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殷实之家
1920年4月7日，我出生在山东省夏津县刘江庄村。这里属于鲁西北，是古黄河河道，盐碱地、沙丘地占很大比例，土地贫瘠，人民贫苦。但因高唐和夏津两县产棉花，相对富裕，古有“金高唐”“银夏津”之说。刘江庄是夏津县城东20里的一个小村。不知是因为战争还是灾荒，村子周围有四、五个古代湮灭的村庄遗址。我们家相对富裕，有大门、二门。二门内是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的四合院。二门之外有1间磨房，无偿提
供给乡亲们磨粮食。在磨房和大门之间是两间南房，里面有水磨子和一些大缸，无偿提供给乡亲们在农闲时磨绿豆做成粉，然后加工成粉条（俗称粉干子）、粉皮等。大门比正房还高大，里面停放一辆大车及全套的鞔具家什，也无偿提供给乡亲们使用。平时，两扇大门是关着的，在东面那扇门上另开一扇小门，供人们出入。1日社会社会不安定，战乱和流匪不断，各村都修建寨墙。我小的时候，寨墙已经残破，但靠近我家的一段由于我们保护较好仍完好无损。由于我家在村子最东头，离寨墙只有不到两丈的距离，为安全起见，我家修建一座小土楼。其实更像炮楼，底层用砖和土坯垒成实心结构，楼道通向房间内部，在东套间桌子上方挂有l幅“中堂”（画轴，两边配有对联，大多数挂在堂屋正中的墙上，因此被人们简称为“中堂”），掀起“中堂”见1小门，可沿楼梯上楼，楼门可以在里面插死。此楼对防匪有一定效果，只要有1支枪，哪怕是1支“撧腰”（撧腰，一种手枪的别称。射击之前，要用两手抓住手枪的枪管和枪把用力向里掰，中间就会出现缺口，塞上一颗子弹，再把枪合上，才能把枪打响。所以，这是一种性能最差的手枪。因为当地把物体用手掰断称为“撧断”，把枪的中间比作腰，因此，形象地把这种枪称为“撧腰”）也可以抵挡一阵子。我家的土地不多。祖父是小学教员，父亲毕业于济南蚕业学校，养过蚕，带领乡亲们治过沙，更多的时间是教书，也做过小生意。有一次外出做生意，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是遇害还是出走。
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贫农，是因为1942年敌人没有抓到我，就把母亲抓了去。为了营救母亲，把家里的土地几乎全部变卖。
我的童年
因为我家也是知识分子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比较开明，因此，从小就教我读书写字。爷爷和父亲每次参加请客吃饭，总喜欢带着我。人们知道我认字并会讲故事，喜欢逗我玩，每次都把我抱到桌子上让我讲三国或水浒里的故事。
从3、4岁开始，我跟随父亲生活。他在戴庄当教员，父亲用写有字的硬纸片让我学认字，和我一起学习的还有房东的小女孩，她叫小金，年龄与我差不多，我们两个在一个砖台上学习。后来父亲在王庙村任教，上课时就让我跟着大孩子们一起听课。因此，正式上学之前我已经认识不少字，看父亲的书已经可以看懂一些。正式上学后，课堂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学会，完成作业后，更加喜欢读书。考高小时，我以第3名的成绩被张官屯第四高等小学录取。那时学校很少，除学校本村学生之外，学生离家都比较远，必须住校。因此，学生上学不象现在那么早，一般10多岁才上小学。我考上四高小时虽然已经12岁，在学校仍属于年龄最小的，而且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学习成绩还是最好的学生之一。1934年小学毕业后，我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临清县乡村师范学校录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并走上了革命道路。
参加革命
第一次入党 1934年我考到临清乡村师范学习，那时学校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共产党员。我是三级，我去之前，一级赵健民、二级孙林盘是党员，时间不长就走了。我们几个青年找不到党组织，由我发起组织了1个读书小组，除读马列等进步书籍，还讨论抗日。“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我们已无心读书，曾试图组织游击队，没有搞成。所以，认识到没有党组织不行，我们4、5个人决定去延安找共产党。向西走了1天，天黑时进了1个村子，没想到被土匪抓住。既没有打骂也没有审问，天一亮就要拉出去活埋。走到村外，土匪小头目认出他的远房亲戚任央鲁也在我们之中（此人是任央鲁姥姥家的邻居，任叫他舅舅），就私自将我们放了。并说，不要再向西走了，原路返回，再向西走就没命了。我们只好返回，其他同学回家了，而我却仍不死心。听说任央鲁同村有一名叫任毅的（原名任仲毅）是共产党的3大教授之一，也许在哪儿可以打听到共产党的消息，于是我决定和任央鲁一起回他们家。果然他打听到一个名叫刘庆福（又名刘洪范）的同学（乡师同学，不是一个班，住在距任央鲁家约10多里路的1个村子）刚刚加入党组织，我们马上到了他家。那时他刚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在他的新房里见到了他，他了解我们的意图后说： “太巧了，县委赵书记正好在我们村”。他一会功夫就拿回两张表，我们两个当时填了表，刘庆福就是我们的介绍人。他带我们到村小学校见赵书记。赵书记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针对我说： “你才17岁，本来应有1年预备期，因你家在河东（运河）夏津县，今后联系不方便。你若是预备党员，就不能发展其他人入党，因此我决定你从现在起就是正式党员了。回去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由于自己年轻，没有问清楚发展党员后，如何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山东去，以至后来，连我自己的组织关系也无法接转到山东，只得重新入党。
我回到家以后，在本村和同学中发展了10几个党员，包括李其凤、李其祥、李其法、以及王庙的卢青云（我父亲在王庙教书，我跟着父亲读书，因此，我和他从小学到乡师都是同学）、高庄的高凤芝、张里庄的刘兴祥等，他们都是同学。陈剑也是同学，他是二级我是三级。
重新入党
我发展他们入党以后，希望找到党组织，接上组织关系。决定由我到运西（即运河以西）清江县（抗战初期成立，以后撤销，现在属清河县）找党组织。1938年，我利用正月十五拜年的机会找到他们，希望将党的关系转到山东。他们也没有办法，夏津和清河虽然是邻县，但分属两个省。他们派了1个人（这人是陈剑的同班同学）和我一起到夏津，想通过部队看看是否有办法（当时夏津已有八路军129师联络处）。在回夏津的路上，可能出汗受了风，感到非常不舒服。回到夏津的当天下午，因为我病得厉害，实在无法坚持工作，把来人送到陈剑那儿后我就回家了，没想到这一病就是几个月。
在回家的路上，我几乎无法支持，20里路休息了5、6次才勉强走回家。到家后，躺在炕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当时我病得很厉害，高烧、大汗淋漓，已经不能进食不能动，家里已经为我准备后事，是我的堂哥李其凤在贺屯请了大夫把病治好的。
我的病情稍微好转即到夏津找到陈剑。他告诉我，运西来的同志也没有转成关系，但从军队得到消息，129师联络处只是个牌子，实际是鲁西北特委，负责人是张承先。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的津浦支队在恩县1日城举办“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训练班，张承先任校长。我们到旧城找了他，他也认为两个省转关系非常困难，你们入党时间也不长，不如重新入党。于是由张承先介绍陈剑入党，陈剑又反过来介绍我们入党。这时已是1938年5、6月份。自此，我和我介绍的党员又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当时一心要找到党组织参加革命，对于党龄长短，谁是介绍人，谁是被介绍人都没有考虑。没想到这两点和我那一场大病一直影响了我一生。
其实，有好多次机会可以纠正，由于我对于此问题不在意而没有纠正。在第二次入党的志愿书中，我对第一次入党的情况做了简单说明。1941年初，夏东县委成立之前，特委书记张承先到我家，和我谈了一天。那一次他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就是和我聊天，我把第一次入党的详细情况向他作了说明，但是，我并没有要求纠正。他走后时间不长，上级就决定把夏津分成夏东和夏西，让我任夏东县委书记。我在宣化炮兵学院任教时，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张承先到张家口，办完事后，他和张宣地区地委书记到我家看我。我们谈了很久，我没有提起此事。我在轻工业部工作期间，张承先任教委副主任（他曾任高教部副部K，后来教育部和高教部合并为教育委员会），他的家就在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我也没有因此事找过他。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赵一民的家也在北京，那时他和我多次见面，他也到过我家，他就是我第一次入党和我谈话的赵书记，是最有力地证明人。但是，我仍然没有提起此事。1937年和我同时入党的任央鲁也到北京来看过我，我们两个都是由刘庆福介绍入党的，同时填写的入党志愿书，赵书记同时找我们谈话，他的入党时间是1937年，当时赵一民书记正在北京，如果当时我们两个同时找赵书记，此问题不难纠正。然而，我并没有那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