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0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山东省夏津县城南关一个贫困家庭。当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广大人民日益贫困。我8岁丧母，过着非牛非马的生活，之后我先入恩县庞庄崇正小学校读书，以后又考入德州博文中学念初中，都是半工半读。虽然读了6、7年书，全是靠出卖劳动力的微薄收入维持读书生活。到我16岁的时候，家中更加贫寒，无力继续供养我上学便退学在家帮父亲干活。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一位同学从天津利生工厂给我来信，说该厂招收学徒工，问我愿不愿意去。危难之际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心中很是高兴，毅然下决心要走出家门到外面去闯一闯。我把父亲给我的1元钱路费揣在怀里直奔德州车站。一日之间就到达繁华的天津，找到那位同学后便进入利生工厂。工头见我年轻身体又壮实，便收我当了学徒工。分给我的活是织排球网，要求半天织1个。活虽不重，但很累人，完不成任务工头就不给饭吃。技术不熟又要赶进度，累得我汗流浃背，腰酸胳膊疼，加上吃不饱肚子，有时竞累得晕倒在地。狠心的工头比豺狼还黑，我得不到怜悯，得到的却是辱骂、斥责和毒打。夜以继日的织啊织啊，累得我面黄肌瘦，整天昏昏沉沉。一天两个球网的任务有时实在无力完成，工头便使出新招让我去干更重更累的活——捣拌臭牛皮。泡在大缸内的牛皮臭气冲天，熏得人头痛脑涨。为了挣一口饭吃，我只能忍气吞声，整日不停地搅拌臭皮缸。人命微贱，气息奄奄。我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浑身起了疥疮，疼痛难忍，实在无力干活。经过我苦苦哀求，工头才允许我到医院看病。人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当我到天津马大会纪念医院看病时，忽闻该院招考医务人员，我看过广告后，心中暗暗一喜，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偷偷地报了名。考试结果我榜上有名，此时我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终于摆脱了资本家的残酷压迫有了出头之日，难过的是考中后要有铺保并需交纳保险费100元方能录取。这下可把我难坏了，向哪里找保人和保险费呢？在走途无路之际，想起了我的在天津妇婴医院当护士的远亲表姐，便冒昧前去找她，我哀求她当保人和担保保险费。表姐虽有为难之处，但还是答应要帮助我，此时我心中甭提多高兴了！回到工厂我高兴得夜不能寝，悄悄地做些离厂的准备工作，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便偷偷地跑出了工厂大门。心里想，真是天在保佑我，使我离开了地狱般的工厂，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一进医院，首先进行了口头考试，我顺利过关，护士长便分配我值3个月的夜班。对一个从未学过医的青年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既来之则安之，我不懂就问，见人就学。久而久之，就能应付一般情况了。可是夜班与白班不同，只有我1个人，除非遇有特殊危重病人时能请大夫诊治，一般病人全靠我1人负担。除记录每个病人的病情外，还时刻观察病情变化等。较长时间的夜班，使我经常头昏眼花，半夜三更又困又乏。不知怎的有一次我的下颌骨脱臼，顿时疼得我难以忍受，我一手托住下嘴巴，一手还要试病患者的体温、脉搏，还要更换病人床单、倒尿盆便盆、冲刷痰盂，这样我干满了3个月。在这期间我后颈部因囊肿，医院决定将我调到药房工作，半年之后又调到手术室当了一名手术员。每天外科手术约10余人，都得预先消好毒，准备好敷料、手术器械。手术开始，我得及时准确地换递各种器械，稍一怠慢不是冷眼便是打骂。甚至被推到门外，把人当做奴隶，但我敢怒不敢言。这是英国人办的医院，是剥削奴役中国人的医院，它们视中国人为牛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每到月底我必须到院长办公室去领一点零用钱。收入微薄难以糊口。英国佬的横行霸道激起了中国职工的群起反对，联合起来举行罢工。我当时是联络人之一，组织了一些医护人员，并暗地里拿了不少手术器械和药材，准备罢工完后离开医院逃跑。战士们一个个整天提心吊胆，最害怕生病，不少士兵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纷纷开了小差。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凡二十六路军开小差到南昌者抓到一律枪决。被抓回来的士兵在全连示众，被打得血肉模糊，有的被枪毙，对此部队中怨声载道，极为愤慨！一次我和一些人同去看病时都大发牢骚，我说： “真不如开小差当红军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至吐“走，咱们一块当红军去，离开这个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