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我背上行李到火车站买了去邵阳的车票，火车开得较慢，下午8、9点钟才到邵阳，下车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单位，才知道这里是火车站，距邵阳市还有10多里。看到来了～部公交车，我上车到市区边下车，天很晚了，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单位，只好找个地方先住下。这时走来一个人问他哪里有住宿的地方。他说我也是找住的，咱们到市里去找，我们两个边走边问，到了西外街地委招待所。一进门看到院内站着一些人，办公室内有4、5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要住宿，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坐在后边等。当他吵完走后，我与该女士说我是调动工作，在此住一晚，她说没有空房了。我说，没空房，我对邵阳不熟悉，天这样晚了，不知到哪里找，就在办公室坐一晚算了。他出去几分钟就回来了，带我上了二楼，开一间房子，内有4个空铺位，叫我住下了。第二天大亮，我还是想急找
单位，背起行李顺着昨晚来的路向前走，没走多远，看到左边有一所学校，我走进传达室问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想了下说：听说有一个这样的单位，在双坡岭，你向前走到大街，向左顺街向前走。我边走边问到了双坡岭。又问了一个人，他指着东南方的一个水塔说就是，我顺路走进一个传达室，将介绍信交给工作人员看，他说是这里。他拿着介绍信进厂喊了一个人来，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常，把我带到厂招待所。并向我介绍这是个三线印刷厂，1966年开始选址，开建时推平了3个山头。现在厂房和宿舍大部建好，设备开始安装。他叫我休息。
我下楼到厂内看了一下，厂的面积很大，6、7栋厂房都建好了，一些工人在安装机器。宿舍在山下也建好了，一大片。第二天我到车间看工人安装设备，我想帮一下不知如何搞，一个工人说你帮我们搞卫生。休息时和他们交谈，在交谈中知道这个厂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邵阳分厂，是三线战备厂子，现在还没有组建领导班子，全厂在此工作的有60多人，都是从长沙来的，有省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副主任常开文同志在此主持工作。我这才知道来前张瑞同同志向我介绍的是省新华印刷厂。到此5天是元旦节，起床进食堂后，听到食堂的人说没有水了。厂里用水都是从厂外边一股泉水中取。厂在泉水边上建了一间房子，房内安装了水泵，水泵将水打到水塔内用。可能是双坡岭农民，把水泵房锁了。这如何是好呢？有几十个人在食堂用餐，过节无饭吃怎么行！我到外边看了一下，食堂在山上，下边是职工宿舍，可能下边宿舍内有水，我跑下去看了，见有水，回食堂组织大家到宿舍挑水。大家忙了1个来小时，水池挑满了。过了一个愉快元旦，同时厂里找大队负责人做工作把水泵房也打开了。
本地农民祖祖辈辈住在此地，认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形成了一种地域观念。在建厂前省和新华印刷厂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对挑水远的户，在厂门口装了一个水龙头，并给周边农户安装了电灯。大队和多数农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少数或个别人在遇到不满意时采取了报复做法，这个问题一下子解决不好，要做工作，慢慢地会解决。如果领导层有这种地域观念，工作就不大好做了。元旦后，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职工到邵阳分厂来参观，因为老厂的职工要分一批到分厂来工作，大多数人不想来，因此省文化局制定了一些优惠条件，如爱人在集体单位工作到分厂可以转为分厂正式职工。爱人在外地工作的，可调到分厂一起来。同时还做了一大批床铺、凳子，到分厂的职工每户分1套。发动大家到分厂参观，汽车送、汽车接，到分厂安排住宿，来到分厂向他们介绍情况，带他们参观宿舍、厂房，扫除他们来分厂的阻力。
参观过后，省里发了一个通知，称湖南新华印刷厂改为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邵阳分厂改为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任命我为新华印刷二厂革委会主任，任命前没有与我讲过。如何是好？这是党组织的信任只有接受任命尽力工作！我没有做过工厂工作，更不懂印刷业务，人生地不熟，如何做好工作呢？只有防止当官摆架子的思想行为，以身作则深入广大职工中，听取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群众关系。现在厂内稳定，职工的积极性还高，设备安装进度还好。
省文化局为了加快二厂的安装生产，又从新华印刷一厂调来100多名职工。这100多名职工中，有在一厂形成的两种观点，保守观点占多数，造反观点占少数。造反观点的人少能量大，大部分是青年人。青年人好胜好奇，思想有些激进，他们与邵阳造反派没有什么联系，与长沙的造反派有联系，与一厂的造反派有很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加快安装早日投产，首先厂内必须要稳定。要做到厂内稳定不乱，我不能支持哪一派也不能反对哪一派，必须站在两派的中间，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碗水端平，深入双方做工作，但工作的重点要放在稳定局势上。
召开大会我讲，欢迎大家来工厂工作，我们都是热爱敬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就说明，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中有不同看法和矛盾，这是正常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商量解决。有些问题不好公开提就个别对我讲，我会与大家商量解决，不要因什么问题影响家庭的和睦。我们工厂是三线印刷厂，是印刷毛主席著作的厂子，上级要求我们快安装、早投产，这是大局，我们大家都要支持和维护这个大局。会后，我分别深入两派中征求意见进行交谈，和造反观点的人多一些。这样，厂内保持了稳定，安装工作照常进行。当时，邵阳市约有95%的工厂，停产闹革命。而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没有停产，生产照常进行，每月都完成了生产计划。
有一天我没有在厂，回来后，看到传达室凌师傅的头被打破了。我听他们说，矿灯厂来了一些人，凌师傅不让他们进，引起冲突，打了凌师傅。又到单人宿舍打烂了一些门窗，车间里来了一些人把他们打跑了，听说还打伤了他们一个人。矿灯厂没来找我们，我们也没去找矿灯厂。
过了几天的晚上，我到子弟学校联系工作，八九点钟时，厂里来了一个人说厂里打架了，我跑回厂，办公楼前坪内站着几十个人，我一问，他们说，厂里几个青年人到邵阳市看电影回来，在双坡岭被人打了。他们要出去找那些人。我说这么晚了向哪里找人？明天厂里去双坡大队看一下，他们看我不同意他们出去，一些人与我谈要求，另外一些人就组织人开着汽车出去了。第二天听说他们昨晚开汽车出去打了人，到邵阳市还抓来了两个人，又放了。这样邵阳市的人说，长沙人开着汽车到邵阳来打架，上午双坡岭大队和公安大队的来了两个人找我说厂里昨天晚上开车到双坡岭打人，我问了几个人，打伤了没有？他说打了一个，伤的很重，厂内有规定，在厂外打架伤人要严肃处理。但处理要有真凭实据，我看要把问题搞清楚，以利处理，我的意见是公安大队、双坡岭大队和我厂每个单位抽一个人，组成3人小组进行调查取证，整理材料进行认真处理。你们意见如何？他们没讲什么，我说就这样，成立3人小组，你把人确定好，在什么地方集合告诉我，我派人去。他们没说别的要求就走了。第3天，地委办公室打电话来叫我去，我去了。一个穿解放军衣服的同志接待了我，问了一些情况后说，张书记（当时地委书记张厚）要找我们，我们去吧。我说，好。他带我到了一个办公室，没有人，我俩就坐下来等。几分钟后，张书记来了，我俩站起来，解放军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张书记，又介绍我是二厂革委会主任。张厚向前走了一步，指着我大声说，你要给我检讨。我说，问题未搞清怎么检讨？他又说，那么你保证你们厂的人在邵阳市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我说我做不到。解放军同志看我们两个要顶起来，就说高主任，我们到医院看个伤病号去吧。我说好，去看病号去。我俩就走出办公室，将张厚一人留在办公室。到了地区人民医院进了一间病室，没有医生和护士，就一个躺在床上的人，我近前问了一句，怎么样，他也说了一句，我没听清他说的什么，就出来了。解放军同志回单位，我就回厂了。第4天上午，双坡岭大队和公安局上次来的两个人又来了，我把他们请到办公室。他们说，他们调查了，是你们的人站在汽车上指挥打的。我说，没有证人没有材料，我们厂里的人又没有参加，凭你们一句话是不好处理的。我的意见还是成立3人小组共同调查，取到人证物证写成材料再研究处理。他们没说什么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到厂来。过了好几天，双坡岭大队来了3个农民，我正在厂内稻田里劳动，找到我，提出他们的人被厂里的人打了如何处理，我说前几天与大队商量好了，成立3人小组进行调查，把事情搞清进行处理。你们去找大队来厂商量，如何处理问题。搞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走了，以后大队也没有来人。
过了几天，传达室来人说，大队来了一些人把我们的大门封了，我说他们不到厂内来，你们当作没看到，他们如何封，你们都不要管他，他们要如何封就如何封，厂内要出去叫他们走后门。同时我告诉车间，双坡岭大队的人把我们的大门封了，你们都不要管，教育车间同志照常工作生产，也不要去看，如果出去走后门。封门的事有厂部处理！这样他们看到厂里没有什么反应。就搞来砖砌墙，砌墙我们也不管，不同他们直接接触。我们派人找大队，叫大队来处理，他们在大门口外砌了一、两米高十几米长的墙，完全挡住了出入，我叫厂里的人去找大队，要他们做工作快处理，一些物资运不进来，有停产的危险。过了几天，可能是大队派来几个人将墙拆了恢复了原状，堵门问题解决了，厂内安定了。工作可以照常进行了，我除了开会研究处理一些问题外，白天深入到车间劳动，了解情况，晚上到一些职工家走访。有些同志提议说，要搞好和大队的关系，厂里放场电影，请大队和周边群众来看。我同意这个意见，叫他们准备。后他们说准备好了，通知了双坡岭大队，今天晚上7点开始，厂里职工自由参加，都是自由选位子坐，大队的人来的不少，秩序还可以。到快演完的时候我去了办公室，不一会来人说下面打架了。我将抽屉锁上，准备下来，还没下楼，双坡岭大队的好多人跑上楼来，把我挤进了办公室。一下办公室的人都站满了，大吵大闹，说厂里的人把他们打了。我也听不清楚他们讲的什么，只是站在办公桌前听他们讲。等他们吵闹少一些时，我就说，我们这个厂建在双坡岭大队，我们就是邻居了，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厂请大家来看电影是为了搞好我们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架来，打架是不对的，打伤人是错误的，是要处理的。为什么要打架打伤了多少，今天是搞不清楚的。天这样晚了，有些人明天还搞工作，还去劳动，我的意见是大家回去休息。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告诉大队，我请大队的同志明天到厂里来研究商量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讲话时一些人就陆续走了，我说完了，大家没有讲什么就都回去了。第二天上午10点多种，大队里来两个人，我把他请到办公室，我问他们昨晚为什么打架，他们说不清楚，打伤人吗，他们听说有3个被打伤。我说，听说厂里也被打伤3个，我上班时看到唐XX脸是肿的。他们说大队经济很困难，他们提出要治疗，费用厂里要负责。我说： “这是当然的。不过你们知道这个厂搞了几年还没有生产，用钱都是省里拨来的，使用有限制，所以厂里的经济也是困难的。现在我们不讲经济问题，先把情况搞清楚。打架总要伤人的，伤了多少人，伤的程度如何，要搞清楚。说打架双方没带东西，只是拳头相对，可能没有重伤，现在情况不清，很难研究具体问题，只能商量定个原则，去调查了解情况，做工作。我先讲初步意见，后再讨论，原则是厂里的人打伤了大队的人，费用由厂里负责，大队的打伤了厂里的费用由大队的人负责。你们看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商量，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就散会了。自己做工作去。火队的人回去后把商量的情况可能和大家讲了。第二天1个人跑到厂里来说自己被厂里人打伤了，要厂负责。我说打伤的可能非你1个人，还有其他人。我们厂里也有被打伤的人。我们与双坡岭大队共同开会，商量一个统一的意见，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大队去讲，如果有特殊问题大队不能解决，由大队找我们开会商量。你1个人找J…‘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结果工作做不通，他还跑到厂‘招待所住下来，用明火做饭，我3次去做工作均无效。有一天晚饭后我又去做工作，走到招待所外边的路上，碰到3、4个青工在议论，说双坡岭大队的人要赖在招待所不走。我对他们说，现在我是来做工作的，你们配合一下，你们在外边讲，他能听到的。双坡岭的人打伤我们厂里的人不来处理，他赖在我们招待所是不对的。要赶不走就打，但不能真打，只是吓他。外边吓，屋里劝，他考虑了一分多钟，同意走了。我说，快走，我送你出大门，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大队和个人都没来找厂里，后来听厂里的职工说，双坡岭大队的人说，我们不要再打了，打伤了他们的人，他们看病吃药公家拿钱，打伤我们的人，大队没有钱，只能自己负责。这时感到工作轻松了，不那么乱了，如厂外不开会，白天我到车间参加劳动，和工人师傅聊天，学习印刷业务，了解生产工作情况。晚上我就走访职工家，扯扯谈谈，熟悉一些情况，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可能与造反观点的人接触较多些，有个别人背后说我是造反派，我也不在乎，没解释。近来职工从长沙搬家到邵阳来的多，经常有车来，我看到就去帮助卸车搬家具，对有困难的职工给予同情和帮助。有一个老工人叫肖全成，他来厂不久患病住院了，开始说是痔疮，后又说是癌症晚期，开刀肛门改道，有几个小孩读书很困难。我想给他点钱，他不肯接受。我将40元钱交给车间党支部书记赵声杰同志，叫他以厂里补助的名义交给肖全成师傅。有一个老职工50多岁，负责从长沙选调人的工作，他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从长沙回邵阳后说背疼，叫他到医院检查一下，他不去，说没事，说在火车上有个人背着一袋铁东西碰了他一下，过几天会好的，叫他在家休息，我们经常去看他。过了一段时间，总是不好，劝他到医院检查，一检查是肺癌晚期，没有多久就离世了。家属要求土葬，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了，出葬时我参加了抬灵柩将他送到山上。有些老职工生活困难，有时病人提出向我借点钱，我知道他们开这个口是很难的，要借的钱不多，一般是10 - 15元，我不好意思不借，一般是按他们提的要求借给他们。我夫人是四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她走访职工家庭时，看到邹师傅家三、四个孩子盖一床被子，她回家来把女儿的被子给邹师傅送去，过年春暖后邹师傅把被子又给我送回来。有一个同志从老厂调来，厂研究叫他做工会工作，他工作肯干，群众关系好。当时厂没有建立党委，省文化局决定先成立一个党的3人领导小组，吸收他为成员，大家说，他在老厂做民兵保卫工作，他家在外地，为了厂的安全，节假日很少回家，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后来离了婚。离婚很久，一些朋友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不谈，有一次我和他闲扯时，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伴，他说我不是不想结婚，实在没有钱结婚。我很同情他，发工资后我留出一个月的生活费，把剩余的70元钱全部送给他结婚用。
有一天，行政科的同志与我说，厂在外地购买了一批木材（沙树条），现在已水运到邵阳资江边，以防人偷，要赶快运回来。我说，现在厂里没有汽车，厂距资江河边只有3、4里路，是否可以发动群众运？他们说可以，说干就干，我和行政科的10几个人先去告诉车间，号召大家去搬运木材。我们先到拆排，后随来了100多男职工，有的扛，有的抬，看到邵阳市去工厂的马路上密密麻麻都是搬运木材的人。搞了一个上午，上百立方米的木材全部搬运到厂。
这时厂里已经开始生产，因任务不多，加之职工还没调齐，厂研究只开一个白班。有天晚上我到厂区走了一圈看到三车间一些工人开机生产。第二天，我问车间主任，厂决定只开一个白班，昨天晚上，为什么好多人在开机生产？主任说那是他们自动来的。我说，下班后你把车间的门锁起来。又有一天晚上我又去看，仍有一些人开机生产。我问，他们怎么进来的，他们说：下班前把窗户上的插销拔开，晚上从窗户中爬进来的。大家干劲足，厂稳定，形势好，我从心里爱上这个厂，爱上这些工人。这时邵阳地委派一个工宣队进厂来，共有7、8个人，队长姓赵，我们喊赵队长，指导员姓郑，我们喊他郑指导员。来前地委没有同厂里讲，宣传队进厂后也没有讲搞什么工作，我认为这是上级党委派来的，要欢迎他们，安排了他们住宿和生活方面的事情，并简单的向他们介绍了厂的情况。当时，我想宣传队的工作重心与厂的工作重心可能不一致，弄不好会出现矛盾。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支持他们的工作，和他们心平气和地商量，使工作顺利进行。过了几天，有的职工听宣传队的人说，厂不应修围墙，这是不相信群众，应该搞政治围墙，还说厂的猪栏还安上玻璃，象职工宿舍。这是否宣传队讲的，我没有查对，不是和我直接讲的，我也不向他们解释。我认为围墙是我来之前修的，是对的，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未达到那个程度，现在围墙经常被打洞，没有围墙，工作生产搞不成。猪栏问题我问了食堂的同志，他们说是在厂内拣的一个不要的窗户，安装在猪栏上，是废物利用。
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认为宣传队的重点是搞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问题，这个问题老厂基本上搞清了。他们要搞只有任他们搞吧。他们进行内查外调，还派了两个人到山东我的老家去调查，这时我意识到他们把我当成造反派了。有一天，厂里的吴师傅拿着一份上报材料叫盖厂的公章。我接过来一看，说厂里一个青工，在坪塘武斗中打死7个人。我说：吴师傅，这个上报材料写的不对呀，我去调查过，“工联”到坪塘二十四中时，从学校里跑出7个人，“工联”开枪打，打伤了1个，跑走了6个，伤者被抬到坪里死了。那么多人枪，是谁打的搞不清楚。吴师傅说是宣传队叫这样写的。我说：我给郑指导员打个电话。我说吴师傅拿了一份上报材料要厂盖章。材料说打死7个人可能不对，我了解的只死1个人，也没有定哪个单位，哪个人打的，我们商量一下好吗？郑指导员说，不用商量按我们的意见上报。我听了有些生气，说按你们的意见上报，我不管，你们愿意如何报就如何报，厂里不盖章，不签意见！这时同宣传队出现公开矛盾，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坪塘武斗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大事件，长沙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很多单位来此调查，宣传队肯定也去调查过，事情是清楚的，为什么还如此违背事实，置人死地的这样上报呢？是派别的促使，还是对我试探，不清楚。派性是客观存在，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它使黑白颠倒，它使朋友变仇人，它使同志变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