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炮兵学院
1960年10月，我们从苏联列宁格勒炮兵学院毕业回国。12月，分配到宣化炮兵学院任教。1960年12月至1962年12月，任高炮系副主任；1963年1月至1967年3月，任高炮系主任；学院的任务不是进行学历教育，而是对部队现役领导干部进行培养。开始时的培养对象以团级以上的干部为主，后来也有营级干部参加。学院除了教学还搞研究。1967年4月至同年11月，任训练部副部长。本来高存信院长找我谈话时说的是让我当部长，原训练部部长调到其它部队另有任用。可是，没有几天，高院长又找我谈话说，原训练部长因发现肺癌，不便到新单位报到，暂时留在学院治病，因此，他名义上还是部长，你暂时任副部长。就这样，我又由部长成为副部长，而工作全部是我承担。此人在我离开学院到第二轻工业部当军代表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我已没有机会任部长，因而，副部长的职务和级别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在轻工系统
中苏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和“四清”运动，已经反映出我们党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的估计出现严重偏差，到1966年6月，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已经把错误的认识变成错误行动。他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纯洁党的组织，探索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亲自参加缔造并经过几十年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执政地位的党的领袖，极为关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极为关注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脱离群众现象，并采取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错误估计，导致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又采取了取得政权之前的斗争形式，如“踢开党委闹革命”、支持成立造反派组织、支持大字报大串联、支持群众组织夺权等，造成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瘫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人民基本生活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毛主席虽然支持天下大乱，并设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然而，他对这种极端混乱局面也不得不设法约束，号召“三结合”、“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而这些号召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他的话并不象林彪所吹捧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他原先所设想的全面夺权会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夺权和派性斗争发展成武斗，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原来这些红极一时的造反派，也不是忠实贯彻和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可信赖的力量。于是，采取了紧急措施，对情况严重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了军管，对学校和某些机关派驻“工宣队”、“军宣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各部委派驻军代表，实际上实行了军管。1967年12月，我奉命到第二轻工业部任军管会主任，命令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合签署。稳定二轻部 第二轻工业部在国民经济中历来是不可或缺的工业部门。它是日用小商品（主要是手工业制品）制造和供应的主管部门，这些小商品是老百姓时刻都不能离开的生活必需品，一旦供应短缺就会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它又是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和供应主管部门，这些商品不仅是人民丰富、美化生活的产品，而且又是出口创汇的重点商品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还是对内、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值得庆幸是对工艺美术品的宣传教育作用没有引起江青等人的注意，使之基本上保持了传统和特色，特别是在出口商品中，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更小，我说的是小而不是没有影响）。因此，我到第二轻工业部后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虽然当时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工业治理模式，企业受所在地的局势影响更大，但是部机关的稳定对下级机关及企业的影响也不可轻视。所谓“条条”，即是指国务院的部、省里的厅、地区和县的局之间的纵的领导关系，所谓“块块”，是指省、市、自治区内部的领导关系。
部机关要实行“三结合”，即，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共同组成领导班子，当时称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因实行军管，所以军代表处在主导地位，因为解放军当时被宣传得很神，军代表被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军代表刚刚进驻，与各派都无瓜葛，比较超脱，各派和老干部都对军代表寄予很大希望。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希望。老干部和广大群众希望军代表尽快将局势稳定下来，而个别造反派的头头则希望军代表能支持自己这一派。在领导关系上，军队几乎不过问，有时传达重要文件和重要会议精神时叫我们参加，其实，这些精神在国务院系统已经听过传达，因此，我们主要受国务院领导，江青等四人帮也插不上手。
要稳定部机关，首先要建立和稳定领导班子。解放一批老干部参加领导班子是关键，他们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考验，精通业务、熟悉人员、经验丰富，应当成为领导班子里的骨干。原二轻部部长徐运北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革命，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在鲁西北一带活动，我和他就是那时认识的，也算是老战友啦。由于我对他的了解，很快就把他解脱出来，并通过他了解其他干部的情况，老干部谢鑫鹤被结合进入领导班子，很快就稳定了干部队伍并取得他们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徐运北本人虽然始终协助我工作，却因难于通过群众关而没有被结合。对于造反派的头头，则充分利用“最高指示”的威力，也可以说是拉大旗作虎皮吧。1967年下半年，毛主席针对混乱局面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8月，他批准周总理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峰进行隔离审查；中央连续发布命令，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安全；7月至9月，他连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10月又以中央的名义下发了视察时的谈话记录， 毛主席在谈话中除重申“实现革命大联合”之外，对于干部，他重申“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起来”。对于红卫兵则进行了批评，他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在向学校派驻“工宣队”、“军宣队”的同时，他找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批评他们大搞武斗，并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1968年1月，又对四人帮的另一个急先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这一系列措施成了我们稳定二轻系统，特别是稳定二轻部机关的尚方宝剑。造反派口口声声说他们这一派是如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发誓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军代表进驻二轻部时也表过态。尽管有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对“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也各取所需的行为，在这些“最高指示”面前，在当时形势下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当然，对他们也不能一味的压制，也要做一些思想工作，也要讲一些大道理，还要分化瓦解，吸收他们中的部分人参加领导班子。那时工作很难，说话特别小心谨慎，方方面面的话都要说到，不能让人抓住辫子。
局势稳定以后，就要抓生产。抓生产以经验丰富的干部为主，也让参加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参与，一方面是让他们通过抓生产，体会生产的重要性和组织生产的难度，使他们理解和支持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体现他们有职有权，从而避免生出事端，影响稳定局面。抓生产也要借助“最高指示”的力量， “抓革命促生产”是引用最多的毛主席语录。在外贸出口、保证居民购货本上的商品供应、一些重大节假日或重大事件需要丰富市场，装点门面时，就会说，完成当前生产就是“最大的政治”。那时抓生产很难，一方面政治运动、政治学习经常是“雷打不动”，严重冲击生产，另一方面是原材料严重不足或供应周期太长，按计划应当交付时原材料才到，生产部门不得不加班加点突击。更严重的是抓生产的人心存顾虑，担心被扣上“唯生产力论”和以生产压革命的大帽子。
由于周总理身体不好，中央的工作很忙，真是日理万机。所以，当时实际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是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和李富春，有人称为国务院二李。后来李富春身体有病，主要由李先念主持，李先念的得力助手是余秋里。余秋里是独臂将军，工作能力很强，很有魄力，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欣赏他。先是让他抓石油部，工作很有起色，后来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务院工作很困难，于是又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李先念工作，所以他成了不是副总理的副总理。每次大活动报道参加人员时，在中央领导人之后总要有一句“还有余秋里同志”（我的名字都是在大名单里）。我到二轻部工作之前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不认识我，可能是对二轻部的工作比较满意，对我越来越器重，许多活动让我参加，许多工作让我去做，个人关系也发展得很好。
国务院工业部门的调整 1970年，国务院对部分工业部门进行调整，原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合并成新的轻工业部，原石油部、煤炭部、化工部合并成新的燃化部等。这可能与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有关，也有精简机构、减少人员等改革的原因。与此同时，许多中央企业也下放到地方。要求日用小商品和主要的轻工业品各省、自治区自给。
原来3个部都有军代表，合并后，那两个部的军代表陆续撤回（实际上原纺织部的军代表没有到新成立的轻工部报到，原一轻部军代表是空军的毛代表，报到后不久就撤走了）。原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资格很老，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任革委会主任，党组没恢复之前，部机关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他兼任组长。但他年事已高，体力不支，己不能坚持正常上班，所以实际工作都落在我们身上。原第一轻工业部部长曹鲁也是老革命，任革委会副主任兼核心小组副组长。行政和业务工作主要由他负责，特别是后来我逐渐从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后更是如此。我任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由于钱部长年迈多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所以实际上由我主持轻工部工作。
合并后的轻工部人员编制约800人，比合并前任何一个部的定员还少，与现在部机关更无法比。许多会议开得很简朴，我参加国务院会议，如果不声明，服务员就会给你冲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交一毛钱后即可。那里也有烟、茶等小商品，无售货员，你只要按标签上的价钱把钱交足即可把商品拿走。开会时间也常常选在节假日或休息日，特别是春节，要移风易俗，更要开会。平时领导干部很忙，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日广大干部和职工都休息的时候开会的确很安静。有一年春节，我本打算利用节日休息3天回山东老家探望老母亲，国务院通知开会，直到大年初二下午才结束，我只好请了3天假，并请部办公厅买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多的火车票，乘硬座回家。本不想麻烦地、县领导，因此，我下车以后直接找卖汽车票的地方排队。我想天不亮就排队，上午总可以到家，哪里知道，那时汽车票那么难买，我还没排到，车票就卖完了。我总共请了3天假，如果在路上就耽误时间太长，就不好交代了。没有办法，只好请地委同志帮忙，这样还是惊动了地委和县委的同志，为此，我在家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只有不到1天的时间。
新组成的轻工业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虽然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和重工业，投资重点也是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但谁也不敢轻视轻纺工业。不仅因为它是解决老百姓穿衣、日用品需要的部门，而且他还担负着保证就业、创利并为国家建设重点工程积累资金、出口创汇、援外等重要职能的部门。也是我国完成工业产值的大户。有一次我和一位某国防工业的同志聊天，了解到他们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还没有轻工行业的零头多。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未能执行，1968年国民经济计划未制定，1969年2月才召开中断了两年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总理及时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和整顿工业部门的工作。经过1年的努力，到年底，全国工业生产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1970年2、3月份，全国经济计划工作会拟订了《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由于当时对外敌入侵的危险估计过高，同时对经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计划指标偏高。“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备战、备荒、为人民”， “以备战为纲”，于是全国各地挖防空洞，我的院子里也挖了防空洞，既影响了正常生产，又花费了不少钱；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基建规模进一步扩大。现在看来这些做法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至今仍有那时决策留下的后遗症，但是，当时的确存在一触即发的危险，作为国家领导人不得不采取相应应对措施，正所谓有备而无患，如果无备而有患，就会成为历史罪人。在此种情况下，国家需要加快积累，因此，轻工业系统面临更大的高指标压力。轻工业生产能力有潜力可挖，特别是纺织业生产能力潜力更大，原材料不足是大问题。各地都到部里要指标，有的托我的亲戚、老战友、老部下到北京来找，更有甚者竟有人以安排我在建设兵团的孩子的工作为交换条件，以我一贯的原则性，当然没有答应他们。其实当时也知道，纺织工业使用进口棉花，然后出口纺织品效益更好。正如钢铁工业在沿海建厂，用进口矿砂炼钢，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很快就会大幅度提高一样，因担心一旦爆发战争，敌人掐断原料供应，工厂就会无米下锅，甚至成为敌人的靶子。当时正在进行三线建设，不可能实行这样的工业发展战略。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夺权阴谋失败，陈伯达受到公开批判，以及“斗、批、改”，特别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以后，反极左，追查“5.16”分子等对改变人们的思想，重建工厂的规章制度，从而保证生产和质量大有好处。“斗、批、改”虽然是“文革”左倾思想的产物，但毕竟开始建立规章制度。而且极左人物一个接一个倒台，老干部相继恢复工作，党组织恢复活动等，使已经对“文革”厌倦、对极左反感了的广大干部群众，认为毛主席的真实意图是通过“斗、批、改”结束“文革”，而一次又一次挑起事端的是“四人帮”。周总理和老干部是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四人帮”才是大大野心家。“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使职工10年不能调资，绝大部分职工都是每月只有40多元的老二级工，大家急切盼望有一个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些不但是我们能在那种困难局面下组织好生产的有力保障，也成为后来“四五运动”和毛主席逝世后能迅速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1971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超过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市场供应出现紧张，许多商品凭票证供应，购物排长队现象更加严重。1973年全国普调工资。虽然那时职工工资低，级差小，如二级工与三级工的级差只有几元，但是，银行存款还是明显增加。按当时的理论，如果老百姓手里有一块钱，商店里必须有7、8块钱的商品才能保证不会出现抢购或挤兑。因此，轻工业部面临保证供应和回收货币的双重任务和压力。
回收货币和增加积累的主力军是轻工业部。那时不举债，以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为光荣。也无个体户更无私营企业，所以，工业企业用的生产资料类商品不能回收老百姓手中的钱，相当于国家财政把这个兜里的钱放到另外兜里一样。只有老百姓购买的商品才能起到回收货币的作用。“衣、食、住、行、用”中因无商品房只有公房，所以在住的方面只是象征性的支出房租；因不时兴旅游，出差、探亲的路费可以报销，在“行”的方面支出也很少；民以食为天，谁也不能不在吃的方面消费，人们的生活水平越低，在吃的方面的消费比重越大。但是，那时的食品和副食品几乎全部是凭票证供应，所以，在吃的方面只有糖果和点心类可以回收老百姓手中的钱，还受原料供应的制约；剩下的就是“衣和用”而这正是轻工业部的业务范围。
轻工业制品相对价格较高。当时年轻人结婚的3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手表大约120元左右，自行车和缝纫机都在150元左右，而当时大多数职工的月工资只有4、50元。税收和上缴利润也高，各地建了不少厂，虽然现在这些厂撤并、转产、倒闭的不少，当时的确做了贡献。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人们有了余钱以后，就会设法把自己和住所打扮得美一些，工艺品是人们的首选（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投资概念）。工艺品也是出口创汇的主要商品，而且，生产工艺品基本不受原料的限制。为了促进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轻工业部于1972年10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大型工艺品展览会，引起很大轰动。展览内容齐全，包括雕塑工艺，陶瓷工艺、织绣工艺、漆器工艺、金属工艺、编织工艺等几个方面，以玉雕和瓷器影响最大。展览会上流传着形容瓷器的顺口溜：“洁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水胆玛瑙也出了风头，这是西瓜大小的玛瑙制品，玛瑙内部有形成玛瑙时留下的水，因此俗称水胆玛瑙，让人们开了眼。双面绣也深受称赞。人们的爱美之心经过多年的压抑，好像一下子释放出来，参观的人流如潮，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找我要展览票的应接不暇。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也参观了展览，我和部里的领导陪同。参观的还有各国驻华使馆人员，以及专程从外地赶来参观的人。10月12日，来北京签署建交联合公报的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长谢尔参观了展览会，由我陪同。谢尔看得非常仔细，赞叹不一，对拐杖特别感兴趣，反复观看不肯离开。我答应送他一条，请他自己挑选，他挑选一条外面有许多疙瘩的，可能是花椒木制作，非常高兴。展览会获得很大成功，社会反响很大，对工艺品的生产、国内销售以及出口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后听说，江青说此次展览会宣传封建迷信。但江青等人并没有参观展览会，她可能是指玉石、高级瓷器的造型，它们的售价一般较高，国内销售量很小，主要供出口，因此其造型以神话传说人物为多。但是，由于展览会的社会影响大，江青没有挑起事端。
国家对烟酒类商品的税收很高，生产利润也不菲，但因其生产原料是粮食，当时国家并不鼓励发展。但是，由于酱香型的茅台酒历史悠久，中央领导人大都喜欢喝，又是国宴酒，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继访华，在国宴上都喝了茅台酒，于是茅台酒名声大噪，蜚声海内外，国内对高档酒的需求猛增。尽管其价格一再调整，市场上几乎见不到茅台酒。我在二轻部工作时，妹妹来看我，知道我喜欢喝茅台酒，她同侄子从新街口到西单，又到王府井、前门，用了将近1天时间才买到两瓶。到轻工业部工作后，虽然造酒业属轻工业部管，我要买茅台酒也不容易。别人也知道我的脾气，不敢给我送礼。轻工业部副部长谢鑫鹤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在他调任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时，带来二十瓶茅台酒，将其埋藏在地下，舍不得喝，每年只取出一瓶，可见茅台酒多么难买。茅台酒所需窖藏时间很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产量，加之其不菲的利润，于是，各地纷纷聘请茅台酒厂的老技工或技术人员帮助酿造酱香型白酒，号称仿茅台酒。有一次我在外地视察工作，正遇到评酒。十几个编有号码的相同的杯子里，只有一个是茅台酒，一个是仿制品，其余是其它白酒。评酒师们通过闻、品、看，写出茅台和仿制品的杯子号。我当时正患轻度肝炎，不能喝酒，只闻了闻就正确判断出茅台酒。我告诉他们，你们的酒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就是不能叫茅台，我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倒不是我那时就有很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只是觉得几百年形成的老牌子，不能毁在自己手里，不能自己毁自己。
布票是使用最长的票证，从1954年实行到1983年废止，每年全国要发放上百亿尺的布票。从印刷到逐级发放，所消耗的人力和物力难以统计。说明我国长期不能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主要原因是人多而棉花产量不足，大约在200万吨左右。那时也不主张进口棉花，不仅仅是对战争形势的判断，敌人长期封锁使我们的外汇有限也是原因之一。当时的化纤制品在国内还是高档品，与国外市场相反，其价格远高于棉织品。由于化纤强度大，耐磨、耐洗，因此，厂家将衣领、袖口、袜子的跟部用混纺的。为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1971年10月底，国务院召开会议，一方面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另一方面总结了农、轻、重和基础工业的关系及平衡的重要性。在10月19日的会议上，余秋里在谈到林彪一伙在国防工业瞎指挥，冲击国民经济的发展后说，基础工业上不去，你什么现代化也上不去。不考虑内部条件、外部条件、生产过程本身的规律，只搞瞎指挥不行。他在10月28日的会议上，在谈到化学工业上不去，影响国防、影响轻工市场时，举例说，火车专列一个服务员，买了一条的确良裤子，向毛主席炫耀，讲了很长时间。11月23日，陈锦华讲的第五个问题是有关轻工方面的问题。他首先讲了日用工业品和食糖，接着就讲化纤。他说，我们要自己搞四机两泵，支持化纤进口设备，要求让老百姓买的确良不排队的目标。轻工业部进行了调研和论证工作。1973年我国进口了四套技术先进的化纤成套设备，仪征化工原设计能力为年生产化纤原料50万吨，相当于当时全国化纤生产能力的总和。这些设备建成投产以后，穿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让老百姓买的确良不再排队的目标可以实现。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如江苏仪征化纤工程，虽然是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一期工程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1个天文数字，国家花了3亿元从国外购买了设备，后续工程资金难以筹集，一度面临下马危险。轻工部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情急之下就想起了原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工商联主席，当时已经任政协副主席、中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荣毅仁。派曾任荣毅仁副部长秘书，当时已任部党组副书记兼部办公厅主任的蒋益新找荣毅仁帮助，荣老板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并说服他同意中信公司到国外发行企业债券，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才保住了仪征化工，那已经是1982年的事了。后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科技进步，国内棉花产量大幅度提高，到1982年我国棉花产量已达358万H屯，至此，穿衣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在此之前我已离开轻工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