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摸清每个学员的文化基础。在八九岁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读了两年书，就不再读了，在家拾粪拣柴。后来学的字都忘了，在生活中感到不识字的困难，要学认字，不知如何学？我叔叔有点文化，他同我说要我串连几个人组织起来一起学，我串连组织了一二十个年轻人，找了两间无人住的空房子，每人拿两角钱，买了一个吊灯，打了几斤洋油，办起一个夜校，叫我叔叔当教员。叔叔按照百家姓，一天教我们4个字，要会写，会认，学完《百家姓》，又学《三字经》， 《千家文》和《山西杂字》，这些书学了后，教我学拼音查字典，和学珠算。这时日本楼炮的人说他是共产党被抓到炮楼。家里卖了3亩地托人将他保出来，夜校就散了。
这次到校早几天，和一名姓崔的同志住在一处，他学过笔算，我又向他学了点笔算。通过开学前的通考，我被编到初中班。专心学习二年多，初中毕业，没回原单位，将我分配到湖南省委机关，先到农村部，后调办公厅、省直机关党委，平顺工作了12年多。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初听只在学校中搞，认为对自己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后听说学生（称红卫兵）串连乘车不购票，吃饭不要钱，全国进行大串连。省委设立红卫兵接待站派我去当接待员。开始工作并不多，红卫兵也和善，他们有吃有住，接待来玩一玩，问问情况，谈谈就走了。天气逐步变冷，有些人到接待站要棉衣，领导未曾说过如何解决棉衣问题，问谁都不知道。听说有的人把棉衣脱下放在住处，来接待站要棉衣。有一次来了几十人吵吵闹闹要棉衣，我做工作，也解决不了，时间长了都慢慢地走了。有一个坐在墙边一直没有讲话，人都走了。他才对我说，他是东北的，那里很冷了，他无法回去，要求我给他解决一件棉衣，我很同情他。告诉他明天8点钟到南门口等我，第二天我把自己的一件旧棉衣送给了他，过了几个月他将棉衣给寄回来了。有一次，有几十个湖南籍学生快天黑时，到接待站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安排住宿，这可把我难住了。过去住宿不由我管，我也不知道谁管，哪里有房子？大批红卫兵串连已过去了，不知道还有这个地方，我向他们讲了很久，他们不听，又不准我离开，带着我走，走到省委宾馆，宾馆的人我不认识，问了一个人他说住满了，没有空房了。天气好，又不冷，我陪他们在草坪坐着，很晚了他们都睡着了，我就走开了，以后情况不知道了。说真的对他们我也有些同情，但无力解决。
红卫兵串连高潮过后，长沙市的革命活动已经开始了，工人搞串连，讲形势谈看法，搞联合、建组织，听说建立组织可以报经费。长沙市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司令部。贴标语、搞游行，进行辩论挖叛徒，铲修根，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有的领导被抓，有的领导躲起来，还有的领导支持造反派，在长沙市经常看到游行人群。有的几十人，有的数百人，前头举着红旗，后面跟着胸前挂着牌子的人，最后是游行的群众。
省委机关首当其冲失去平静工作秩序，上边无话说，下边无事干。外面冲击，里面辩论，话不投机自己干。各单位都分成两派，有的一个家庭分两派，有的夫妻分成两派，各说自己是革命派。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更为复杂，更困难了，各派组织都进来。开始是要钱要物，后来是探情问路，摸省委的底。外边的情况不清楚，省委的工作没听讲，接待站不偏袒不支派，到站来的人一样接待。他们认为接待站不解决问题，来站的人就少了。武斗的情况增多了，被打或打败的就将接待站的人抓去讲。
有一次，来了10几个青少年人，我在接待，又进来3个成年男子，坐在房内一边没讲话，等我接待的人走了以后，这3个成年男子将我拉出来，没讲什么，把我推上门外的一辆汽车，开车就走。一路无言，进了一个单位，下车带我走进一间房子。房内坐着一些人，有男有女，他们都很和气，提意见，说到接待站找不到人等。后又说他们汽车被人抢走了，我们要用车，接待站要为我们找回来，或给解决一辆。我问他们是那个单位抢走的，他们不知道，人也不认识。这就是大海捞针了。接待站又没有汽车，这就难办了。在议论中，我才知道这个单位是畜牧防疫站，有人说我们去找农业厅，我就顺水推舟地说，这个意见很好，农业厅是你们领导单位，汽车丢了应告诉农业厅，有困难看农业厅如何解决。他们同意去找农业厅，开车到了农业厅，他们都下车找厅领导去了，将我抛下不管了。我就回家，以后情况就不知道了。
有一天上午，我上班刚到接待站，来了5、6个人，要找省委领导。我说，省委领导没在这里。他们问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你带我们去找，拉着我就走，走到省委大院，到处找也没找到。出了省委大院，仍不叫我回接待站，带着我走。步行到五一路合作社，上到二楼一间办公室，没有讲什么，就是不叫我离开。坐了一会他们说要步行去北京，要我同他们一起去。我当时答应：可以。我向家中打了电话，说去北京。他们也没讲什么。到下午他们陆续地走了。我看他们走了，不管我了，我就下楼回家了。
还有一次，晚上7点多钟，接待室进来3个人，拉着我就走，到外边将我推上了一车汽车，上车后看到省委书记万达同志在车上坐着，他看一下我，我看一下他，没有讲话。他们也没有对我讲什么。叫万达同志在他们的报告上批20辆自行车，万达同志的批文是请高同玉同志找官建平同志解决。交给了他们，他们交给我看，我看后说，咱们走，我带他们到接待站去了，他们把万达同志放了。我领着他们在接待站，这楼跑到那楼，下楼跑到上楼，他们问我跑什么？我说找官建平同志，批文叫我找官建平同志解决，找不到他如何解决呢？找遍了接待站也没找到官建平同志。叫他们到接待室，休息一下，我认为他们会发火的。准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没有发火，说你找不到我们自己去找，他们随后也走了。
有一个白天，我刚到接待站，接待室来了几个中年男子，拉着我向外走，我问他们什么事到哪里去，他们不讲话，拉到湘雅医院二医院一个房间，说他们要上北京告状，要给他们解决60张飞机票和60件棉大衣，加2000元的办公费。我说我解决不了。他们拿来一项纸做的高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帽子做小了，一戴涨开了，帽子挡住了我的视线不能向前走，他们左边一个拉着我左手，右边一个拉着我的右手，牵着我向前走，游院子。左拐右转，右转左拐，不知道游了那些地方，游了好久又回到那间房子里，问我解决吧？我说，无力解决。他们一气将我推进了厕所关起来。我看厕所还干净，从口袋内拿出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找到一个地方坐下读起来，读完一遍再背读。搞了好几个小时把我放出来，自由了。我问了几个人，问题解决了吗，他们说把农业厅的厅长抓来解决了。听说昨天晚上农业厅招待所打了架，我想可能是农业厅的造反派，有气无处发，指向接待站。我走到医院食堂，一个人将我喊进去，给我拿了馒头还端来一碗骨头汤。
这段时间感到接待站的工作很难搞。领导见不到，不开会，不汇报，不研究，不指导。来上班就被抓，来与不来，无人管，无人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去上班了，接待站没有宣布撤销，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在家住了几天感到不好，我是个在职干部，没有同领导联系，失踪了。这样我就回到自己单位——省直属机关党委，到单位一问一看，各单位都分成“工联”观点和“高司”观点两派。都组成了战斗队，起了队名字。我也不能当逍遥派，就参加与自己关系较好的“高司”观点的组织。大家除了坐在一起扯谈外，就是写贴标语，参加些大型的集会游行。两种观点之间没有发生冲突和武斗，听说外边经常有打架武斗。解放军有时也来，但不带枪，不支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起不到威慑作用，要打的还是打，要斗的还是斗。一次“工联”集合很多人，将中苏友好馆内“高司”聚集点冲开打伤了一些“高司”的人，“工联”的声势大振，人员大增。一天省委大院来了很多人，听说游行，要从省委后大门出，出了省委后门左边就是省军区的后院，省军区不同意他们在这里走。并在后门外左前方，安排解放军看守，解放军用喇叭做工作，并在后门外十多处画了一条警界线。相持了一段时间，有些人又向后门冲，刚过警界线，解放军开了枪，有的说一枪打死了两个。起冲的人退了回来。我看到4个人，2人扯着死者的左手，一个扯着右手，一个抓着左脚，一个抓着右脚，屁股拖在地上抬到省委办公大楼，绑了个担架，把死者放在上边，4人抬着去游行，后边跟着很多人，出了省委正大门。
过后“工联”发起几千人的大游行，扛着红旗，举着横幅，喊着口号，一个横幅上写着，打倒龙书金，另一个横幅上写着油炸龙书金。浩浩荡荡在军区大门前通过，没有对军区进行冲击。有人说，他们想搞枪。一天晚上我听到长沙市有枪声。一问，说军区仓库被人冲开，抢走了一些枪。有一天“工联”组织了很多人，有步枪有机枪，攻打“高司”在河西坪塘最后一个聚集点。“工联”人一到，聚集点内跑出7个人，“工联”步枪、机枪一齐对着发射，结果打伤1人跑了6人。被打伤1人抬到二十四中校坪内没有及时治疗死了。“高司”被打没了，组织散了，有些人倒向“工联”，有些人闷默无言， “工联”取得了胜利，兴高彩烈，神气十足，加入了各级各单位的领导层。将省委机关和省直机关的大部职工，组织到河西党校办了第九期学习班。学习班没讲课，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有时开些小批判会和游行。成立审干小组对一些人进行内查外调。有人说这些人要分配到农村当农民，在学习班几个月，听说分配了我的工作，当时内心很高兴。通知我到文化组谈话，张瑞同同志接待了我。说邵阳新建了一个印刷厂，有1000多人，革委会、三大组都建立起来了，还有军代表，分配你到那里工作。我听了更加高兴，因为我不愿意当领导干部，那里班子都建立起来了，是做一般工作。回家告诉了烛南同志也高兴。我说要去报到，烛南同志说，快过元旦了，过了元旦再去吧，我说要马上报到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