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抗战中，我和陈怀玉（张庆林）同志在一起共同战斗了七年。
他工作的沛滕边中心县为鲁南地区，我工作的沛铜萧边中心县归湖西地区。但我们在工作中不分彼此，共同战斗。1943年下半年，顽军冯子固、耿继勋、黄体润等，把沛铜萧三个县全部占领，我们撤到微山湖里，和沛滕边中心县张庆林同志一起，与敌伪顽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在中央发出反顽斗争指示后，我们俩带领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帮助下，打到湖西，解放了沛铜萧边县。我们回到湖西后，仍和张庆林保持密切联系，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张庆林调到鲁南二地委工作，归华东战略区，我们划到冀鲁豫边区后，我俩才完全分开。
一起战斗在部队
抗日战争开始，我就和陈怀玉同志战斗在一起。
1938年5月，成立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委，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大队，1000多人，在萧县黄庙战斗的影响下，接二连三又打了好几次胜仗，使各县武装发展很快。湖西义勇队发展到30多个大队5000多人，成为湖西抗战初期坚持抗日的主要武装力量。
1938年9月，湖西特委决定，湖西抗日义勇队，联合丰沛等县的国民党游击队，攻打丰县的汉奸王献臣。我带领宿县3个游击大队，陈怀玉带领萧县3个大队，到丰县参加战斗。陈怀玉是支队政训员，到各连队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一仗打好长时间没打好，只消灭王献臣的一部分人。到12月底，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来了，才将其2000多人全部消灭，还把藉兴科3000多人消灭了一部分。这时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空前提高，党、政、军、民的情绪非常高涨，到处传说湖西“神兵天降”。
为了扩大苏鲁豫支队，湖西特委决定：宿县和萧县6个大队升级，经过整编，我们被编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李贞乾任大队长，郭影秋任政委。我和陈怀玉到连队任指导员。
为了把藉兴科争取过来参加抗日，抽调陈怀玉和其他了解藉兴科的人先后派去做藉的工作，最后由郭影秋出面和藉兴科谈判。1939年2月，藉兴科带领2000人起义，他不愿打乱他的人马，保持原编制，被编入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藉兴科任大队长，何玉祥任副大队长，郭影秋任政委。藉兴科同意要政治工作人员，但不能多去，郭影秋只带七八个人进入藉部。被带去的人有陈怀玉、王香圃、汪怀九（李忠）、李森、邵泽远和一个组织干事，一个青年干事。陈怀玉是党委委员，他和何玉祥两人具体负责做藉兴科的思想工作，兼八连指导员，我在七连任指导员。藉兴科的队伍非常复杂，开始进来还好一点，不久各种毛病都暴露出来。有的晚上聚集在一起喝酒，有的互相不服气打架，有的到集上拿老百姓的东西吃，有的还向群众要东西，个别的还吃毒品，在陇海路北活动时，离家很近有的人吃不了苦就偷跑回家。在这样的队伍里，我们几个人工作难度很大。我们主要依靠加强正面教育，向他们讲解爱国爱民的互相关系，讲抗日的道理，说明只有军民团结起来，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寸步难行。还向他们进行纪律教育，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要求他们自觉遵守。
我和陈怀玉从关心爱护他们人手，对个别犯有错误的人，我们体贴他，有空就找他们谈话，说明有些错误不能完全怨他们，是在旧军队养成的孬习惯，相信他们在八路军内，会很快改过来的。还找积极分子经常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生活有困难、身体不好、有病的人，我们具体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行军走不动时，帮助他们背背包扛枪，鼓励他们勇敢前进。有病行动不便的，找马给他们骑，给他们做病号饭吃，经常安慰他们。我们的实际行动，使这些战士体会到，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人和人的关系和一家人一样。
我们非常注意培养积极分子，有许多积极分子也跟着我们学做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做什么，他们也模仿着干。经过几次战斗的考验，在表现突出的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苏支驻在鱼台县谷亭时，敌人进攻我们，我和陈怀玉带领新战士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后，奉命撤到丰县沙庄一带。这一仗苏支打死打伤敌人二三百人，我军伤亡100多人。
苏支独立大队和一、二、三、四大队转移到陇海路南宿县，攻打费家寨的汉奸，日本鬼子来增援包围我们，在突围中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撤出后进行整顿，总结经验教训后，又攻打费家寨，把汉奸费宏科包围起来，最后迫使费宏科投降。
我们转移到徐州市以南，萧县东边，津浦路两侧活动，开展新区工作时，和国民党李明扬的部队，石友三的部队分别打了一仗。
我们住在黄山峪温山村一带时，和敌人打了一仗，日本鬼子七路包围我们，打了一整天炮，也未突破我们的阵地，当天晚上我们突出重围，到保安山时，敌人来追赶，又和敌人打了一仗后，我们才安全转移出去。这次战役中打死一些敌人，我们伤亡很少，何玉祥的侄子在这次突围中牺牲了，何玉祥表现很坚强，听到侄子牺牲后，更增加消灭敌人的决心。他动员战士说：“我们要为自己的战友亲人报仇，要革命就不能怕流血牺牲，只有和敌人玩真的，和敌人枪刀相拼，消灭敌人，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最后胜利。”
这支队伍的改造，主要依靠何玉祥做藉兴科的工作，何玉祥和陈怀玉的关系很好，他很听陈怀玉的话。郭影秋在和藉兴科配合中碰到重大问题时，都找陈怀玉和何玉祥商量好，由何玉祥做藉兴科的工作。
在陇海铁路南休整一段时间后，又进行整编，独立大队充实一些人员后，改为一二五师三大队，耿蕴斋任大队长，藉兴科任副大队长，何玉祥任副大队长兼一营营长，郭影秋任政委，邱子明任政治部主任。我在一营十一连任指导员，陈怀玉在十二连任指导员。
一起战斗在微山湖
1939年8月，湖西地区发生“肃托”事件，罗荣桓到湖西解决这一事件后，组织上发电报叫我和陈怀玉速返湖西。湖西领导给我们谈话说：“抽调你俩回来到地方上工作。陈怀玉同志分配到最困难的鱼台县，该县是“肃托”时受害最重的县，党、政、军、群组织从县到村都垮了。陈怀玉去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去整顿恢复各级组织工作。王春圃到单县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到湖西地委开会时，我们都在一起汇报工作。鱼台县经过一个冬春的整顿，各级党、政、群组织基本上都恢复起来了，县、区武装发展到1700人，占全区首位，受到湖西地区的表扬。5月份，苏支南下，把鱼台县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二三大队全部升级带走。这时敌伪顽联合起来向鱼台进攻，把鱼台县几乎全部占领，鱼台县机关撤到单东活动。不久，陈怀玉带领全县干部，化装打回本县，搞敌后隐蔽的武装斗争。县政府后方人员留在单县十字河一带活动，陈怀玉同志的家属刘允菊和女儿安排在单县皇亲府和刘集一带，一切费用由单县负责。我经常到皇亲府田玉伯家去看望刘允菊和孩子，给他们送粮送款。刘允菊住的家，就是鱼台县机关的联系点，陈怀玉同志每次从敌后回来，刘允菊就给我送信，我俩就一块交流工作情况和经验。
1942年春，敌人大扫荡，沛滕边中心县委书记王洪磊同志牺牲，全县的组织垮了，沛铜萧边中心县党的组织也受到一些损失，更严重的是，华中、山东通往延安的交通孔道中断了。地委组织部长陈璞如同志找我和陈怀玉谈话说：p地委原计划派其他人去，后考虑你们两人有地下斗争的经验，有在部队作战的经验，这次任务又紧急，有领导同志急着回延安，必须从这里通过。所以最后决定把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两人去完成。陈怀玉同志去沛滕边中心县委任书记，王香圃去沛铜萧边中心县委任书记。你们要在两三个月内，把交通纲点建立起来，把华中山东通往延安的交通孔道打通。”为了做好隐蔽工作，陈怀玉改名张庆林，我改名李广德，我们两人一同前往斗争岗位，一个在湖东，一个在湖西，并肩作战。
张庆林同志到了沛滕边中心县，和张新华一起，首先找到还在县里坚持工作的几个同志，然后把躲藏起来的同志一个一个地找出来。建立县委后，逐步恢复各区的组织。我们两个兄弟县密切配合，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把交通线恢复起来了。
1942年7月初，我在王堂村检查秘密交通站工作时，张庆林从大捐坐船来找我。他兴奋地说：“胡服（刘少奇的化名）同志已从苏北盐城来到山东，上级首长要我们两个县共同做好护送工作。”我们两人一起研究护送人员的人选。张庆林说：“武装护送由湖上游击队张新华同志负责。为了预防万一，请爱国人士张天刍协助。”张天刍是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的学生，那时他就支持共产党，战前在济宁和湖西的中学教书，湖西国民党内，有些是他的同学和学生。他在丰沛两县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有关系，他非常拥护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有他参加护送，如碰到国民党的人，由他出面应付。我确定叫专跑湖西交通线的鹿长河参加护送。
刘少奇同志来到微山湖东岸，张新华率领湖上游击队将他接到船上j转移隐蔽在大捐附近的芦荡中。
第二天，我和张庆林同志代表两个县地方党委，一同乘舟去见刘少奇同志，我们汇报了微湖两岸的形势和恢复交通线的情况。刘少奇笑着说：“你们干得很好。今后要更广泛地发动渔民群众，根据他们流动性大的特点，把他们组织起来，湖上有几千只船，几千支鸭枪，这就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游击队，要利用微山湖的有利条件，用分散集中、集中分散的战术，和敌人搞隐蔽的武装斗争。切莫硬打硬拼，否则会吃亏。”又说：“对敌顽占区的农民，有条件的地方也可搞秘密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改善农民的生活，以便支持抗日。”我们胜利完成了护送任务后，受到上级党和军区的表扬。
我和张庆林都以微山湖里为根据地。在环境紧张时，我们都隐蔽到湖里的小船上，经常吃饭睡觉在一起，共同研究微湖东西两岸的工作，互相配合，开展对敌斗争。在微山湖工作非常艰苦，夏天，蚊子又多又大，每天都被咬几十口，不敢用手抓，抓破容易感染成疮。我们用野草擦能止点痒。冬天，有一次下大雪，天气很冷，走路喘出的气，把胡子眉毛和头发都结成冰霜。我们休息时，互相一看都笑了。张庆林开玩笑说：“你看咱们叫敌人搞的，都变成冰雪老翁了，不用化装连自己的人也不敢认识我们了。’
1943年初，上级党根据工作的需要，把我们两个县划分成两个地区。张庆林负责微山湖里和湖东岸几个县，我负责湖西岸几个县。我们两人共同侦察研究，根据工作的需要，确定两个地区的边界线。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都未绝对分开。
1943年6月，蒋介石调大批的部队包围炮击陕甘宁边区，命令国民党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人鲁，想建立巩固的反共前线阵地。李仙洲打着共同抗日的旗号，从微山湖路过到鲁南地区。为了搞统一战线，开始我们还组织老百姓欢迎他来抗日。后来湖西区顽军九十二军两个团及沛丰两个县土顽3000多人，把沛铜萧边中心县全部占领后，又向丰县十一团进攻。
沛铜萧边中心县和管辖的几个县，全部撤到微山湖里。我又和张庆林一起搞隐蔽的武装斗争。沛滕边中心县委对全县群众发动得很好，对湖西来的同志，和自己县的人一样对待，吃、穿、用都及时供应，湖里渔民积极支持掩护我们，湖东岸各村群众，大部分是抗日家属，就是据点跟前，也有我们的抗日家属。他们不光热情接待我们，碰到敌情，不分男女老少都能主动上前掩护我们。他们对伪军工作也做得很好。如沛铜萧边中心县府财粮科长邵泽远和王家襄到夏镇了解情况，回来前，王家襄要去澡塘洗澡，邵泽远约定在三孔桥闰大娘家等他，大娘安排邵休息，叫一个小孩到街上放哨，不多会，小孩回来告诉说日本鬼子过来了，闫大娘开了后门，叫邵向湖里跑，邵泽远回去后，各处打听，都没见王家襄回来，后来才知道叫敌人捕去。沛滕边中心县委通过敌工工作，想法营救王家襄，王家襄在给敌人抬东西时，拿敌人一枝枪，在伪军掩护下跑回来了。时间长了，两个县的干部战士，不论在敌人据点附近，还是在庙会集市上，都和敌人混在一起，没有感到不安全。我的家属和张庆林的家属也来到湖里，经常住在一起，在湖里船上和湖边村里都生活在一起，帮助我们搞一些革命活动。
撤出湖西时间长了，沛铜萧中心县也组织人化装打入敌后，搞隐蔽的地下活动。县财粮科长邵泽远同志带领武工队到沛县搞粮搞款，供应在湖里的县机关用。
张庆林同志介绍萧北县委书记李干同志到萧北西部黄口火车站开展工作，他带着妻子孟素贤，先在黄口北十里路胡寨村当私立小学教师，住在地下党员许传祥家中。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来找李干同志请示汇报工作的人很多，怕暴露又转移到黄口东刘旦村。张庆林告诉李干同志，刘旦村离他父亲新安的家只有七八里路，有什么事可以找他父母。李干全家到了刘旦村，住两面政权伪保长刘玉洁家。刘玉}吉是地下党员，帮助建了个小酒铺，是合伙办的。李干拿张庆林写的信，向老人要了一部分钱，入股做小生意作为掩护。我们派沛县丁六村的丁培明和丁汉真两人经常到刘旦找李干同志联系工作。
1943年下半年，微山湖周围六个县的顽军，联合起来清剿微IJj湖。在中央军委发出反顽斗争的指示下，我和张庆林共同商量决定，由张庆林带领湖上游击队和县区武装，我带领湖西武装，在湖里和顽军打了3天3夜。在翁楼我们消灭了耿继勋（外号耿聋子）领导下的刘爱勋团，在湖边消灭了丛维三的部队。
张庆林带领湖东部队攻打滕县顽军陈大头，我带领湖西部队攻打丰县的黄体润，我俩分开活动，到湖里碰头，保持联系，互通情报。
铜北的耿龚子和沛县的冯子固联合扫荡微山湖西岸。我和张庆林带领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到沛县攻打冯子固，到铜北县攻打耿聋子，一直打到萧北，使湖西岸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我军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反顽斗争的任务。
沉着、机智、勇敢
我俩到湖西地委开会时，都是一块去，一块回来。1943年，我们一同去湖西地委开会，化装成粮食贩子，张庆林推车，我拉车。他化装的特别像，上身穿着旧马甲（背心），下身穿个破裤子，头上戴着用麻和麻绳编制的汗流子，系在额头上，免得汗水流到眼里影响赶路。他身体壮有力气，又会推小木车，走起路来小车叫的吱吱响。他乌黑的脸上、背上和胸前流满了汗水，真像一个出大力的老百姓，谁也看不出我们是八路军的领导干部。
张庆林和我走到沛丰两个县交界处的一个村头上，突然碰到一群日本鬼子，张庆林很沉着地放下车子，叫我在车跟前看着粮食。他就向敌人面前走去，用简单的日本话，还用手比划着向敌人说：“我们是良民大大的有，是贩粮混饭吃的。”他还很自然地向日本鬼子要烟把吃。我当时对他这种做法很不满意，等他回来坐在车子跟前吸烟时，我批评他说：“咱们躲都躲不开呢！你还跑到日本鬼子跟前，找敌人啦呱要烟吸，不是自找麻烦吗？”张庆林说：“敌人已经看到我们了，我们如果吓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就会更引起敌人对我们的怀疑，躲不好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麻烦。我向前去大胆地接近敌人，就能免得敌人对我们的怀疑。我们能在这里坐一会吸烟，不怕他们，他们就更相信我们是他管辖区的良民。”听了他这番话，我从不满意转而佩服他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和胆量。我俩在敌人附近休息一会，推拉着小独轮车继续向前走，一边走一边啦呱。我说：“我真想不到你张庆林还会说几句东洋鬼子的话哩。”张庆林说：“日本鬼子过来包围徐州时，我们带领黄口车站的游击队，向外撤出时，被日军大批人马赶上，我们当时把枪藏到井里，宣布解散回家，等敌军过去后再通知集合。我跟逃难的老百姓向家走时，被日本鬼子抓去给他扛东西，一块走了一天，就注意听了一些日本话，晚上偷跑回了家。我们村后一里路陇海铁路上黄庙，安了据点，日本鬼子不断到我们村要东西，我跟经常和日本鬼子打交道的人，学了一些简单的日本话，今天就用上了。”到地委开会时，我把路上碰到日本鬼子时，张庆林主动和敌人打交道的情形向大家说了一遍。同志们也都很佩服张庆林的沉着、机智、勇敢。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我俩就分开了。到淮海战役时，张庆林同志在华东支前司令部工作，他开辆汽车到湖西地委来摧支援前线的民工、担架和粮草，我当时是地委副书记，我俩又见面了，我问他：“你张庆林几年不见又学洋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开汽车的？”他告诉我说：“还是战前失掉党的组织关系，我到上海去找组织时，给美国石油公司的工程师家中打杂工，他要我教他学中国话，他教我学开汽车。我给他刷洗汽车，帮他修理汽车时学会的，现在支前就有用了。”他当时任务很急，吃完饭就走了。
全国解放后，他来山东济南时，不先到他女儿家，先找到我家，我俩还和在微山湖里一样，把老婆子赶到别屋睡，我俩一个被窝，畅谈一夜还没说够，第二天才到他女儿家。他比我年龄小，体质又好，战前他在上海码头工委任书记时扛大包，抗战时在山东推小车，心胸又开阔，真没想到，他竟会先见马克思去了。
现在每逢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和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回忆我和张庆林同志在一起的年月，亲如手足，我俩都是二十年代入党，都坐过国民的监狱，在反帝反封建中都是急先锋。我俩在一块闹革命的故事多着哩，一时说也说不完。我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搬到山东省委一宿舍，和张庆林的大女儿张建华住在一个宿舍，我看到建华就想起张庆林，心中非常难过。
1985年12月4日（李广德：山东省纪委副省级离休老干部）
