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民国时期的1925年，一个鲁西北的农民家庭，土地家产不多，父亲做面食小生意，生活还过得去。母亲说，她生了9个儿女，我是第8个，前面的7个都夭折了，有几个是长到6、7岁死的。我长到3、4岁时，母亲忙着做饭没有注意，我拿起灶内烧的发红的铁火棍就往嘴里放，紧接着大哭一声，母亲说火棍从我嘴里扯出时还带出了一块白皮，后脸肿得很大，嘴内是白色的，往嘴里灌点奶水就流出来。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到外地就医没有钱。父母只能每天到庙里烧香磕头，求神拜佛恳请菩萨保佑。大家都认为我活不下来了，结果我命大不该死，活了下来。长到6岁时患了一场大病，大腿根处生了一个疖子，烂了一个洞，说可以看到里面白骨，也是父母烧香磕头求神拜佛过来的。
123
长到8岁时到了读书的年龄，父亲一点不急，说不要求我读太多的书，能认几个字，记简单的账就够了，希望我继承他的面食小生意就行了。9岁时看到一些同龄人去上学，我也想去，提出要去读书，父母很高兴，同意我去读书。
学校就在我家隔壁高家祠堂，6间北房为教室，两间西房是老师办公和休息的地方。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本村的姓高，一位是外村的姓徐。母亲给我换上新衣服，送我到学校。上课学习三四周后，老师将所有学生喊到一个教室内，由徐老师上爱国课。讲的大意是，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保卫祖国，没有祖国就等于没有了家，没有了自由幸福。现在我国东边的高丽国就被日军侵占了，高丽人民成了亡国奴，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中。日本人怕高丽人造反，将所有的铁器都收走，每10户划为1个甲，甲长由日本人充当。每甲共用l把菜刀，用铁链锁在井边上，群众做饭切菜要到井边上。男女成亲须经甲长同意。日本人骑马外出，高丽人要趴在地上，让日本人登背上马等等。课后大一点的同学说，那样的话，或者不如死了好；有的说，宁当亡国鬼也不当亡国奴。这堂课对我的教育很大，印象很深，终生难忘。这学期读完了第1册，也认得一些字。
我在外面和一些孩子们跑玩惯了，他们有的不去上学，我也感到学校里不好玩，也向父母提出不去读书了，父母也不勉强我，说不去读书就在家干活。在家干了几年活，也没有复习，上学认的几个字也忘光了。白天干活，晚上青少年人就一起玩，讲故事。我只听不会讲，有个叔伯哥，大我几岁，他会讲，因为认得字能看书，就会讲。我不认字，不能看书就不会讲。因此，产生了学习、读书、认字的想法。于是找到了我的叔叔，他大我10岁，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最小弟弟。他读过书，高中毕业，因无钱继续上学辍学在家。与祖父在一起生活，祖父有10多亩土地，还没有分家。叔叔很支持我的想法，并同意教我。叫我再串联几个人，找个地方集体学习好一些。村西北角有个空宅院，内有两间东房，空着无人住，院内也很安静。叔叔帮我们借了这两间房子，我串联了8、9个人，将房内打扫清理，在家搬了些旧桌凳，每人凑两角钱，买了一个煤油吊灯，又打了二斤洋油，就这样把夜校搞起来了。开始叔叔找来一本《百家姓》，每天教我们学4个字，当天学会写和认，第二天再学4个字，并连前天学的4个字一起学。就这样连续学完了百家姓，之后又教我们学《三字经》，首先他领读，后自读自背，做到离开书可以背得出。《三字经》巩固几天之后，又教我们学《千字文》和《山西杂字》，后又教我们拼音和查字典，并为大家代买来字典。这时我认字多了，又学会了查字典，就开始看小说。第一本小说是前《水浒》，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解决不了就写下来去问别人。就这样看完了前《水浒》，又看后《水浒》。这时候夜校没有几个人了，叔叔又教我们珠算，先讲珠算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再学珠算的记位和九归以及加减乘除的算法。每天晚上母亲都要做活到很晚，我就学打算盘陪母亲。先在算盘上摆个形式，再除，除后再乘，如果还了原，就是算对了。这样反复地算，后来我的珠算学得很好，什么样的形状都能算。这时候的心情很快乐，如同长了翅膀。噩耗传来，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向关内进攻了。听到这个消息人民群众惶惶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父亲的生意也不做了，积存的几十斤白面打算以后做生意时用。父亲经常跑到外面打听消息，有时在外面回来不安地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用存的面做几个饼吃吧，母亲照着做了。以后经常如此，母亲就不大同意，认为这点面是留着以后做生意的，都吃了以后做生意就没有本了，不同意做。为此两人经常吵，父亲是一家之主，最后还是按照他的意思做，母亲只做父亲和我及妹妹吃的，自己不吃。矛盾的产生就是认识得不一致，父亲认为这点面来之不易， 抢走不如自己吃了好，也不知道今后能不能做生意，如果能做的话到时候再想办法。总起来说4个字，宁缺不抛。母亲认为日本人来不来还不知道，就是来了抢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也不知道。总起来说也是4个字，宁抛不缺。我倾向母亲的想法。
当时群众又恨又怕，不知如何办，有的几个人在一起到各家收米收面收柴火，就收来的米面做成小面人，放到锅里煮，边煮边说：七家的面八家的米，十家的柴火煮日本，煮的日本打死滚。听说国民党廿九军宋哲元在抵抗日本鬼子，没过几天又听说，宋哲元沿运河南撤了。大家不明真相，没有听到枪炮声就南撤跑了？过了不久，村西南方向来了一支部队进入南寨门，大概有100多人，穿的像国民党的服装，打着绑腿，有的穿着布草鞋。说话不好懂，臂章上写着“八路”两个字，进村不进老百姓的院，都在大街上阴凉处休息。不叫村里做饭吃，自己带着平底大铁锅和面粉，做面疙瘩吃。中午他们在街上睡觉休息，因为穿的是露脚的布草鞋，有的孩子调皮用细棍捅他们的脚。他们不凶也不骂人，更不打人。从不主动找群众说话，也没有群众找他们说什么问什么。下午集合出了东寨门，向东北方向走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听人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现住在距我村4公里的卞官桥、王世寨。一路还有飞机保护。我和叔伯弟弟在村外地里看瓜，看到日本飞机在卞官桥上空飞，我俩找了一个树权子开玩笑似的抬着当炮打飞机，飞机嗡的一声向我们飞过来，吓得我俩丢掉树权子向大树底下跑，飞机又飞回去了。听说王世寨的人在鬼子到以前都跑了，鬼子把地主家的好被子好衣服搬出来给马铺上。住了几天就走了，没听说向哪个方向走。又过了不久，一天早晨我在街上玩，看到一些日本兵进了东寨门，赶紧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叫我进屋去，不要出来。一会儿一些鬼子进了我家院子。鬼子讲的话母亲听不懂，母亲讲的他们也不懂。鬼子没有进屋，在我家院子烧起两米高的大火，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一个张官屯游手好闲的人抓起来吊在院内枣树上打，打得嗷嗷叫。在这里呆了几个小时，没有打骂群众，没有抢东西就走了。后来听说，邵庆喜被他们打了，还用了刑。这一股日本兵过后，没有听到战斗的枪炮声。据说，日本鬼子占领了夏津县城并委任了县长，建立了县里一些机构，设定了人员，指定了区长，还进行招兵买马。一些四体不勤的人当了日本兵，成了“二鬼子”，发给他们枪，穿上日本军服，分到各个驻兵点。日本人为了保住津浦铁路线的畅通，对沿线两侧的安全特别重视。我村在夏津县城东距津浦线较近，处于日本重点保护之内。各驻兵点的兵白天集体到各村子巡视查看，检查可疑人员。有一天于家仓村一个周姓卖馍馍的，不知为什么被他们抓起来了，进行毒打，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咬定我叔叔也是。一天早晨张官屯碉堡的二鬼子将我家院子围起来，把我叔叔抓走了。顿时全家慌了神，有的找人托人，有的寻户借钱。找了当地名人于八爷，由他出面把叔叔保出来，用了多少钱不清楚。叔叔出来以后就走了，说是去东北了。
夏津县日本伪政府听到城西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又把全县治安问题做了布置，尤其对城东更具体。每个村派一名指导员，负责治安管理，做到人在心明，抓好治安管理。其次各驻兵点碉堡炮楼，修墙挖防护沟进行安全防护。我村南边3里地的张官屯碉堡设在村内地主豪宅内，豪宅周围住着群众，决定在周围挖20米宽、20米深的保护沟。20米内的住户有几十户，都要马上搬走，不负责安置没有补偿。各户有苦不敢言。各村派人来挖防护沟，我村是按土地多少派工的，我家有15亩地，叔叔不在家，两家的派工都是我去，每周要有3、4天去挖沟。挖沟是重体力劳动，如果不好好干被监工看见，要用鞭子打。家里的粮食不够吃，还要加些野菜或棉花籽才行。每天去挖沟，母亲叫我先吃早饭，我吃饱了，备好了中午饭，母亲他们再吃饭，他们吃的是拌有野菜或棉花籽的饭。
有一天上午，碉堡内的人把我和另外一个干活的叫到碉堡内搞卫生，我们先打扫院子，后又收拾食堂。一进食堂看到食堂内四周墙根处丢了很多馒头，有的吃了一半，有的咬了一口。我们边打扫边捡馒头吃，感觉很好吃。我吃的很饱，带来的午餐又带回了家。这条保护沟每天几十人，挖了1个月，算搞完了。
离我村东南方5里地的李官屯，村外也建有1个日本碉堡炮楼。这里是个神庙区，塑有很多大小不一的神像。与张官屯的保护沟同时开工的，我们几次被派来干活，后来也完工了。碉堡修完了，保护沟挖完了，土地也荒废的差不多了。有的地苗草一齐长，有的无苗光长草。老百姓没有时间积肥、又无钱买肥，粮食大减产，有的颗粒无收。再加上日军收粮食外运，致使广大群众有口无粮，造成了1942年大面积的饥荒，能吃的树叶摘尽，野草挖光。红薯藤过去是喂牛的，那时市场上论斤卖。很多户家安排每天每人2两粮食，我家好一点，按3两。有一次父亲到李官屯集上买粮食，没买到，就买了2斤牛肉回来，又弄来10斤棉花籽炒焦碾碎和剁碎的牛肉拌在一起放到锅里蒸熟后叫大家吃。我吃到嘴里，嚼不烂，只在嘴里打滚不下喉咙，人饿得东倒西歪。村里有几个人跑徐州，在家搞点布、衣服之类的到徐州去卖，换点粮食回来吃。母亲看到我饿的样子，很心疼，把准备织布的线拿出来又纺了点凑齐6斤线，叫我和石连平背到徐州去卖，换回点粮食吃。早晨我和石连平出发了，走了90里地下午5点到达禹城火车站，赶紧买了去徐州的火车票，排队进站候车。走到进站口，被一个民警拉出来，叫我俩跟他走进路边一间房子里，让我们每人拿5元钱，否则就没收我的东西，没办法交了钱才进站等车。车到兖州站说要换车，叫车上的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全部下车，出站等车。人们都在站外等，听见喊车来了，都快跑排队进站上车。人没有进去多少，就把门一关说够了，不能进了。等下趟车来了和上次一样，我俩就挤在前面排队。听到有人喊车来了，人多都想进站，挤得很利害。铁警喊不住，就用棍子打，我看到棍子向我打来，一弯腰打在后面的人头上，当时就看到那人流血了。这次我们成功进站上了车，下午5、6点钟到了徐州。下车出站后，就找住处休息，找到一个小旅馆，交了钱，去了一间大房子，有几百平方，地上铺了一点稻草，中间放着几个大尿桶，旅客一个挨一个的睡在薄薄的稻草上。我怕把线丢了，捆在身上睡的。第二天早起赶到市场上，很不错，将线很快就卖了。没有看到卖粮食的，只有卖豆饼的，就买了30斤豆饼。石连平也买的豆饼。我们没有耽搁时间就匆匆地回到徐州火车站。车站的售票厅里站的坐的有几百人等着买票，一会听到喊卖票了，大家轰的一起冲进去，排队买票。过了一会，说票卖完了，将窗户一关，大家又回到大厅里等。这样的情况，一天有好几次，也不见等着买票的人减少。我们等了两天两夜，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和我俩挨着的人说，在这里买不到票了，听说徐州北有个茅草街那里有个小站，花点钱可以买到票，于是大家决定一块去试试。茅草街在徐州城外，只好租了个板车。我们5个人把东西都放在板车上准备走，拉板车的人说，你们人多跟着怕路上盘查，只留两个人紧跟着，其余3个人在后边远一点跟着走。我是留在后边跟着走的。上午10点左右，出城过卡，板车刚过，就听见喊戒严了，没有出的人不能出去了。不知道板车拉到什么地方去了，东西还都在车上，把我们急坏了。又没有办法，只能站在路边上向外望，从上午10点望到下午5点多。听见有人喊，
戒严结束了。我们赶快排队出城，出了徐州城天已经黑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板车。正在为难时，他们找回来了。东西也没有丢失，大家很高兴。我们在一家小店内吃了一点东西，连夜向茅草街赶，到茅草街时天还没有亮，如愿买到了车票。上了一个闷罐车，没有座位，没有什么人，我坐在东门前所背着的豆饼上。到泰安站时，我没有注意，突然上来很多到泰山烧香的人，还没有起身站稳，将我推出去三四米远，豆饼也没拿过来。大家停下来后，我慢慢的向前挤，豆饼找到了，我提起豆饼就坐在车门边。听到喊禹城东站到了，车刚停稳，我跳下车背起豆饼就向外跑，检票的人还没来到我就跑出了站，在外面等石连平。一会／|L看到他空手出来了，一问才知道豆饼被没收了，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太阳快要落山了，在街上吃了点东西，我俩商量不在这里住了，连夜赶回去。天还没亮，就到家了，父母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这次外出回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出现了不少危险情况，还好都化险为夷。在我们去徐州前，本村的刘泽文就已去了。他50多岁身体好，以前去过几次，母亲看到他在徐州弄回来粮食才叫我去的。我们回来了，他还没有回来，是病是死一点消息也没有，家里很着急，听说可能被日军抓劳工了。日本搞侵略战争，国内很多中青年都当兵了，劳动力缺乏，因此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抓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只能进不能出，只管饭不给钱，打骂更是家常饭，到病死才算完。母亲把我带回来的30斤豆饼磨成粉子，按每天每人几两，拌野菜或棉花籽吃，渡过这次饥荒。
大概在1943年初，突然来了一个国民党部队，身穿国民党的灰军装，打着绑腿，号称张八师。听说是从夏津县城西来的，原是土匪，后被国民党收编，国民党退走他们没有走。日本来了又投靠了日本人，号称一个师。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党部，师部住在村北3里地的周官屯，党部住在村东5里地的于桥村，两村都要马上进行修墙挖沟。张八师的一个营住在高庄村，说是一个营实际上是一个连，人数还不足。还有称一个连的，只有一个连长，没有兵。张八师很注意治安管理，给村里派了一个国民党指导员。这样一个100多户的高庄村有两个指导员，一个是日本鬼子的，一个是国民党张八师的。两个指导员同住在高家祠堂，吃一个锅里的饭，说一样的话，共同反对共产党，研究宣传蒋介石的反共指示和思想。对共产党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把全村中青年组成自卫队，每天早晨集合出操训话，监视言行，宣讲反共治安等。要抗日不当亡国奴，就得参加共产党。如何参加？找谁参加？都不知道这些。这时想起了我叔叔，他可能是共产党，但现在不在家。去找婶婶说了我的想法，婶婶叫我去找石连平。找到他一说，他同意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每月交一角钱的党费，千万不要与任何人讲，有什么事他告诉我。以后碰了几次头，都是他告诉我的。晚上在南庙里，南庙在本村的西南角上，一个较大的院子，院内种了很多松树，已长到碗口粗，10多米高，中间有很多群众的柴草垛。大庙房内塑有大小不同、形状不一的佛像，看起来都还新，没有被破坏。白天有人去烧香拜佛，晚上院子很黑很安静，胆子小的一个人都不敢进去。我们碰头都是晚上，在房内坐在门口条桌上，可以看到从大门进来的人，碰头的内容不多。石连平讲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人民的生活提高以及八路军的一些胜利的斗争等等。我汇报一些自己知道的村内外敌人活动的情况。有一次我们正在小声的讲，看到从大门进来一个人，我们悄悄地溜出，他没有发现，我们分析一是村里的指导员，二是国民党。我村当时有两个地下党，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都是相互猜测，没有真凭实据，再加上是同乡人，都不敢贸然的讲出来，怕引火烧身，都在地下秘密存在。
形势有点紧张，晚上岗哨增加，外出要写条子，指导员到处活动。石连平很害怕，怕暴露被抓，没有给我说，跑到周官屯当了宋可林的兵。宋可林是周官屯人，过去情况不清楚，后参加了迷信组织黄沙会。天天晚上练功，宣扬菩萨附体，刀枪不入，会员带着红兜兜，手持大刀长矛，是没有持枪的武装组织。组织面宽人多，后来投降了日本鬼子，帮助日本兵打击共产党八路军。宋可林是黄沙会的一个小头目，手下有几个人。张八师来后投靠了张八师，又弄了些枪发展一些人，成了张八师的一个营。当了宋可林的兵就是当了张八师的兵，张八师垮台后石连平回到高庄村，解放后当了村民兵负责人，没有叛党。树倒猢狲散，印证了当时形势的发展事实。几天前的晚上，张官屯碉堡被八路军打了。白天没有听到一点消息，晚上10点来钟听到枪声，打了几个小时，碉堡被打开了，八路军放了一把火将碉堡烧了，就走了。张官屯的群众也没有看到这支部队从哪个方向来，穿什么衣服，向哪个方向走的，都不知道。过了几天，日本鬼子的援兵还没来，在过去日本兵早就来示威吓人了。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又过几天没有听到枪炮声。一个晚上，张八师的部队和家属都跑光了，群众只知道向东南方向走得，这说明那时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几年来叫老百姓给他们建楼挖沟，没有起一点作用。没有看到一个八路军，没有听到一声枪响，家乡解放了。我叔叔高风芝是夏津三区政委带着全区干部回来了。我是高风芝的亲侄子，出身好，历史清白真可谓红透了。区第一次组织选举夏津三区交易所主任。我没有参加选举而当选为交易所主任。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我的名字比别人大一倍。实际上交易所过去就有的，就是在集市中为买卖和成交双方过称服务，收点税款（有自己的一份）。负责推行冀钞，打击伪钞，没收假钞，打击走私贩运、偷税漏税。实际上就是管理区内几个集市，主要是李官屯集。税收交易管理有个老班子、老办法，现在还是老一套，原来的人有些自然减少，又增加了几个烈军属。每个集下午结束后，大家碰头，汇报情况，收缴税费，拿出上缴部分，多的按实到人数分领。
我们村群众基础较好，有地下党组织，首先成立了农会，组织民兵。上边很快发来枪，共产党员李香芝任民兵队长，我参加了民兵，并发给我一支步枪。每天晚上在村巡逻检查安全。后来李官屯、张官屯、张集3个村也组织起民兵发了枪，这样全区有4个村的民兵有了枪。
1946年初，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先头部队到达高唐县城。高唐与夏津交界，距夏津三区只有20公里。地主土匪组织的还乡团活跃起来了，他们每天晚上过来扰乱、破坏，杀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天晚上，听到张法寺有枪声，我们带着村民兵跑步5里地，赶到张法寺，还乡团跑了，新选的农会主席被打死了。
夏津县三区区委召开各村民兵队长会议，我是以积极分子身份参加的。会议研究防敌保安的对策。最后决定加强巡逻，增加岗哨，组织村村联防，一处有事多处支援。其次是购买地雷，各村都埋设。我在区里简单的学习过安装踏雷和线雷，于是主动提出负责地雷的保存、使用、安放等工作。这下可有事干了，白天看地方，晚上安放地雷。白天，有的地雷要收存，有的要摘线。同时大量宣传，制造声势。有一次晚上距我村5里地的李官屯搞试雷，从村东头开始一声响，安在全村几百个连着响起，声音巨大，气势磅礴。这下真把还乡团吓住了，不敢来捣乱破坏了。社会形势安定了，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击了地主恶霸的气焰，分了财产和土地，一心一意搞生产。
这时我又回到三区交易所，多与商人店铺老板打交道，有点不习惯，对这样的工作不喜欢。正好三区区委组织委员管忠迈同志找我谈话，介绍我到区政府工作，任区委组织干事。后参加了1947年在西张官屯的全县整风学习，之后调到夏津县委办公室在八里庄村做中心工作。中心工作结束后把我留在夏津一区任区委组织委员直到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