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苏联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经验，防空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而我国的防空部队还很年轻，武器装备、部队建设、人员素质、战术战法的研究等都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为此，上级领导决定选派人员到苏联学习。条件以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较高、年轻而且有实战经验为主。当时部队平均文化程度不高，我就算有文化的人了，因此我被选派到苏联学习。
突击学俄语 1954年5月至1955年5月，我们在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补习俄语。在我们之前，已有部分人先期到达将近1年，因此，我的俄语水平难以与他们相比。除此以外，我高小（即现在的完全小学）毕业后，又在临清乡村师范学校学习了3年，也就是中专毕业；参加革命17年，紧张而危险的工作也不可能复习；在朝鲜，虽然沈阳炮兵学校派有俄文翻译，战争环境也无暇学习。作为已进入而立之年的人，毫无基础，要在1年内初步掌握一门外语，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选派我们赴苏学习是祖国的需要、党和领导的信任，也是人民的嘱托，学习好是我们的责任。为了学好俄语，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上，走路、打饭，甚至上厕所和做梦都在背单词，尽管如此，我的听和说的能力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俄文成绩到苏联列宁格勒炮兵学院高炮系学习的。
授衔
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中校衔，1961年晋升为上校衔。第一次授衔考虑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军龄和职务。我的军龄不长，大概从1943年3月恩县县大队成立，我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指挥长算起，也可能从1948年我送高唐县大队到部队并正式留部队工作算起。
1955年被授中校军衔职务为师副参谋长，不算高。1941年2月我就任县委书记，1942年任恩县县委书记，1945年初恩县成立独立团，我任政委。按军队和地方干部对应关系，县委书记也应对应为正团级，然而，高唐是新解放区，县大队成立较晚，升编时编为独立营，而因已说过的原因，在恩县全县即将解放之时，我被派往中央局党校学习，反而由正职改任副职。因而我到部队工作后是从正营级开始，一步步晋升，到1950年10月又升至正团级的。如果说还有其它原因的话，那就是我对个人级别、职务、待遇从来不争。当时正当学习俄语最紧张的时候，而且即将赴苏学习，也无暇去争。更何况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带头不参加授衔，他们指挥了那么多大战役，毛主席还是中央军委主席，我有什么可以争的？当时的确有不少人争，有人还哭哭啼啼，所以毛主席说“男儿有泪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不轻弹，只缘未到授衔时”。1955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留苏
在苏联学习遇到的最大困难仍然是俄语听、说能力差。上课不能完全听懂，提问也有语言障碍，因此，课余时间首要任务是和同学对笔记、对照讲义整理笔记，然后才能做作业。因此，我们付出的学习时间，比苏联学员要多得多。
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科学知识需要补课。我是文科中专毕业，工科大学基础科学知识几乎为空白，幸好我有使用苏制高射炮进行防空作战的实战经验，采取急用先补，边学边补的方法，还可以应付。
遇到的第三个困难是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1955年6月刚刚到苏联学习时，两党、两国关系还相当好，那时正在学习基础课，我们和苏联学员学习的课程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和苏联教官及学员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好。自1956年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公开化，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随着学习的深入和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学院的一些实验室开始不允许我们进入，教材也和苏联学员有区别。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国人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两党、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但是，我们学不到相关知识，难以回国复命，难以为我国的炮兵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力量，于心不甘。我们通过和苏联教官或学员的私人关系，私自借到讲义或笔记，拼命学习，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人弄到资料，其他人就在宿舍互相传抄。那时，我们和教官的关系很好。他们年龄在苏联列宁格勒炮兵学院也不算很大，军衔也不高，绝大多数是中校，也有上校和大校，但大尉很少。每逢苏联重大节日，他们总要请客，我们没有他们的工资高，因此，较少请他们，国庆节还是要请客。记得有一次国庆节，我们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弄到北京二锅头酒请他们，他们平时喝低度的伏特加、白兰地等酒习惯用高脚杯，这一次喝烈性二锅头酒仍用高脚杯干杯，个个酩酊大醉还说北京二锅头酒好。事后听说他们受到批评，不知是因为醉酒失态还是两国关系恶化受到批评，自那以后，他们在公开场合对我们比较冷淡，私人关系仍很好。
在苏联荣获xx勋章和xx勋章各一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