小心。除了撒传单、出壁报、编刊物之外，影响较大的活动。。是上街游行。由于警察当局的阻拦，以后就发展为伏击战式的示威游行。
这种形式具体来说就是：先预定一个游行的目的地。游行队伍遭到警察阻挡时，大家分散而去。再由交通员联系，到新的地点集中起来，拉起一支队伍又沿街游行，宣传演讲。集会目的一达到，大家即四散回家。这种伏击战式的游行使警察宪兵防不胜防，无可奈何。
记得六月中旬的一天，天气很热，为了欢迎两广出兵抗日，反对内战，我们民先队组织在鼓楼举行游行集会。我负责拿旗子。另一个叫周庆荣的同学负责拿竹杆。届时，旗子往竹杆上一套便可打出来游行。我们刚集合到鼓楼，有一个骑自行车专门负责联络的同学赶来说，警察在前面挡道了，坚决冲过去。万一被打散，大家在下一个集合地点集合。游行队伍走不多远，果然有大批警察打了过来。其中几个直奔我们打旗的。我当即解下旗子藏在怀中，转身跑掉了。而周庆荣拿着两根竹杆无法隐藏。警察见了，紧追不舍，还用皮带抽他，把他追得无法，只好把竹杆丢了，才得以安全到达指定地点。最后我们从小铺又买了两根竹杆，才重新打起旗子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这以后，我们就有了经验，倘若警察冲来时，我们就把竹杆一扔，溜之大吉，以免暴露目标被他们追踪。到了新的集合地点，再从店铺里现买两根竹杆打起旗子。
在北平，共产党的影响几乎遍及各大专院校。但当时也有一个学校是国民党的据点，那就是北师大。那里视进步学生为洪水猛兽。有一个同学因唱西班牙事变时期歌曲： “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那杀人放火的弗朗哥”，竟被北师大开除。中学里最反动的学校是“志成中学”等。国民党的CC特务分子把持了这些学校，迫害进步学生。在东北大学里也曾有几个反动分子企图兴风作浪被我们民先队打击下去。有一个总是挟黑皮包的家伙，与特务勾结，经常告密。我们约了几个人，趁他不注意，从后面摸上去，狠揍了他一顿，使他进了医院，再也不敢出来捣乱了。
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接着，二十九军打响了抗日的枪声。大家都很高兴，纷纷来到街上跳跃欢呼，也顾不得日本大炮的威胁，聆听那振奋人心的抵抗枪声。大家说：中国人再也不是熊包了。真的和鬼子干起来了。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服务队，要去前线慰劳。奇怪的是，北平军政当局的宋哲元等人竞不让。以后，二十九军的沙包工事修到了城里，我们都去帮忙。士兵兄弟很欢迎，而长官们却很冷淡。原来他们是怕学生的宣传赤化了他们的兵。
一天清晨，我们起床一看，沙包仍在，军队全无。有人说是二十九军撤退了。听了这话，大家开初还不相信，以为是汉奸造谣。后来才知道是事实。当时民众的心理都是希望大打，越大打越好。二十九军一撤，打不成了，大家都侵气愤，骂政府，骂军队，骂这些软弱无能的家伙。枪一停，局势恶化。于是，组织上决定派人上西山。但派了几批人都因日寇封锁严密，根本过不去。后来，指定在保定前线、太原、济南这三个地方，组织学生党员、进步骨干分头撤退。
不久，日本人进了北平城。城里呆不住了，我们就把头剃光，装成了农民。我们从北平乘火车到了天津，又坐上最后一班挂中国旗的轮船到了山东。
从此，我便告别了学生时代，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