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追悼会
1973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着周总理和毛主席病情加重，邓小平的担子越来越重。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尽管“四人帮”千方百计阻挠，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主席提出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3个职务；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中央一号文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人们理所当然地理解为邓小平已被确定为接班人，至少也是周总理的接班人。那时，周总理主持党中央和政府日常工作，国务院实际由邓小平主持，他进行了全面整顿。毛主席于1971年患病，1975年下半年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保持不多的联系也要通过联络员毛远新，已经不可能全面了解情况。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趁机诬告邓小平，1975年11月，毛主席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他可能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理解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这当然是他不可能容忍的，于是他失去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党中央一号文宣布停止他的工作。2月由毛主席指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1月3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就已经宣布了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那次会议由张春桥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所做的决定，邓小平表了态，他除了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还对华国锋说，我在国务院工作的时间里给华国锋同志增添不少麻烦。会议之前的气氛就很紧张，因为每次召开紧急会议都会宣布重大决定，大家不知道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大家事先已经听到有关邓小平的小道消息，预料到此次会议可能与此有关，大家仍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会议开始后，气氛更加紧张，除了会议发言的说话声之外，听不到任何声音。散会时，没有以往那种说笑，人人都默默地离开，好象人人都在想什么，也好象人人脑子里一片空白。中央决定公布以后，各机关、团体都组织了游行，我走在轻工业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不管嘴里喊的什么口号，其实人人心里都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心的同时，也暗暗感到有一点庆幸，毕竟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又一次失败了。
1月8日，周总理不幸去世。10日，向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由于地方小，容纳的人有限，吊唁活动时间又短，许多人不能如愿。15日下午，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时还没有宣布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追悼会仍由邓小平致悼词。我参加了追悼会和吊唁活动，亲身体会到当时悲痛气氛，那是对周总理逝世的发自内心的悲痛，也有对党和国家未来的担心，对“四人帮”阻挠群众悼念的愤怒。这种悲痛、担心、愤怒是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真正原因。4月7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时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当晚由中央台向全国广播。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8日，在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7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我参加了追悼会和吊唁，气氛是难以琢磨的凝重，是沉思，是等待，是准备什么？还是担心什么？
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9月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和瞻仰遗容，9月18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江青别出心裁地用一种叫做“文冠果”的花放在毛主席的遗体旁，并在报道时特意点出此花的名字。此花是一种落叶小乔木的花，既不知名，也不好看，其用意昭然若揭。追悼会上担心的气氛抑制了人们的悲痛心情。事实上，“四人帮”在毛主席刚刚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行动。10月6日晚，华国峰、叶剑英执行党和人民意愿，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查，并通过华国峰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0月14日，当人们从广播中知道消息后，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第二天，群众上街游行，表示对党中央的支持，我走在轻工业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参加中央代表团 1976年是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的1年，不到9个月时间竟有3个开国元勋而且是在任的党、政、人大一把手相继逝世，可以说是三次政治大地震，7月28日发生在河北唐山的大地震，则是损失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人们还没有从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委员长逝世的悲痛和担心中解脱出来，又遭遇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真是天大不幸。那时我国不接受国际援助和救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全国动员支援灾区，却不组织也不接受个人募捐。党中央、国务院紧急组成由中央领导和各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由华国峰亲自带队赶赴灾区。由于地震破坏、抢救伤员和抢运救灾物资，虽然唐山距北京不远，走陆路难以到达，所以，代表团是乘飞机去的。机场跑道和指挥塔也遭到损坏，靠机场飞行员的努力配合完成这次飞行任务。整个城市已被夷为平地，震后又大雨滂沱，惨不忍睹，代表团就在机场就地搭起帐篷办公。一方面组织抢救困在废墟和矿井里的人以及救治伤员、维持秩序、防止疫情，另一方面组织和调运救灾物资，保障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国务院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代表团成员，实际成了现场办公。大大加快了救灾进度。人是可以共患难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容易，实行共产主义难，越是困难越能激发和调动强大的精神力量。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例。在抗震救灾中以及在以后的重建唐山、重振唐山经济中，轻工业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7年8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中央派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团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担任，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陕西代表，纺织工业系统职工吴桂贤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完全出乎意料。她是西安国棉厂全国先进集体赵孟桃小组的党小组长。赵孟桃创造了先进工作法，是全国劳模，她去世以后，吴桂贤带领小组的姐妹们继续保持了小组的荣誉，成为全国劳模。我到陕西曾多次见过她，此人的确干得不错，在厂、市和省里都担任职务，但是，她毕竟是当工人为主，一下子担任这么高的职务，承担这么大的领导和管理职责能否胜任？钱之光部长也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轻工业部部长，曹鲁是第一副部长。自那时起，国务院各部委组织开始正规健全，军管会和革命委员会的作用逐渐淡出，我也逐渐从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到1976年11月，成立部党组，我担任党组副书记。由于钱部长的年龄和身体原因，实际主持
当时如果我同意脱军装，也就留在部里了，钱部长和曹副部长多次找我，希望我能继续留在轻工业部工作。在我回到军队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曹部长还表示希望我再回部里工作。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年底，中央决定从各部委撤出军代表，我于1978年1月离开轻工业部。
接待外宾
在轻工业部工作期间，由于钱部长的年龄和身体原因不便参加，曹副部长是业务型干部，也可能受冲击心有余悸，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我经常参加接待外宾，谢鑫鹤、夏之栩。等其他领导也时有参加。与轻工业无关的外宾，就是参加国宴，陪同吃饭。与轻工业有关的外宾，则要陪同参观或谈判。那时外事纪律很严，陪同吃饭时，除了天气、饭菜之类，其它话题一律不谈。那时我国有不少穷朋友，在国际上给予我国很大的支持，我们也通过他们做宣传，由于敌人对我国实行封锁，也有时通过他们在国际上购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东西，帮了不少忙。他们来时也张口要东西，有时他们有备而来，点名要参观，只要认为好的就张口要。有一次我陪同缅甸总统吴奈温参观纺织工厂，他点名要参观我们的某项科研新成果，并提出援助要求，由于我们没有得到上级指示，不敢做主，只得以不成熟为由婉言谢绝。
其他领导人陪同外宾参观也经常参观轻工业的工厂，有时也要部里派人陪同。外国领导人对我国的苏州双面绣很欣赏，是经常参观的工厂之一。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对苏州双面绣的猫非常赞赏，爱不释手。的确，两面绣的猫，其姿势、颜色、表情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真是一绝。双面绣中比较有名的作品有金鱼、白猫螳螂、月季群猫等。
特殊供应
解放初期，我国人口众多，虽然地域辽阔，但土地贫瘠，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生产力低下，保证人民的吃饭成了大问题，敌人也认为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为防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中央在对可能采取的8个方案进行了仔细推敲和斟酌以后，于1953年10月，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居民凭票证供应。1957年、1958年，情况有了好转，大跃进，特别是3年自然灾害使供应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3年自然灾害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在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比如我的老家山东省夏滓县，从1957年开始，连续3年多大旱，1960年7月，又连续遭遇冰雹和水灾，不少村庄颗粒无收，我的老家刘江庄就如此。1961年因地湿，种下的麦子发生烂种，夏季仍严重歉收。榆树的叶、树皮、树根全部被人们吃光。人祸是指大跃进不顾客观规律，高指标、瞎指挥以及苏联逼债。经过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1965年，农副产品和日用品的供应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冲击，情况又发生逆转，到1977年开始好转，布票和粮票到1983年才完全取消。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中广泛传说高级干部有特殊供应。若说无，那是说瞎话，若说有，的确不象传说的那样多。13级以上属于高干，我是10级；在军队，我是副军级；在轻工业部，我应是部级或副部级，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当时我都应算作高干吧，可是，我的特供是什么？就是15斤大米和几两油。我的购粮证的特殊供应栏内是这样写的：“每月大米15斤整”，不是增加15斤定量，而是在定量之内，供应品种上可以购买15斤大米，而普通老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买3斤好大米，仅此而已。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是作为军人，我在炮兵司令部第三食堂，可以按每人每天2两的标准购买大豆，还可以买一点粉丝、麻酱，这些是地方干部所没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应当是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我们都听说过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的事，那不是故事而是事实，全国高干都降了工资，我降了60多元。
可能有的干部走后门买东西，那是违纪，不是特供。
安家和请客
1967年，我在二轻部工作和刚刚合并为轻工业部的一段时间里，北京没有家，就在办公室放一张单人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家。那时家中来人，吃饭就到机关食堂排队打饭，白天去逛街，晚上就到招待所借被褥在会议室睡。1971年或1972年，在韶九胡同十五号甲安了家。这是某王府的小花园，解放初期李富春曾在此住过几年。北房6间，东头3间和西头l间为卧室，中间为客厅。后面有走廊，通向厕所和洗澡间。出客厅门向西有走廊通向饭厅，那里有厨房、饭厅、锅炉房各1间。厨房里有两个灶眼，1个炒菜，1个做饭烧水。灶旁有1个罐，可以利用余热把水加热供洗澡。锅炉房是冬天烧暖气用的。东南角有两间房子，1间可住人，另1间是厕所，是冬天烧锅炉的工人用的。客厅门前有1棵古槐树，院子里有葡萄、梨、枣、海棠等水果，还有香椿、芙蓉等植物。在备战最紧张时，也为我挖了防空洞。轻工业部副部长夏之栩（她是红军时期有名的夏娘娘的女儿）挖防空洞时，淘汰了一些竹子，我的孩子拿来在房前东西两侧各种了1行。和西院之间原有1个月亮门，门前有l假山，门已封死而假山尚存。从屋门到院门之间的甬道两侧各有两个大理石条凳，甬道东侧的大葡萄架（由6株葡萄组成）下有大理石圆桌和4个鼓型石凳，夏天在此乘凉很惬意。
安家以后，来客人都在家中接待。所谓接待，无非是沏1杯好茶，有水果时摘一些水果，如果在家吃饭，也就是家常便饭，和我平时的饭相同或略好一些。有的老战友很少见面，也有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友，几十年没有见面的郝震武，听说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工作，就请他在外面吃了一顿，饭后用车把他送回家。1942年我刚到恩县任县委书记时，抗日形势正处于最困难时期，郝震武是上级派来的武工队领导之一。
没有安家时自然3顿饭都在机关食堂吃，安家后，中午也在机关吃。机关有大小两个食堂，我有时在小食堂，也有时在大食堂和机关干部一起排队买饭。机关和家中饭菜花样少，也有吃腻的时候，有时实在吃不下，我就把大蒜捣烂，加上一点盐、酱油、醋，沾馒头吃。偶尔也到饭馆解馋。到饭馆去一般是轻工业部的几个领导，也有时拉上余秋里。当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自掏腰包，有一点像现在的AA制，只不过是以开玩笑的方式实现。我们让秘书事先联系，包一小房间（那时饭馆少，营业时间短，不事先联系吃不上，起码没有房间），当饭菜吃得差不多时，有人有事提前走了，有的借口方便不回来，留在最后的自然开钱。当然不能老让老实人开钱，下一次会有人装傻的。这样，几次下来，基本上就是AA制了。
小结
在我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轻工业系统工作超过10年。这是我年富力强，连续工作时间最长，在外人看来，是最荣耀的时期，其实是肩负责任最大、风险最大、最困难的时期。外人和家属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如：出入乘坐小汽车（那时小汽车还很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上天安门、参加国宴等活动的消息。他们哪里知道工作压力有多么大，风险和责任有多么大。
既要稳定住局面，确保生产生活秩序，又要“支左”，贯彻“革命路线”；既要解放老干部，又要让群众组织的头头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从给军管会的任务就可以看出工作有多么难，风险有多么大。
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做了评价： “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7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在工作中也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该书还对那时的工作难度进行了描述： “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军队干部参加地方行政工作， “他们对那些工作并不都熟悉”， “参加革委会的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能力的好干部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参加进去的一些坏干部和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则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许多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
那时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忙、严肃、不善言笑。很晚下班，吃过晚饭，就在卧室里看文件、读报或写东西。即使和家里人在一起，也是沏上一杯茶，坐在沙发里闭目养神，有时嘴里还自言自语。其实那是对一天的工作进行回顾，或者是对第二天的工作进行筹划。在当时环境里，说话办事处处小心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戴上帽子，+打了棍子。这样做不是为了保住位子，继续向上爬，从我一生的处世原则可以看出，我历来对职务、个人利益不在意，在意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我自认为工作能力尚可，对党和人民忠贞不二，万一我被打倒，权力落在不好的人手里，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受损失。
因此，传达文件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说是为了不走样，其实在平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不是我的工作风格，而在当时却成了保护自己的借口。开会讲话我平时没有用讲稿的习惯，除非开大会另有要求，但是，无论需不需要事先准备讲稿，都要事先进行周密思考，按现在的说法叫策划。一个讲话引用毛主席语录是必不可少的，不但开头要引用，中间每一个重要观点都要引用，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了让方方面面的人都能接受，同时也为了不被人抓辫子，方方面面的话都要说到，当然也包括一些违心的话。在后人看来，这样的讲话重点不突出，让人摸不着头脑，无所适从。的确，既要使想干事业的人正确理解你的意图，又要让那些专门抓别人辫子的人无从下手，这是困难所在也是技巧所在。比如，1972年初，我在讲1972年工作时，讲到又红又专时我是这样讲的：现在的问题是把红与专、政治与业务割裂开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第一位的。同时，“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的去做。”“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大家都要发奋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领导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领导好经济建设工作。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要建设社会主义，不懂得科学技术，不懂得业务是不行的。毛主席指示要与轻工实际相结合，既要学通指示精神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又要弄清轻工情况，从中抓住原料、企业管理等突出的问题。
家里人都知道我的脾气，从来不打听工作中的事，特别是与政治形势有关的消息。但是，到地方和基层去，人们总想千方百计地打听内部消息。在他们眼里，我就是接近中央的人，应当知道内部消息，其实，我与国务院某些领导接触比较多，甚至个人关系也很好，但是，我从来不打听不应该我知道的消息，这是纪律，而且也不见得对自己有好处。因而对中央核心层的分歧、争论、斗争情况能够感觉到、也能够分析到，但并不了解详情，但别人并不相信，我只能用文件或报纸上的话进行搪塞，或者委婉地把话题岔开。
这种小心谨慎，直到我撤出轻工业部以后的相当时间里，仍然没能改变，可以说是心有余悸吧。尽管我和李先念关系很好，没有因工作安排问题找过他；当时一位老战友从外地调来北京，在军委干部部工作，我本来想去看望，因怕别人说三道四而没有去；周惠曾因庐山会议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重新工作以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任省委书记。他知道我还没有分配，力邀我到内蒙古工作，也被我谢绝，等等，惟恐对别人产生不良影响。
我对这一段工作不想评价，仅举3个事例。其一，我和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的关系密切，他们对我很器重、很信任也很放心，几乎无话不谈，甚至不称呼我的名字。我对他们则既尊重又亲切。我和这些领导原先并不认识，只能说明我们的观点相同，他们对我的工作还满意。李先念、李富春曾这样评价我在二轻部的工作：解决了问题，没有伤害群众。“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余秋里对轻工业部的评价是：轻工部没问题，一直是老干部掌权。其二，在听到我要撤回部队消息之后，钱部长和曹部长多次做我的工作，希望我能继续留在轻工业部工作，在我回到部队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他们仍表示欢迎我回轻工业部工作，我与他2人原先也不认识，说明我在处理工作关系和与老干部的关系方面尚可。其三，在我撤出轻工业部时，没有发生群众不让走，或者到处写信告状的事情，而在当时此类事并不少见，可见，我与群众和一般干部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对我的评价总的说还算过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