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二、夏津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武装的建立

东刘江庄 发表于2020-06-03 20:01:32

    夏津县委和鲁西三大队的建立在我们之前,夏津县没有党的组织,只有几个党员。1937年,我在运西入党以后,赵书记给我的任务是发展党员。1938年,我生病期间,陈剑向特委书记张承先汇报并决定我们不转组织关系,重新入党。成立县委,陈剑任书记,我为宣传委员,卢青云任组织委员。县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和宣传抗日。1938年10月,日本鬼子占领夏津,党组织转入地下。当时没有固定的县委机关,开会、研究工作经常到我家,我家实际成了那个时期的县委机关。有时还用油印机印文件,有事、有信或有通知,我就送,有时我母亲和祖父也帮助送信。以后县委机关设在交通员赵玉柱家(现苏留庄镇温辛庄)。1939年春节就是在他家过的。

    1938年,我党力量还比较弱,因此警惕性较强。有一天我正在家吃早饭,听到外面有动静,就到外面察看,见气氛不对,没有回家就出了村。我家住在村子最东头,出家门往东拐即可出村。由此向东、南、北和东北一里多路都有村庄,我打算向东经前赵庄去张里庄,那里有地下党员。可是当我刚往东拐弯,发现有1个班的伪军由东往西走来,如果我马上往回走,必然引起敌人怀疑,于是我往南拐进了庄稼地。此地是我家墓地,如果敌人怀疑,我可以说到地里去,如果敌人没有发现,我可以在地的南头往东,那里也有东西方向的路通向前赵庄。当我走到地中间时,发现那条路上也有敌人由东往西来。南北两个方向的敌人距离都不远,因此想跑是不行的,于是我躲进墓地的树林。墓地中种了许多柏树,中间有一棵是我自己栽的,从来没有修剪,因此人们习惯叫它“落地松”,我就是躲在这棵树上。幸好两边的敌人都没有注意到我,我听到他们进村后又是喊口令,又是吹哨子,乱了一阵就没有动静了。我改变方向,往南到李集走去了。后来听说这些敌人到我家,家里人坚称我从来没有回家,敌人就撤走了,看样子敌人是顺便抓我,并不是特意抓我。

    1939年下半年,夏津县改属鲁西区党委三地委领导。三地委书记是马成斋,韩宁夫任宣传部长、杨仲一任组织部长、彭天琦任统战部长。这其间,夏津县的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县委、区委支部都建立起来,党员人数也增加了很多,还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是由王克寇组织的“鲁西三大队”,有一个主力连的兵力。后来又组织了二连、三连,补充到三大队,共有200多人。那时东进纵队津浦支队时常在夏津、高唐、恩县一带活动,当时的地委领导认为我们有两支部队,有能力将地方的杂顽势力除掉,可是在军事上过激了点,给工作带来了不利。1940年5月,地委错误地决定,北打黄沙会,南打刘胡子(即刘化璞)。先是收了李维道部的100多支枪,行动较为顺利。接着又要收杂团刘胡子的枪,致使刘胡子纠集了平原、高唐、夏津、禹城等县的伪军及地方杂团联合起来,会同国民党指挥的部分武装力量,把我们两个营的部队和地方人员包围起来,被围两天才突围出来,受一定损失。为此,部队被迫撤走。

    环境恶化  由于环境日趋恶化,县里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军队,敌人四处逮捕、暗杀我共产党人。1940年6月,县委被迫撤走,上级把我调到区党委党校办的“宣传部长学习班”学习了6个月。这一段时间王阁序同志把夏津几个区的同志组织起来,进行秘密活动,直至建立夏东、夏西县委。那时留守的同志非常困难,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有时被迫躲藏在井里,甚至挖一个坑,上面用东西搭起来,再盖上土,土上晒大粪,人就躲在下面。他们还戏称为蹲“莫斯科”。我在区党委党校学习半年后,本来要留我在党校工作,担任支部书记,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上级考虑我对敌战区的工作较为熟悉;决定让我再回夏津工作。我于1940年底再次回到夏津。

    为了开辟夏津的工作,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于1941年初,上级将夏津划分为夏东和夏西两个县委。陈剑任夏西县委书记,我任夏东县委书记。夏东由纪照青任组织部长(后王阁序任组织部长)、徐敬民任宣传部长。因是敌战区,活动都是秘密的。县委开个区委书记联席会,工作也就布置下去了,由各区委负责人分头去干。组织形式也很简便,县委的干部兼任区委书记。纪照青兼任三区书记,徐敬民兼任二区书记,王阁序兼任四区书记。

    在敌战区,我们的活动处处受到敌人的制约,党组织和党员也不能公开活动。1941年秋(1941年8月),骑兵团过河开辟运东。指导思想还是百团大战的指导思想,大轰大嗡,宣传红马连、白马连、黑马连、老红军、四个鼻子的捷克式(一种机枪),试图把敌人吓一吓。骑兵团过河没有站住脚,1941年10月就走了,但地方党组织和部分党员干部却暴露了。因为骑兵团过来后党组织很活跃,我们的士气也很高涨。到处贴标语,拔电线秆子,标语都贴到城里警察局门口,大部分敌人的通讯线路的电线秆子被拉走。还组织了几个游击队,配合骑兵团突袭敌人。军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地方党组织派人领路。军队在夏津活动时,始终离不开我,离开一会儿,通讯员就骑着马到村子里找县委书记,所以我也暴露了身份。

    骑兵团走后,地委想把我调出来,但又考虑到地方党组织需要整顿,就又留我在夏津工作。秋季军队走后,冬季稳定了一段时间,党组织也比较健全。但敌人也开始反扑,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部分党员被捕。1942年的一天,我们准备在李集李兆青(党员)家开县委会,事先我们的交通员郭长城、姜化甫2人在李兆青家给我们准备了晚饭。几个县委委员到后,吃过饭商定转移开会地点,于是转移到距李集一里地的小郭庄开了县委会。我们在李兆青家走后不多时,敌人将李家院落包围,李兆青被捕,他死在狱中。因我们与河西失去联系,活动经费也搞不到,我也好久没回家了,所以就趁天黑回家弄钱。那时我家附近常有埋伏的敌人,不能白天回家,也不敢在家过夜,想趁天黑弄到钱就走。到家后,因家里没钱,祖父说家里的棉花已经送到小王庄,答应第二天去拿钱,我只好在家过夜,睡在西屋。第二天黎明,祖父锁好西屋,就去小王庄要钱。到吃早饭时,我家被敌人包围。我在西屋睡觉,屋门还锁着。敌人进到院里就到北屋搜查,见我没在北屋,就逼着家人打开西屋门。这时我已被吵醒,想跑是跑不掉了,打吧又没有带枪。万般无奈,我爬到小吊窗上藏了起来。窗户外边是西房和北房之间的夹道,夹道上面盖了顶,里面放农具等杂物,因此不会透光,里面并有蚊帐挡住了身体。两个敌人进来后翻了几个箱子,还站在门口八仙桌旁说了一会儿话,因没有发现我。就把我祖父、母亲和妻子带走了(由于我祖父年老,妻子怀孕,不久即被释放。母亲被关押拷问,吃了许多苦。为了营救母亲,家里几乎把所有的田地卖光。后来托人找到五区伪区长,他与我家沾亲带故,不好推辞,于是出面作保。也是母亲坚强,敌人始终不能从她口中得到有用口供。由于区长作保后,敌人将母亲改为“外押”,类似现在的监外执行。出狱后到伪区长家做饭,不能回家,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家。这个伪区长为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宽大,并还退赔了收受的礼金)。敌人走后,我判断敌人的反扑行动开始了,我随即赶到五区于家仓村找于吉兰。在桃行里找到了于的爱人,让她马上去找于吉兰。见到于后,我让他立即通知其他县委委员马上隐蔽,于派了几个人分头送信。

    二区徐敬民接到信后,正在给学生上课(当时地下工作者多数有公开职业作掩护)。他对学生说:家中有病人,有人送信来叫我回去,你们自习,晚上自动放学。徐敬民离开学校就往家赶,在路上发现了敌人,没敢回家直接去了别处,敌人在学校和他家都扑了空。给三区纪照青送信时他没在家,把信交给了他母亲,晚上纪照青回到家后他母亲没有把信交给他,他因不知情而睡觉。第二天早晨,敌人进了院他才知道敌人来抓他。跑是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抓了一条被单把身子一盖,只露出两个眼睛假装睡觉。敌人并不认识他,进门就大声问:“你是谁?”他就改了个名字说“我叫许宗禄。”(他在家的名字叫许宗福,他弟弟叫许宗禄)敌人又问:“你哥哥呢?”他说:  “在西屋。”敌人就到西屋把他弟弟当成纪照青抓去了。敌人抓到人就放松警惕,房上的人也下来了,纪照青借机从后吊窗逃出而幸免于难。

    这一次敌人的大反扑,夏津县的党组织虽然遭到一定破坏,但大多数党员在对敌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决心继续同日、伪、杂顽等反动派进行斗争。当务之急是营救被捕的同志。骑兵团在夏津袭击了一下敌人,又过马颊河去了高唐、禹城等县活动。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几枝枪,组织了几个党员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在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党员找到地方绅士、国民党员张化同、张玉有。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我们的大部队虽然走了,游击队还在,请你们把我们的人设法要出来,双方无事。要不然,你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经我们恫吓,他们害怕了。不久他们托人到土匪刘胡子那里去要人,刘胡子坚持不放。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花钱把刘胡子手枪队的头头买通,要他在活埋我党人员时,偷偷放人。一天,敌人把张道兴弄到树行子(即树林子)里松了绑、挖了坑、将其推到坑里,埋了几锨土就走了。没想到的是,张道兴从坑里出来没有跑,而是站在那里大骂。如果当时他跑了也就营救成功了。他这一骂,敌人又回来将其活埋。通过我们大力营救,虽然被敌人害死了两个人,但是其他被捕的同志都获救。

    坚持抗战

  夏津的党组织在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但仍有较强的战斗力和组织纪律性,因为这些党员大部分都有公开身份,如教书、开店铺等。我也经常以教员的身份活动。记得有一次我到后屯(有4个村庄名称非常相似,相互距离还很近,它们是:前籽粒屯、后籽粒屯、前于里长屯、后于里长屯,分别简称为:前屯儿、后屯儿、前屯、后屯)找地下党员褚长茂。他们村正要组织唱戏,找了几个教员在小学编写对联。褚长茂介绍我也是教员,于是请我出一副对联。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就将唱戏二字拆开形成一幅对联:  “昌口而歌是唱也;虚戈相舞非戏乎。”他们众口称赞,并将它写好后贴在戏台两侧。搞地下工作就是这样,不但要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机应变,不断改变你的身份,而且,你的外在表现(包括外表和言谈举止等气质方面)都要与此身份相适应,否则,就可能暴露。另外,我们还掌握或利用不少合法的或公开组织,如道、教、会、社等。如,于家仓的一个在“道”的头头就经常为我们办事,有时我们的干部还在他家吃住;于家仓“红枪会”成员于风奎也与我们有联系。还有各种会社如馍馍社、香社、义和社、抬架子社等都是我们掌握的公开组织。所以,夏津的党组织能在艰苦的环境里开展工作。到1942年7月,我离开夏津调恩县工作之前,夏东县委组织建立了区委、区政府,县和区都有了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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