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组织大批地方干部南下，这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从1948年开始在干部中进行广泛宣传。南下成为一种议论的热潮。当时革命形势很好，国民党中央军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步步胜利，解放区快速扩大。为了随解放、随建政权，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必须组织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解放一地，建政一地，使解放军继续前进。县里进行搭班子，做计划，全县各单位都要配备建两套班子，安排两套人员，准备一套走，一套留，不使工作受影响。我叔叔是30年代的老党员，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这次搭班子选定人员、分工，我叔叔负责这项工作。这时我在夏津县一区工作，任组织委员。年轻只有20多岁，工作热情高，事事不想落后。都知道我与叔叔的关系，认为我的消息灵通，见面都问我，南下你去不去，我说我去。我认为组织干部南下是个大的正确的行动，要支持，不能说泄气的话，不能说不利于南下的话，要鼓大家的劲，所以每个人问我去不去，我坚定答去。经过一段时间，县委将各区、各单位的两套班子都调配好了，通知各区、各单位宣布去留名单和职务。一区在宣布名单时，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我问，说我的工作调团地委了，我也没有意见。为什么没有决定我南下呢？可能叔叔认为我是独子，父母都60多岁，还有一个4岁儿子，一个2岁的女儿，一个妹妹，全家7口人，没有一个劳动力，照顾一下也是可以的。春节过后，决定南下的同志到县里来集合了。都来了，就是一区的1个（我记不得名字）同志家在外县，不好联系，没有来。县委研究认为他不会回来的。南下的人不能少，要在一区补1个，认为我的工作好做一些，决定补我去。叔叔也不好讲什么。通知我后，我感到思想上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不去对叔叔的工作不利，对南下不利，对自己也不利，今后如何工作？甚至被解职。因此我愉快地同意南下。别的同志放假近一个月，回家处理问题。现在离出发时间只有5、6天了，家庭的工作如何做，估计父母的工作难做。已到下午了，家离县里有30华里，我没告诉任何人就向家赶。天黑到家，先找母亲谈，我说，组织上决定我南下了，母亲就哭了。我说南下是解放南方的老百姓，我过去在家守着你们也解决不了饿肚子。1942年没有粮食吃，每天吃棉花籽拌野菜，饿的走路都困难。你把自己纺的6斤线，叫我拿到徐州去换点粮食，我差一点点没有死在徐州，只带回30斤黄豆饼。把豆饼磨碎，每人每天3两拌棉花籽和野菜吃。那时我也在你身边，还不是一块饿肚子？共产党领导把我们解放了，现在有吃有穿。现在共产党又组织人去解放南方的老百姓，我怎么能不去呢？我去了，家里的农活村里给代耕，吃水有人管，不会有大的困难。南方解放了，人民翻了身，我就回来。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母亲同意我去了。我叫母亲告诉父亲，做父亲的工作。父亲同意了，并借来7块银元交给我，说那是敌占区，人民币不通行。我接过了父亲的7块银元，带在身上。在家住了3天。全家人及80多岁的祖父，把我送出了大门。我回到县城，到南下集合点报了到。住了一天就集合出发，到清河县地委集合点集合。到清河县有近百里路，经过每个村，群众排队欢迎，送水、给烟。天黑才到，到时住宿吃饭都安排好了。第二天宣布南下领导机构，我们是南下干部第二大队第五中队一小队。在此开始了学习训练，学习解放军，搞军训，练习行军，学防空，学习打背包。要求早晨吹哨后，在几分钟内把背包打好，到操场集合，并练习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快速打好背包。在此学习训练近一个月。我腿上生了一个疮，腿肿了，很疼，走路困难。开始南下时，我的疮没好，小队向中队提出把我留下吧。中队没有同意。开始南下时，县委书记辛甫同志把马叫我骑。骑了3天，疮好点儿了，不那么疼了，我不好意思骑了，就跟着队伍慢慢地走。几天后疮不疼了。到黄河边，队伍停下来了，一问，怕敌机来轰炸，要等天黑过河。天黑集合过河，两只木船，人多坐不下，挤了再挤，坐在边上的由坐在里边人拉着手不放，防止掉下河。过河后每天步行5、60里。宿营如果住的是老百姓家里，就担水、扫院子。开始时白天行军，后改为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说防止敌机轰炸。到河南开封南30华里地方（不知县名），该地都是沙土地，较穷，群众粮食是红高粱。在此住了一个多月，为什么不前进呢？听说原计划的路线是由河南到湖北，然后由武汉到湖南。现在武汉没有解放，过不去，在此等。在等的时间，中队轮流组织大家到开封游玩。上午去，下午回。去过几批了，一天轮到我去了，我说不去，在家休息。副区长沈士尧找我说，你不去，我代你去。我说，我不管，谁愿意去就去。他代我去了，但下午没有回来，跑了。领导问我，我把情况说了一下，后来也没提这个事。听说要出发走了，每个人发了5斤干馒头片（馒头切成片在锅里烤焦）自己带着。如果找不到吃的东西时用来充饥用。从驻地集合整队出发，只看着向北走，不知到哪里去，不需要你知道的就别问。到了开封上火车，到徐州下车，步行到南京，住在一个原国民党兵营里。住了几天，中间叫大家以小队为单位，到南京紫金山游玩一次，上午去下午回，不要单独行动，因特务多，听说两个人被杀死了。我们瞻仰了中山陵，转了一下午就回来了。在此住了3、4天，坐火车到芜湖，住在一个粮仓里。看样子是刚解放的。院子里坐在地上有几十个女子，都是比较时髦的，不是国民党的官太太就是妓女，不能随便走动。我们也不能随便到外边去活动，在此待命。天黑后，集合到长江边码头。码头上一艘郑和号大船，听说是宋美龄起义的船，船很大，装载着约90余匹马，还有很多汽车。我们一个中队上船后，起锚开行。到九江天快亮了，船靠到岸，我们下了船，到江边一个公园休息。看到好多人卸船上的东西，卸完后，天已大亮了。飞来一架飞机，船向江中开，看到从飞机上掉下一个东西，落在船上轰的一声，船慢慢的沉入江中。飞机在我们头顶反复扫射，搞了几十分钟才走了。等到天黑，又来了一艘船，比郑和号小好多，但一个中队的人上去还很宽松。我坐在上仓，沿长江上行。当时长江内没有航标，航路不明，一片黑。半夜后，听到船底砰的一声响，船突然倾斜20多度，停下了。又听到喊，不要动，不要跑，快修船。我坐在上边一动不动。肚子也饿了，拿出干馒头片吃。往下一看，有的船工堵住水洞，有的用桶子向外提水。到天亮，很多小船来到大船周围，船上的领导组织大家下大船上小船，每只船只上两三人。小船像树叶一样在江内飘动，把大家送到长江岸上，集合整队点名，步行去武汉。据说到武汉有30华里，走到晚8点多钟才到。到前没有把住宿的地方安排好，我们一个中队到处找房子，最后找到红兴大楼住下来。因为武汉刚刚解放，街上的秩序很乱，进楼后晚上不准外出。到白天可以几个人在一起到街上走走看看或买点自己用的东西。在武汉住了4、5天，集合整队到沙石，再从沙石坐木船到沙洋，从沙洋步行到礼县，在礼县没有休息步行到常德。从常德乘船到桃源。记得是上午到的，桃源县城街上站了很多人，列队敲锣打鼓欢迎我们。我们到原县政府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