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兵连有位名叫刘振亚的教官，他平易近人，战士都愿和他接近，我也经常和他闲谈。有一次当我向他请教学习中的问题时，知道了他老家是山东临清县。我俩是老乡，口音一样，无话不谈。刘振亚经常给我们上课，一次他讲道：东北三省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万宝山惨案”。那些手无寸铁的同胞活活地被枪杀活埋。谁也不愿当亡国奴，应当起来参加抗战去！听了他的一席话我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战士们豁然开朗了，似乎看到了一条生路。希望有人领导我们去打日本鬼子拯救中国。从此后我和刘振亚接触更频繁了。一次我们为了避嫌到一家小饭馆闲谈，他直截了当地问： “你看见红军标语没有？”我说看见了，他又问：“你对此有何感想？”我回答道：“红军好！官兵一律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还打土豪分田地，打国民党反动派，为工农群众求解放……”。刘振亚听完我的话，连连点头，高兴得笑了起来。他又对我说：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解放全中国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武装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的话真像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顿时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了，敬仰、爱戴红军之情油然而生。这次谈话，刘振亚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简直是我政治上的良师益友。从此我俩成为挚友，经常在小饭馆闲谈，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去当红军，跟着共产党干革命1
1931年10月1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刘振亚约我到小饭馆闲谈，大概他已经掌握我的思想倾向，便直言不讳地问我： “你能牺牲一切，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吗！”我激动得一字一句地回答： “我愿意牺牲一切，为共产党的远大理想——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略微沉思后郑重严肃地对我说： “我现在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他的这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在以后的接触中，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大事，逐步明白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蒋统区”的各届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的救亡运动，东三省广大爱国军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营垒内部矛盾重重发生出去开诊所。我们的行动被院方发觉，不由分说便把我们这些人给开除出医院。
从此，我家远不能回，工作又找不到，成为一个流浪汉整日流落街头，靠借钱糊口渡日。晚上无处投宿只能在海河边墙下和衣而睡。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流浪，碰到一个曾在医院的好友。经他帮忙在基泰大楼俞保康诊所为我找到了做大夫助手的工作。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哪里有穷人的天下！我虽然日夜拼命地工作，但他总觉得不是他的亲信，总是看我不顺眼，找茬斥责打骂我。穷人想的是穷人，爱的也是穷人。当我看见诊所工人得病后因经济困难而付不起药费时，十分同情，便背着大夫给他们看病给药，分文不收他们的钱。时间长了终于露了马脚，我的行动被大夫发觉，借故把我辞退了。
我到哪里去？是再次流浪还是另找事干？正当我无奈之时，在《大公报》上发现一则山西五路军招收学兵的广告，我便前去应考。结果中了头榜，我心中暗喜，不久我们在租界地怡和洋行集中数日，由招生单位派人给买了火车票，先从天津开赴北京，在前门大栅栏玉湖春饭馆暂住。这是1930年10月。北京下起大雪，由于我没有御寒的棉衣，冻得浑身发抖，盼望着早日开拔。几日后我们又乘京汉路火车来到河南省修武县车站。当火车刚要启动时，就被二十六路军第十三师军队截住，列车又停住了。随即上来数10名手持大刀，腰挎驳壳枪的人。他们喝令：所有到山西的学员一律下车集合，上级命令所有的人一律扣押。听到这话有些胆大青年拔腿就跑，到高梁地里躲藏，剩下的我和其他青年被大兵押赴到修武县文庙里，并给每人发了一个饭碗。吃的是黑馒头，喝的是白菜汤。第二天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大兵衣服，原来穿的旧衣服都被没收了。这时候我感到当兵不是滋味，还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月光照地如同白昼，深夜我又把旧衣服偷穿上，蹑手蹑脚地向便所跑去。待我爬上墙刚要跨脚时，看见两个大兵持大刀来回走动，吓得我缩回脚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我开始过大兵生活了。
集合站队10人一排，站在前头的那个大兵就是班长，一班人都得听他的命令，稍怠慢不是打便是骂，好像不打骂人就不算治兵有方。士兵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清晨哨音一响就得起身下床急忙做好准备，飞快地向门外跑去集合列队。连长手持一根棍子在门口等着，谁动作慢了就给谁一棍子，不少学员被打得东倒西歪，还得挣扎着跑到集合地点。跑步刚完，气还没缓过来，接着又吃早饭，连小便的时间都没有。出操内容大都是基本操练，累得我们汗流满面，接着就是四式刺枪和四式劈大刀，要求整齐划一，音响一致，否则就要受到体罚。从河南修武县直到山东嘉祥县，这期间我过的就是这种大兵生活。
1931年3月，二十六路军奉命调到江西都城。到了南方水土不服，病员日增，不是泻肚闹痢疾就是打摆子（疟疾）。战士有了病，班长不准请假去治，得到病情严重时才允许去看，并尾随于后进行监视，以防士兵了分化。在这种局势面前，我要跟共产党走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要坚定不移地走到底！
宁都起义。我入党后的头一件工作是为宁都起义做各项准备。刘振亚再三指示我，要团结士兵的大多数，并具体布置我如何做好兵源工作，要我注意观察掌握士兵的思想动态随时向他汇报。在二十六路军内，各师均派有共产党员，刘振亚、李青云、郭如若等是派到我旅的共产党员，刘振亚任党组织书记。罗亚平发展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为党员，对宁都起义起了关键的、重要的作用。1931年12月12日，学兵连连长李青云带领全连以伪装野外演习的姿态连续地演习，积极备战。兵不离营，背包不卸，枪不离手，整装待发，空气十分紧张。士兵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心情很不平静，但都感到一场大的暴风雨将要来临了。驻扎在宁都城外的黑狗们（民团）夹着尾巴、哭丧着脸纷纷退回宁都城，原来城外红军来接应的部队已兵临城下，宁都城被红军包围了。13日，李连长宣布还要继续举行数天的野外演习，并命令全连官兵立即全副武装，整装以待，随时准备紧急集合，接受任务。就这样，我们抱着枪时刻不敢离身，晚上和衣而睡，静静地等待上级的命令。
12月14日黄昏，紧急命令终于下达，宁都起义开始了！我们学兵连的任务是对十字街至东门大街一线实施警戒。连长李青云召集各班积极分子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对完成警戒任务提出了严格地要求： (1)出发时快速前进，最好是跑步；(2)枪不准离身，人不准离岗； (3)单岗双岗，严密监视，洞察秋毫； (4)有情况及时报告。当时气氛的确很紧张，但大家的心情却无比喜悦，有的陷入深思，有的喜形于色，用眼神互相传递着信息。有的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热泪夺眶而出，轻声喊： “起义开始啦！”“咱们就要解放了！”“走，当红军去！”。就在这时起义军发出第一个口令——解放。
警戒值勤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钢枪握在手，刺刀明晃晃，好不威严！对过往行人，我们一律使用“口令”，答不出口令时，无论何人均关押扣留，再作盘查。约在当晚10时，口令改为“解放”，对不上口令者约数10人，其中有官吏、土豪和地主，都被我们关押起来，这些平日为虎作伥、狗仗人事、欺负剥削老百姓的坏家伙倾刻成了阶下囚，威风扫地。10点多钟，从宁都东北角天主教党的起义总指挥部方向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如雷霆万钧之力划破夜空，响彻云霄，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枪声就是起义的信号。霎时间，整个宁都城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人声鼎沸，颇有些战争的气氛。拂晓时分，我们学兵连奉命赶赴梅江江畔，撕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和领章、帽徽等符号，集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浩浩荡荡进入中央苏区。我的心情无比兴奋。沿途苏区政府派人烧水送饭夹道欢迎，热闹非凡，象亲人久别重逢，格外亲切温暖。在进入中央苏区途中，有一件小事令人难忘，不妨略费笔墨。连续行军过度疲劳，我体力不支，不知不觉晕倒在地，可我那班长不问青红皂白朝我踢了一脚，又用拳头打我，我疼痛难忍，心里嘀咕：不是解放了么，为啥这样虐待战士？到了宿营地我把我被打的情况和想法向连长作了汇报。连长听后立即叫来那个班长，除对他严厉训斥外，要求他向我当面认错，严厉罚他在我三班罚跑一晌午。战士们对此扬眉吐气，议论纷纷。是啊，军队性质变了，军阀作风残余也该改变了！从此，打骂士兵的时代结束了，红军战士人人平等的时代来到了。
入红军学校。12月15日清晨，我这个刚随宁都起义部队加入红军的一名小兵，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学兵连全体官兵入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一期学习。党组织派袁血卒任总领导，指定我为副领导具体筹划全连的开进工作。由于组织得周到细密，开进工作顺利。路经壬田寺时，正值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朱总司令召开群众大会欢迎我们，鼓励我们永远跟共产党走，永远干革命。我代表全体学员在会上向党保证：誓死为党、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在此稍留之后，部队继续向瑞金进发。当到达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时，何长工副校长组织队伍夹道欢迎我们，并为我们学兵连的到来专门召开了欢迎会。群情激奋，溢于言表，很快我们全连被分配到新的连队。我开始被分到一期一连学习，后被调到红军学校医院卫生所当了所长，同时我还担任文化教员，并兼任工农剧社演员。中央苏区的工农剧社兰山剧社，是李伯钊同志领导的，是我的良师，她是杨尚昆主席的爱人，导演很多话剧歌舞，我都参加。她还教我学苏联红军的海军舞等，她对中央苏区文艺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鼓舞红军反围剿的斗志，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就是长征中，依然对战胜艰难险阻起着鼓舞士气，勇往直前，走向胜利。在达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联欢会上，李伯钊同志载歌载舞，激动的场面，令人振奋，台下群众不约而同地叫喊“再来一个海军舞”，弄得不能下台。红校各营、连病人很多，我每日除了下连队看病外还帮助基层搞卫生建设，大搞清洁卫生，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以保证教学任务完成。
1932年春，红军学校校长n十剑英同志组建成立了东南作战军，任命我为总救护队长，去攻打清流卢兴邦、张贞等福建军阀。经过激烈地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和反扑，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并保障了中央苏区的安全。我们胜利返回瑞金城，当时红校工农剧团为坚定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信心，鼓励苏区人民的支前工作，自编自演了很多话剧，其中“上海的火焰”一剧是我和张爱萍同志演出的，对学员和群众鼓舞很大。学校的各项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各种球赛我都参加，在第二次运动大会上我获得了跳高亚军，伍修权获冠军，给学校体育运动增添了光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33年春，从1个红校迅速发展成4个学校，那就是红军大学又名贺西放大学、彭扬学校、公略学校和特科学校。有一天党中央、中央局的邓大姐（颖超）病重，要我诊治，经过日夜治疗，终于使她恢复了健康。同年秋天，我被调到公略学校任卫生科长，校址在于都。
我从1931年12月下旬至1934年10，月近3年的时间都是在红军学校度过的。对学校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一些成绩，不仅建立了卫生组织，还培训出不少卫生人员，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和蔓延。象“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不仅被控制，而且用“014”注射液治愈多人，巩固了部队，保证了红校四期教学任务的完成。由于王明的路线错误，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转移，举世闻名的长征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