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桦旬，政委胡庭（老红军）热情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情况，不久我们即进入工作。于1945年10月下旬以原来的卫生所为基础，成立了东满军区卫生部，建立了1所后方医院。
攻打长春。
1946年春节刚过，我们奉命参加攻打长春的战役。军区任命我兼任兵站部的部长。我带着几个医务人员乘坐一辆用酒精做燃料的大卡车，经吉林市过烟洞山来到公主岭。我们立即动员组织当地中、日医护人员及日本妇女建立了4个“临时战伤医院”，我派出4名医生分别任医院院长。5月上旬攻打长春的战役开始，接军区命令，让我速去长春组织后勤卫生工作，率医生先在长春小东站待命，并负责前、后方物资供应、战伤救护和运输给养、弹药、伤员等工作。一到长春，市内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从葫芦岛运来的2万余人固守长春城，我军对守敌采取四面包围战术，我东满军区部队为主攻部队。当时小东车站只剩1个调度员，我不仅要管理车站前后方运输，还兼管车站通讯调度运转等工作。城内的战斗已进行了3天3夜，情况不明，我率1个排的警卫部队设防固守。第3天黎明时分，发现从城内南路跑出一股敌人，我当时只身急步跑上前去询问是哪个部队？我当时误以为是我军，跑到跟前时才看清不是我军，而是穿国民党军服的敌军。霎时间，抬头望去只见国民党匪军突围而出，我估计是溃逃部队。我亲日艮看到4个匪兵架着1个肥胖军官有气无力地朝南边窜去。我急忙向回跑，被敌人发觉，嗖、嗖、嗖，几发子弹从我身边擦过，幸亏未打中我的身体，我才幸免于难。向回跑的途中，我集合警卫排长“左边发现敌人，赶快还击”。我们的两挺机枪象长了眼睛似的把子弹射向敌群，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此时从九台县开来一列火车向小东站驶来，这些敌人吓得屁滚尿流，四处逃窜。待车停稳后，东北局负责同志林枫在车上向我们招手，我率部队警戒，保证了他的安全，长春城被我攻占了！担任长春市卫生局长。我军攻占长春后，我率队进城，先住在邮电医院，后转到关东军司令部对面的大楼内办公。我被东北军任命长春市第一任共产党领导的长春市卫生局长。我即派出医生接收该市各个市立医院，并任命了代理院长。动员医护人员安心工作，治疗我军及敌军伤病员，在很短的1个月内就治愈我军伤病员数千名，重返部队上前线。与此同时，指派王保久到各院及仓库收集药材数10箱，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战斗。“5 -12”国际护士节来到了，我们卫生局在市“大戏院”召开会议，举行纪念活动，热烈庆祝第一个国际护士节，市长刘居英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之后我代表卫生局在会上宣传党的政策，并号召医务人员积极参军，提高伤员的治愈率，减少死亡率。还提出了建立健全医院各项制度等要求。会后，全市各医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竞赛活动，对尽快救治伤员起到很好的作用。长春市卫生局，是我党我军自革命战争以来在大城市建立的第一个卫生局，我是第一任卫生局长，深感责任重大。
撤离长春
我们在长春大约工作了两个多月，市内的情况有了好转。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上级指示我们离开长春市，到农村中去，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一天深夜，军区派来的通信员向我们传递了“立即撤离”命令。我乘小汽车飞快地赶到我部司令部所在地，但司令部已经先撤一步，街上的民主联军已无踪影。各街巷、门口差不多挂起了太阳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又看见乘机来抢仓库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跑来。我感到情况不妙，即命司机开车，拉着我向小东站飞奔而去，刚到车站，就看到王保久带1辆大卡车，车上坐着地下党员罗英医生等8人，还装载着医疗器械，其中有X光机、显微镜等。我们组织力量迅速把器械从车上卸下来又装到最后l节车厢内，我让王保久把车送回。火车启动了，没有这最后一列车的帮助，我们非得打游击找部队去不可！也还不知要吃多大的亏啊！火车向九台进发，当离九台不远时，西方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两架敌机，不断的在我们乘坐的列车上空盘旋，投下几颗炸弹，打了几梭子子弹后又飞走了。敌机飞远了，但火车头却被炸坏了，还炸伤了1名护士。不大一会，被炸坏的火车头修了，牵引着列车继续向吉林市方向开去，中午到达吉林。车刚停稳，我就看见谢叔贤带着伤员和我们的3个孩子急匆匆地跑来，顾不得交谈，让他（她）们赶快上车，老谢不顾个人安危，先把新华抱上去，这时车已徐徐启动，还有两个孩子在车下，我急忙帮老谢把孩子抱上车，此时火车的速度加快了……。当列车刚过松花江大桥后， “轰”的一声巨响，大桥被敌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我们安全的渡过大铁桥，又经敦化来到延边区延吉市。我一下车，就有人接我，我们先住在街上1个小旅馆里，第2天又搬到北大营，这里原是日本陆军医院的1日址，不久就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建立后方医院
进驻北大营后，我和政委胡庭同志主持召开了部务会议，决定在此筹建卫生部和后方医院，名称分别叫“东满军区卫生部”和“后方医院”。同时接收伤病员并建立健全医院各项制度。我们还动员日本医护人员安心工作，好好治疗民主联军各兵种的伤病员。正当我们的各项工作按计划实施的时候，原日本陆军医院院长阴谋叛乱，我发觉后，采取果断措施，把他撤换下来，我亲自担任院长，罗福才任政治委员。后方桦旬留守人员，由罗政委带领星夜赶到北大营。留在桦旬的药材仓库由调剂员菊秀才负责看守，当敌人进到桦旬镇时，为使药材不被敌抢走，菊秀才赶快把药材烧掉。在与敌周旋中，他差点被敌抓走。只身一人披星戴月，昼夜兼程，吃了不少苦头终于回到了北大营。这次大转移使药材受到了一些损失，但人员却无半点损失。1947年春，延边地区发生霍乱，流行很快，我安排吕英等医务人员日夜赶制霍乱疫苗。在他们积极努力下，霍乱疫苗很快就研制出来了，我又组织医务人员到疫区做防疫宣传和注射预防工作，在我们的努力下，控制住了霍乱的蔓延。因防疫成绩显著，我们受到军区的嘉奖表扬。
1947年下半年，我奉命回东北军区卫生部，住地在佳木斯。我经图门过老爷岭来到佳木斯。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了施行同志，他来到卫生部对我说，有人被坏人暗杀，抢救无效而死亡，让我去看看。我带着洪菌到医院，经我们重新解剖，发现肠穿孔处未被缝合而致成腹膜炎而死。这是一起重大的政治责任事故，是有意谋杀案。
在炮兵司令部
因斗争形势需要，我们又从佳木斯乘车随军区卫生部迁移到哈尔滨市。到后不久，见到炮兵司令员朱瑞同志，他对我说：欢迎您到我炮司工作。不久我就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后勤部长兼卫生部长。第一件任务是筹建炮司卫生部医士卫生学校，我兼任校长，学员来源于各炮团及地方。建校“战斗”开始后，大家的积极性可高啦！官兵一齐动手，抬木搬砖搞基建材料，很快就盖好校舍，马上又开始上课。谢淑贤任医校协理员兼政治教员，我除管理卫生行政工作外还兼任医学教学任务。经过半年的教书育人，第一批400余名学员毕业后走上了新的岗位，在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受到炮司政治部的嘉奖。恰在这时，老谢大出血，流血约2000CC，学员见此情景，纷纷要求献血，很快献血2000CC，学员们鲜红的血液挽救了老谢的生命，多好的军队，多好的战士啊！
在东北军区卫生部任职。
1947年下半年，接军区卫生部命令，调我到卫生部任保健处长兼防疫处长，当时东北的西满北满，鼠疫大流行，据不完全统计，鼠疫患者约3万多人，已死亡23100余人，治愈10000多。“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我立即组织起4个防疫队，后发展成30个，1947年11月，苏联也派来防疫队从本国运来两卡车药材，配合我东北防疫队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实施防疫。到通辽后，在孔家窝棚进行防疫并做防疫注射，发动群众大力捕鼠。我和苏联防疫队共同研究创造新的捕鼠方法，即在孔家窝棚村周围挖一道防鼠沟，深3尺，宽2.5尺，待夜间12时后，我们提着马灯，到沟内观察，发现村内外老鼠百余只全掉进沟内。我防疫队将老鼠捕捉，拿回化验室进行解剖化验，结果发现带疫菌的老鼠甚多，这对我们掌握疫情，加快防疫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从1947到1949年，苏联防疫队每年春天到冬季同我带的防疫队并肩战斗，进行防疫工作。我也学会了如何捕鼠、如何防鼠疫、如何确诊鼠疫等很多的防疫知识。我本人和我所带的防疫队几次受到东北军区和地方政权的嘉奖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