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离新华印刷二厂
这时上边又派来一个军宣队，3个人，队长韩新华，我们叫他韩队长。我想军宣队没有派性，工作是实事求是。他们做工作，宣传队与厂的矛盾会解决的。当时厂每天上午上班后搞一个小时的“天天读”，学习毛主席著作，韩队长每天到厂办公室和我一起学习，约1周的时间。后来，韩队长对我说，他爱人过去带几个孩子没有时间，现在孩子都大了，总要为国家做点事了，想用厂的招工指标解决他爱人的工作问题。他提的这个问题我感到很突然，没有多考虑说，这个问题不好办，指标是招青工的，厂里有几个老同志的爱人没有工作至今未解决。他就走了，我这样答复他是因指标下来后，我想用这个指标解决任守玉爱人的工作问题。任守玉同志是部队转业的老同志，爱人只有40来岁，请示省文化局，文化局说这个指标是招青工的，不能用它解决家属问题。韩队长是军宣传队还不是厂的职工，才到厂7天，不好解决他爱人的工作问题。以后韩队长再没有到办公室参加我们“天天读”了。这时我感到过去我对韩队长看法过高了。过了几天招待所的同志说，工宣队和军宣队在招待所开了几天会，是派性和私心把他们拧成了一股绳，对我动了手脚。几天后，厂收到地委组织部一个通知，免去我新华印刷二厂党委书记的职务，调省驻建四公司宣传队工作。接到通知后，我就到四公司报了到，宣传队叫我任宣传队副指导员。我离开厂后，军宣队、工宣队在厂内开大小会议，对我进行背靠背的批判。还把1名造反观点的老师傅关起来送到双峰的一个地方，并派了几个保守观点的老师傅和工作队员去看管，启发他检查自己揭发我的问题。还把1名有造反观点的青工关起来，叫他检查自己揭发我。这时我的工作虽然离开了厂，但我的家还住在厂里，还是经常回来的。有一次我回来有些职工说厂内对我进行批判，我说批判什么问题呢？他们说批判你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搞“以我为核心”；这时我记起来了，在工宣队入厂前，厂开职工大会，我在会上讲到遵纪守法问题时，说过一句话：我叫大家做的事我带头去做，我叫大家不做的事我带头不做。当时想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去做，没有想到现在成了批判的内容。一个问题是说搞小恩小惠。这个问题，送钱借钱的事是有的，因我看到一些职工生活困难，同情他们送点钱或借点钱给他们解决困难，使他们安心工作，搞好工作没有别的想法。有的工人师傅生活困难，我是用公家的名义对他给予补助，转交给他们的，这怎么能与小恩小惠挂钩呢？他们要批就批吧！我在省工宣队，工作一段较长的时间，回家来进入新华印刷工厂后，碰到工厂的一些职工，见面打招呼进行交谈，通过交谈，我得知那位被关在双锋隔离检查的老师傅，已解放回来了。没有讲他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讲如何处理，好象不了了之。那个被关起来隔离检查的青工没关几天就放出来了，也没有说他有什么问题。韩队长的老婆被招工入厂了，当一厂幼儿园的副园长。驻厂工宣队撤出了，人都走了。工宣队说在坪塘武斗中打死了7个人的青工，现在车间工作，没有人找他谈什么。这时我思想中仍有一个不得其解的迷团。前宣传队写报告说该青工在坪塘武斗中打死了7个人，叫厂盖章上报，我认为出路很大没有盖章，打电话要求与宣传队商量一下，宣传队说不用商量，要按他们的意见办。因此，我就没有盖厂的公章。现在不知道他们没有上报呢？还是上边没有批呢？不得而知！后听说军宣队韩队长被调走了。邵阳军分区派倪平为军宣队长，到新华印刷二厂任党委书记。
在我被免职调到省驻省建四公司工宣队工作约3个月后，省文化局派以局人事处长王秀山同志为组长的工作组来到邵阳新华印刷二厂检查工作，把我从四公司喊到工厂。在招待所一见面，王秀山同志讲，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为什么免你的职，调你的工作，你不向局里讲呢？我说，我的组织关系在地区，地区事前没有与我通气，就接到地区发来的通知，我认为地区已经决定了，再告诉文化局，怕引起矛盾，就没有向文化局讲。他问我厂里的情况，我把知道的一些事情，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就回四公司去了。他们住了好久，才回省文化局。过了一段时间，听说省政工组发了一个通知，说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是省直属印刷厂，二厂干部调配由省直接管。
省驻省建四公司工宣队要撤出时，邵阳地委组织组把我分配到邵阳地区教育局任副局长，同时把我老伴邓烛南同志由新华印刷二厂调到邵阳地区人民医院工作，搬家到专署大院宿舍住。当时邵阳地区教育局有一名老局长，有一名政委，他们对教育工作熟悉，局里的班子很齐全，我是副局长，对教育工作不熟悉，所以在教育局工作2年多，大部时间是在农村搞中心工作。
有一次从农村回邵阳教育局，有一个同志对我说，听说新华印刷二厂的职工，写联络信要求把你调回新华印刷二厂。当时我并不在意，但它勾起了我的思想活动。我认为邵阳地区教育局是个重要的好单位，但自己水平低，业务又不熟悉，工作有困难，压力大。回新华印刷二厂，我还是向往的。我认为工人心直口快，有什么就讲什么，不拐弯抹角，你对他好，他对你也好。我曾在印刷厂工作2年多，业务也熟悉，我是想回去的。但新华印刷二厂是从长沙搬来的厂子，领导班子都是长沙来的，在二厂工作时感到，地区领导，尤其组织部门同志，认为不是亲生，领导不大顺手，想将二厂的领导班子逐步进行调整。一些人要调出，再调进一些地区的同志，使领导班子成为亲生的班子。因此，我想再调回二厂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样我的思想也安定下来了。过了几天老局长把我喊去说，二厂职工要求你回去，地区组织组决定调你回工厂，并写了去二厂的介绍信，任二厂党委书记。当是我感到很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为什么又把我调回工厂？我想可能是二厂的联名信交到地区，送到省文化局，文化局同意二厂职工的要求，和地区联系决定的。我拿着介绍信到二厂。 二厂人员较熟悉，做原来的工作还顺利。这时邵阳地区组织，把邓烛南同志也调回工厂。当时省文化局易兰其同志在工作，我与老易同志说，我不同意夫妻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他同意我的意见。他给文化局人事处打了一个电话，把邓烛南同志分配到省新华书店邵阳发行站工作。
重回新华印刷二厂
我回新华印刷二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地区办公室打电话来，要厂抽3个人，其中一位中层干部到地区搞宣传队。我把厂的几个领导同志找在一起开会商量，大家的意见，抽两名一般干部好办，抽一名中层干部就很难办，要向工办讲干部配备不齐，难抽出。工办不信，坚持要抽，我又怕与地区搞坏关系，认为厂不服从他们领导。我到科室车间，找了几个同志谈话做工作，都不同意去，有的同志态度很坚决，就是处分、开除也不去。上边打电话催，下边找不出人，感到左是墙右是壁，夹在中间动不得。已经拖了10多天了，这时工办又打电话来，叫我到丁办去，我去了。一个年轻的同志接待了我，问我抽人的问题，我说一1．层rj邵真抽不出。他说抽不出中层干部，就抽你们厂级干部，我说呵以，我们厂‘的厂级干部有3个，我1个、曾海昆1个、仉炳炎1个。仉炳炎懂业务，现抓生产，不能抽，我和曾海昆同志可以抽1个，由工办定。他说可以，我就回厂了。于是研究决定抽曾海昆同志，还没有通知厂，曾海昆同志先知道了，找了地委组织班，如何对组织讲的我不知道，组织组打电话叫我去，我马上去了，一进办公室看到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就指着我问，你为什么派曾海昆去搞宣传队，我说我没有派他去搞宣传队。把上次我在工办讲的话向他说了一遍，就回厂了。后听说曾海昆的弟弟是组织组的副组长，以后工办也没有打电话提要厂抽1名中层干部的事了。我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生明显矛盾，都认为现在中层干部不齐，需要提拔几名车间正副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厂组织科提名，厂研究同意后填表报批，我去长沙出差时，组织科同志把填的提拔干部表交给我，叫我送省文化局人事处批，我到文化局人事处将表交给刘xx（人事处的负责人，记不清名字），他看了后说，车间主任给你批了，党支部书记你要送地区组织组批，因为你们的组织关系在地区，为照顾关系，我说可以。回厂后我拿着几份报批党支部书记的表到地委组织组，一进办公室看到1个人坐在凳子上，好似见过面又不知姓名，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讲话。我说我是新华印刷二厂的，我们研究要提拔几名党支部书记，请批一下。他有气地说： “我们不管。人家汽车制造厂，是个厅级单位，他们的人事归地区管；你们是个县级单位，人事工作不让我们管”。我说：“你是对省里发的那个通知有意见吧？有意见可以向省里提吗，作为我来说，地区管，省里管我都没有意见，一向服从。你们有意见不要使下边工作的为难”。我问他，你们批不批？他停了一下说，把表放到这里吧。我把表放在他的桌子上就回厂了，过了几天给批了。
近几天来，我有点预感，大形势是否有变化，文革中有过几次变化，有什么变化搞不清。一天我去四车间，有个职工对我说，胡秋生今天晚上在公路段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叫你参加。当时我认为有正常的一面，也有不正常的一面。所谓正常的一面，胡秋生是上级任命的邵阳地委副书记，已经发过通知，他并在地委上班。过去上级有过指示，对上级任命的人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提，但对他们的工作要支持，他们布置的工作要执行。地委副书记如找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是正常的，不参加不好。同时我感到也有点不正常，地委开会应该在地委开，为什么到公路段开昵？地委开会通知应通知厂办公室，为什么一个不是办公室的人向我讲呢？这个会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又想如真传达上级工作精神，自己不知道也不好。过去地委的领导同志开会怕冲击，也曾到我厂来开嘛。因此，还是想去参加，看看情况，听听是什么内容也可以嘛。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吃过晚我饭1个人就去了。到会的人有好几十个，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等到9点多钟，李敢闯出来讲，胡秋生同志有事不能来参加会了，叫我们开。他拿出一张纸向大家读了一遍，我也听不清，大概是长沙的情况，叫大家讨论。这样多的人，又没有分组，又没有召集人，如何讨论呢？很多人就陆续地走了，我也和大家走出公路段就回厂了。第二天厂里贴出大标语，说高同玉昨天参加了黑会，打倒高同玉。我想参加个会，我又没有与任何人讲，又不代表任何人，又没有回去传达，这是个人行为，曾海昆同志找我谈话，又召开厂的领导干部开会。我把去参加会的思想和会议过程如实讲了一下。大家进行了一些分析，曾海昆同志叫检查。第二次会议我检查后，曾海昆同志又提起我和于信兼，参加批铁克副局长的问题。这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当时，铁副局长来厂住在招待所，于信兼也到厂里来，于信兼是一厂的造反派，成立省革委时是省革委委员，他来厂搞什么我不知道。厂里一个职工讲，于信兼今天下午要找铁副局长谈话。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谈什么问题，铁副局长住在二厂，出了问题我有责任。如何搞呢？只有我去参加，有我在他不会有过头的行为，如有过头行为我可书面作证。这样想就这样做了。下午他们去了，我也去了。我坐在一边凳子上，铁副局长坐在床上，于信兼站在床边，问铁副局长，铁副局长就回答，问了些什么事记不清了，但均没有恶言恶语的顶撞情况。约1个多小时于就走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就出来了。曾海昆同志把我的问题写成材料（内容和要求我不知道）亲自送到地委和省文化局。一天晚上，地委秘书长打电话来叫我到地委去，张司机开车将我送到地委。我进办公室秘书长在等我。我把厂里的情况和参加黑会的情况向他讲了一下，他问我传达没有？我说没有传达，他说没有传达就没事，我就回来了。省文化局没有来人，也没有打电话叫我去，自己边检查边工作。
前段时间，省决定把出版、印刷、发行3家从省文化局分出来，建立省出版局，出版局长到新华印刷二厂来视查工作。回局后就把我从新华印刷二厂调到省出版局，负责文化物资站的分家工作。出版局是个新建的单位，没有宿舍，调进来的同志都住在省政府招待所。文化物资站属省文化局领导，是个商业性质的单位，经营文化和和印刷物资，现在要把印刷物资分出来，成立出版局印刷物资公司。要分开这是肯定，但什么时间分，文化局与出版局态度不同，出版局要求马上分，而文化局不急慢慢来，先把工作做好。这样我就天天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文化物资站。宣传部的副部长、处长找过几次，他们说，分是肯定的，什么时候分，你找文化局商量；到文化局，说要与文化物资站商量，先提个分配方案；文化物资站说没有叫我们先提分配方案，这样就一天天过去了，跑了几个月，没有什么进展。出版局局长叫我到文化物资站仓库里坐着办公。叫人做了一个“湖南省出版局印刷物资公司”牌子，叫我挂在文化物资站的大门上，就坐在里边办公。这事我感到很为难，没有房子没有物资，没有人员，如何办公呢？只能影响他们工作，引起和他们的矛盾，使自己处于尴尬地步。这样的问题只能协商做工作，和和气气的分，因此，我没有去挂牌子，没有去办公。可能局长有意见，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说：“我不管了”。我说：“你不管了我如何办？”“你找觉民局长去”。我说： “好”。听说刘觉民副局长原是文化局的副局长。我找到刘副局长说，关于文化物资站分家的问题，局长叫我向你汇报，他说可以。我把近几个月的工作情况向他说了一下，宣传部同意，文化物资站要分开，不分开工作不好搞，如何分，什么时候分，要同文化局商量决定。文化局领导没有找到，人事处、财务处同意商量，他们的意见要分开，不能两个局领导一个物资站，不易开展工作，文化物资站也认为分开对工作有利。但文化局没向他们讲分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在文化局。文化局的领导工作忙，没有考虑文化物资站分家的问题。你有时间同文化局的领导讲一下，叫他们向文化物资站的王经理讲一下要分家的事，刘副局长没有表态。我估计刘副局长可能对文化局的领导同志讲了，文化局给物资站王经理讲了。过了几天我到文化物资站找王经理谈话，他说，他同意分开，并且希望早点分开，因为要分开的事，大家都知道，都在议论，不知自己到那边去，不安心。王说分开对工作有利，是肯定的，我们先商量一下分开的原则，我的意见是，现在负责印刷物资的同志和办公地点归印刷物资公司，现在负责文化物资的同志和办公地点都归文化物资公司，其他同志遵照本人意见和领导决定的办法定位。食堂由文化管理，传达室两个人每边一个，由印刷管理，宿舍随人定。仓库有一千多个平方，二层楼，二楼存放着木材、钢材等，一楼存放文化物资站的多一些，印刷物资占的少一些，经过商量一致的意见，文化分四分之三，印刷分四分之一，都同意。这个分配原则写成文字，报两个局。这时文化局把张文祥同志调到省文化局工作。张文祥是文化物资站的物资科长，主管印刷物资。该同志肯干，能力强，脑子灵活，嘴巴会讲。搞印刷工作的同志与我讲，要把张文祥同志留在印刷。文化物资站也要把这个人留下来，所以文化局把他调到文化局工作了，这样我也没有讲什么了。
现在文化物资站有正副两个经理，经理王文斌同志是三八（1938年参加工作）时的老同志，在文化物资站工作多年，分开后，也可能仍在文化工作。周树均同志是副经理，是印刷厂调来的，主管印刷物资工作，也有好多年了，他业务熟悉，肯定会分到印刷物资公司来，我来搞分家工作的，分家后，我的工作不知底。我向出版局、省委组织部建议要周树均同志担任印刷物资公司经理。后来出版局通知，我为印刷物资公司经理，周树均同志任副经理，这样我只有向周树均同志学习了。过了几天，文化局、出版局回信都同意我提出的那个分开原则，并叫我开始实施。我和王经理、周经理具体商量，经过几天的工作，均满意的分开了。经过两个局同意，向全体职工宣布了两个公司的人员名单，大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这时文化物资站改名为文化局文化物资公司。两个不同名的物资公司的牌子同时挂在一个大门上。两个公司的工作展开，顺利进行。
我没有做过印刷物资的工作，对工作不熟悉，周树均同志是行家。要虚心向周树均同志学习，支持他的工作。我本打算在印刷厂找几个懂印刷技术的人来。但未施行。局长就派出5、6个没有搞过印刷的同志进来，这样我就把在印刷厂选调几个人的事放弃了。原来的同志和新来的同志都工作积极，热情高，互帮互学，使物资公司的工作顺利进行，各种任务完成的不错。我对物资公司有了好感，认为公司人员不多，工作好做。工作2年左右，出版局人事处的同志来公司对我讲，局领导决定，新华印刷一厂的北厂与南厂分开，南厂为新华印刷三厂。这样，厂的领导班子也要一分为二，局领导的意见叫你去一厂任党委书记。我听了感到有些突然，说我不去。在二厂搞了几年工作，没有做好，一厂职工比二厂还多，我更不能胜任。请局里选有文化、年轻的同志去好些，他也没有讲什么，我真不想去。就找了组织部和宣传部，都没有讲什么。我想调一下工作，是属出版局内部人员调整，组织部和宣传部都不好管。问题由出版局决定，当时局长住医院，我找到医院和局长谈了一下，他只笑不讲行和不行，我想是局里定了的，难改。拖了半个月，工作虽然照常搞，但心里不安定，同时有些同志知道了这个事。有一天公司开党小组生活会，局人事处的一个同志参加了，我说，前几天人事处的同志说局调我到一厂工作，我真不想去，因自己岁数大了，怕工作搞不好。拖了这么久也没有讲，是叫去还是不叫去，领导没有讲。自己思想也不稳定，如果组织上决定调我去，我还是服从组织。过了两天，出版局发来通知，调我到一厂任党委书记。我没有再讲什么。于1980年春节前去了一厂。当时厂里有3个副厂长，是个老厂，机构齐全，人员配备整齐，多数是熟悉业务的老同志，我到车间走了一圈，看到工作、生产秩序很好。这时春节临近，厂劳资科副科长唐官生带我到各家看望病休的和老工人，并看到一些职工的住房情况，房子很旧，很差，很小，也很挤。有的不是住房，象个棚子，有的4、5口人挤在l间10多平方米棚子中。后王副厂长又带我看了东门捷径，小春秋、理发巷等几个一厂家属区，都极1日又小的房子。我认为当前关心职工生活的重点是解决住房问题。在厂办公会上，我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建宿舍，但没有资金，没有地皮。一次我到局里向局长汇报工作时，我说现在一厂的住房又破又小的情况，建房厂里没有钱，局里是否投点资，厂里搞地皮，我们合建，解决一些局和厂的职工住房困难问题。局长同意出钱，叫厂搞地皮进行合建。我回厂后和厂长们商量都同意。并决定在外湘春街建宿舍，这里房子破烂，可建两栋宿舍楼，但有几十家住户往那里搬？有的同志提出宝南街，我们两栋宿舍楼中间有块地，可建过渡房，最后没定在此建过渡房。对湘春街宿舍和宝南街宿舍的职工说明情况，做好思想工作。这时张奇副局长来厂商量合建宿舍问题，最后决定，局出钱，厂出地，施工基建全部由厂负责。我又同张副局长说，有这样多的拆迁户，宿舍建起后要多给厂一点，我计算，要给厂百分之七十，局要百分之三十。张副局长没有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我认为他同意了。这样厂建立基建科，调配了人员，进行搭建过渡房，组织拆迁，这些工作都很顺利完成了。
大概1981年，二栋五层的宿舍楼建成了，要商量分配问题了。通知我、王副局长到局里开会，胡代伟副局长主持，提出在一厂新建的宿舍对半分，我不同意，说建前就同局里讲了要三七分，胡副局长不同意，并发了脾气，我就退出会场，后又把我喊回去继续开会。我虽然没有发脾气，但没有达成一致就散会了。过了两天出版局通知党委到局里开会。一厂的党委委员都去了，局长主持开会，都不讲话。组织科的李科长（原不了解上次会的情况）开始发言，说一厂的宿舍很困难，请局里照顾一下。局长说，按对半分局里已决定了。厂长说，局里决定了，还叫我们来开会做什么，认为我们不行就换了嘛，局长说局要发通知。这样一厂的同志就退出办公室不欢而散了。回到厂后，我说了一句牢骚话，官大能力强，职高真理多。说了这句话，好似心中的气出了些。下级服从上级，按对半分。东头与西头由局里挑。
此后我在想，在宿舍分配上为什么产生如此的矛盾呢？张副局长没有把厂的意见向局长讲，还是讲了局长没有表态。张副局长也没有对厂里讲，产生矛盾的关键问题是建前没有透明度。这倒成了好事，如果开始就搞明确，各分百分之五十。厂不会同意建，厂分百分之七十，局里也不会拿钱建。分配不明，各有各的想法，都积极性高，把房子建起来了。这就是好事，谁吃亏谁沾光都在出版系统内。从长远角度看，出版局分去了百分之五十的房子。但地皮还是厂里的。出版局、各出版社都在积极的选找地皮建办公楼和宿舍。他们有钱，宿舍修得会好一些，那时，住在这里的人会陆续搬走的，没有人分去，宿舍会全部归厂所有的。同时打开了厂建宿舍困难的思路。有了建宿舍的经验，对今后解决厂职工住房困难大有好处。
厂内职工住房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厂领导开会研究，自己建宿舍。大家一致的意见，在民主西街建，那里的面积大。房子破『日，可以建三栋。三栋宿舍分期进行。这样拆迁户少，好安排。一栋建好后，安排拆迁户，再建第二栋；二栋建好后，再建第三栋。由厂基建科负责拆，计划施工，王副厂长主管。很快各方面工作就落实了。厂自建宿舍开始了，经过一年多的时间，3栋5层楼的宿舍建起来了。在建宿舍期间，我主要在厂里工作，有时到工地看看进度；问一问情况。在厂里除了开会有事外，就到车间看看和同志们扯扯谈谈，了解一下情况，并参加一些劳动。工作基本平顺，但遇到几件突出事。
第一件事，一天上午我到厂保健站，看到有几个职工在此等李医生，说李医生没有来上班。李医生在保健站工作积极、细心、任劳任怨，职工反映很好，为什么没有来上班呢？经查问，得知她私自考上中医学院去读书了。我感到是个大问题，因厂里有个规定，不请假，不来上班，是自动离职，要停发工资的。我叫厂组织科长去出版局向局长汇报，说明厂的规定，他回来说，局长同意厂的规定。到发工资时，停发了她的工资，她有意见，就找了中医学院的领导。医学院的领导给厂打电话来问，我说这是厂的规定，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过了两天他又打电话来，说他们晚上到厂来商量李医生的事。我同意。吃了晚饭后，我就到厂里等他们。他们来了3个人，我把他们请到小会议室，厂里也有几个人参加。他们说李医生找了他们说，想提高自己的知识，私自考上了中医学院。我们认为她要求提高自己，艰苦自学，是好事。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她家的生活也困难，希望厂里不要停发她的工资。我说，李医生在厂里工作不错，要求进步，提高自己是对的。但我们厂是个企业单位，规定是个老规定，人人都知道，私自不上班就是自动离职。如果不执行这个规定，会起连锁反应。所以很难办。我的意见，中医学院是个大单位，李医生又在此学习，把她的关系转过去，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行，再一个办法，你们动员李医生回厂上班，工作一段时间，想学习去写个报告，经厂里批准后再去。第一个意见他们说难办，第二个意见他们没有表态，商量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商量出统一的意见。就散会了。过了两天焦林义（当时省委书记）同志的秘书打电话来厂问李医生学习的事，我接了电话，把李医生私自离厂去学习的情况和厂里的规定讲了一下。他没有表态，把电话就挂了。以后再也没有打电话来。中医学院也没有来电话和人。事情如何解决的不知道了。
第二件事是计划生育的事。当时对计划生育上级抓得很紧，要求很严。没有准生证私自生育的要开除公职，是党员要开除党籍，所在单位不能评优，其领导进行处分。由于上级领导单位和社区两边抓。在这种情况下，厂里一个科级干部，一个工人都怀了二胎。马上派人分别找其做工作，都讲不通，坚持要生。我和组织科长两人，晚上到科级干部家做工作，左讲右劝，做不通，尤其是她丈夫更坚决。我们出来后，她丈夫同别人说，若不看他们是厂的领导就叫他们两个山字相搭“出去”。这如何搞呢？组织科、宣传科、工会的领导同志一起做这个科级干部的工作，讲形势、讲意义，讲影响，劝说叫她不要生，她一句话也不说。不说话就是没有解决问题，会后，又找她关系好的人，去做她的工作。开了3次会，加要好的人做工作。最后同意不生了。马上派人把她送到医院做了人流，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工人的问题没有解决，我叫工会抓紧做工作，可以在工作时间，找其谈话。经过做工作，思想松动了点，探家回来，又反复了，可能是她的丈夫坚持要生。工作没有做好，第二胎生了。等她产假后，厂开会讨论决定按规定开除公职。本人没有找厂说什么，但她的丈夫找到我家，没吵没闹，说好话，要求不要开除他爱人。我对他作了耐心的说明，政府的政策，厂里的规定和对全厂的影响，并做了很多的工作，你们不配合，还是生了。问题发生了，只能接受处理，正确对待。以后接连来过几次，每来一次，我就同他耐心讲明原因。以后再没有来。其妻是厂里的老工人，工作不错，被开除后经常来厂看看。厂商量经车间同意，接受她在车间当临时工，搞了一段时间，自己离开了。
第三件事，三车间粮票被盗。一天车间来人报告，车间1600斤粮票被人偷走了。于是，在车间召开职工大会，发动群众破案，希望大家注意，观查了解蛛丝马迹，帮助破案。会后研究决定，厂保卫科全力以赴，局保卫科进行协助指导破案。经过几天的摸底、调查，保卫科汇报，锁定车间主任做案的可能最大，因为他的办公桌与会计的办公桌靠着，两人对面办公，上边送粮票来他知道，会计把粮票放在抽屈里，他看到了。那天下午下班他走得最晚，而出厂后，又返回车间，有做案的时间。保卫科找他谈话，他不承认偷粮票。保卫科叫厂的领导都要与其谈话做工作。我和他谈了1个多小时，分别向他问这几件事，他说下班晚是车间有事，没有办完走得晚了些。出了厂又忘了拿雨衣，又返回来拿雨衣。我认为他说的情况也合情合理，不能证明粮票是他偷的。我说，你是车间主任，车间出了这样问题，你也有一定责任，要协助保卫科破案。我认为重点在车间内，因为上边送来粮票，粮票放在什么地方，车间内的人先知道，外边的不易这样快就知道。你在车间工作，情况熟悉，你好好想想哪些人有做案的可疑性，争取较快破案。
每个厂领导都和车间主任谈了话，情况基本一样。保卫科开会研究，我说，厂的领导同志都与他谈了话，情况基本一样。他没承认拿粮票，据现在掌握的情况看，没有证据证明粮票是他偷的，还要想办法找证据。保卫科工作几天后，说在车间主任的纸篓里，找到一个起子，这个起子是主任用的。送公安厅技术部门检验，与抽屉上撬印相吻合，这倒是个证据。保卫科通知，郑副局长、局保卫科及厂的领导在厂外宾室开会，到会的有10多个人，保卫科首先介绍情况，提出处理意见。经大家讨论，都同意保卫科的意见。我没有发言，心想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证据一定要确凿，公安厅的技术鉴定我们都没看到。我叫保卫科同志把那个起子和抽屉拿来看看。我一看，抽屉上撬印不是起子留下的撬印，起子撬印是钝形，抽屉上的撬印是刀形。我拿着起子，在抽屉另一处试撬，根本撬不出抽屉留下的印。我说刚才我没有发言，现在我不同意结案处理，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大家坐了一会，就散会了。没有宣布对车间主任的处理意见，仍然在工作。以后保卫科可能没有找到什么证据，也没有来汇报。过了一段时间，派出所的1个人来厂说，他们抓到一个偷东西的，是三车间的。经审问，他说曾在三车间偷过粮票，经对时间、地点、数量的核对，三车间的粮票就是他偷的。案子带终于水落石出，避免了一桩冤假错案。我在新华印刷一厂，工作了5年，认为厂的领导班子是团结奋进的，广大职工是积极的，热爱厂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5年中修建了5栋宿舍楼，1栋招待所，两栋生产车间加层，基本上解决了职工住房困难和生产中的问题。每年的生产指标都超额完成。1985年，我已60岁了，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工作岗位。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了42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区建设、土改工作。做过农村工作、机关工作和工厂工作都没有辜负党的教导。
离休后，生活上领导关照很好，我衷心感谢党和人民政府。
还有一件自己经历的事忘掉了，现补写一下。
我第二次调回工厂后，大概是1976年，厂内有几十个老职工的子女，中学毕业了，按当时的国家政策要上山下乡插队，安家落户，劳动锻炼。开始时，有些知青下到农村，1个人又生活又劳动，很困难。尤其是女孩子，问题更多，父母担心不想去，工作很难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单位，自己在农村搞点地，建立自己的知青劳动点，老厂是这样搞的，我们向老厂学习。找了几个同志，去农村选点，有的同志在绥宁县搞过招工，对绥宁县的情况较熟悉，他们到了绥宁县。了解到县机关有个知青点，距县不很远，有几十个县里的知青在此劳动锻炼，县派了1个中年男同志在此负责管理。厂里的同志与县里商量，县里同意厂里的知青到那里劳动锻炼。他们回厂后，汇报这个情况，厂里认为这个地方可以。就组织几个人，内有知青家属，一起开车去看地方，到了目的地，在那里走了走，看了看。面积不小，多是旱土，水田很少，树多，长得不错，可以植经济林。厂投点资，搞基建是可以的。知青家属同意，就定此处为厂的知青劳动锻炼点。回厂后，召开知青和知青家长会，介绍了情况，谈了厂的意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厂部派了1个车间党支部书记带队，开车把他们送到知青点。每隔一段时间，厂里派人带着放机去看望，放电影。有一次我去了，与支部书记了解情况，都很好，晚上看电影。第二天回厂，天下小雨，我坐在车前头，快到隆回县城了，在邵阳师专的门口与开来的大货车相撞，我的头冲破挡风玻璃出了车。碎玻璃把脸割破了好几处，血流满面，送到师专医务部向医生帮我清洗后，缝了8、9针，经检查为轻度脑震荡。回厂休息了3天就上班工作了。事后近1年，手和嘴唇还是麻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